那个深夜，年轻人在纸上使劲儿刻画着这样的词语：发狂、成疯、相思……
本来“4·29”空战那天，陈怀民并不在班上，只是因为有个飞行员刚好要结婚，就向陈怀民提出能否顶一下班，虽然明知此次空战很危险，陈怀民还是毫不犹豫地答应下来。
就在空战发生的前一天晚上，陈怀民似乎有了一种不好的预感，他在日记中提到了：
“死”——如果真的出现那种事情，你们不要悲伤，也不要难过，我为国家而死，死得有价值。
4月29日，木更津航空队因为急于要去武汉进行轰炸，所以开始冲得很猛，战况比后来遭遇苏联空军伏击时还要激烈和残酷得多。
陈怀民的“燕子”很快就中弹起火了，他本来可以跳伞逃生，却选择了向对手直撞过去，两机同归于尽。
一部青春日记，才刚开了个头，就结束了。
我去南京，在一位朋友的陪同下专程踏访了航空烈士陵园。
即使是南京本地人，知道那个地方的人也很少，所以它虽在紫金山风景区内，却几乎就是一个冷清所在。
陵园里整整齐齐地排列着很多衣冠冢，看上去，这些逝去的飞行英雄们似乎仍然在准备整队出发。
我们俯下身子，寻找着那些熟悉的名字，就像在探访一个个师友故旧：高志航、刘粹刚……
终于看到了他，陈怀民，那个追风的阳光少年，那个勇敢的阳光少年，那个始终眷恋着青春和爱情的阳光少年。
耳边忽然响起了一首忧伤而美丽的曲调——
我有两次生命，一次是出生，一次是遇见你。
我爱这世界，因为，我爱你。
这首曲调的名字，就叫：墓志铭。
外籍军团
两次武汉大空战，使中国空军失去了最后一批优秀飞行员。
空军不是陆军，每个飞行员都需要穷数年之功才能培养出来，不是谁戴上一副头盔就能坐进驾驶舱的。
宋美龄把陈纳德喊过去，指着桌上一堆信件让航空顾问看。
那都是一封封寄自国外的请战书，写信者来自五湖四海，各个国家的都有，而在信中他们也无一例外地表示，愿意为中国而战。
陈纳德马上明白了宋美龄的意思，实际上就是希望他从中组织出一个外籍空军兵团，以弥补国内飞行员之缺。
雇佣洋枪队来帮我们打仗，这无疑是个好主意，可是陈纳德却对此大泼冷水。
美国人对这些主动推销自己的冒险家的底细再清楚不过，他们都是看着钱的面子上来碰运气的，要想从中挑选出真正优秀的飞行员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
但是宋美龄那无奈的眼神也告诉陈纳德，到了这一步，只能姑且一试。
陈纳德决定亲自把关。
来应聘的各国志愿者果然是鱼龙混杂，什么鸟都有。最让陈纳德吃惊的是一个胡子拉碴的小伙子，按照他提供的飞行日志，此君已经飞了一万二千小时。
陈纳德本人有二十年高强度飞行的经历，可他的飞行时间全部加起来，也不过才一万小时。
这洋小伙不但履历惊人，志向和抱负听起来也十分远大：我要去轰炸东京！
陈纳德什么也没说，直接把他带到了飞机旁边。后者马上慌了，吞吞吐吐地告诉陈纳德，说他走的是野路子，属于民间高手，在正式考核上从没有通过考核。
陈纳德笑了笑：“你错了，我没必要考核你的飞行技术，你能一个人把飞机开上天就可以。”
年轻人脸色变得苍白，只得老实承认自己从没有开过任何飞机。
对于牛皮吹到豁边的人，的确用不着什么太复杂的检验手段，基本的ABC，就能让他们原形毕露。
经过陈纳德的逐一甄别，汰劣留良，终于将挑选出的相对优秀者组织起来，成立了“国际飞行中队”。
能留在“国际飞行中队”的成员个个经历丰富，有人还曾经参加过西班牙内战，同德国和意大利军队打过仗。在空中，他们确实要比残余的中国空军飞行员强得多，部队组建后，也圆满完成了包括轰炸日军铁路枢纽和桥梁等任务。
宋美龄和陈纳德似乎可以松口气了，谁也不会想到还会再出问题，这个问题不是出在空中，而是来自地面。
陈纳德拟订了一项秘密作战计划，准备派“国际飞行中队”第二天凌晨去轰炸驻济南的日军指挥部。
可是当天下午，日机突然来袭，几秒钟内，跑道上准备好的所有轰炸机全部被毁，留下的只有烟火、尘埃和残骸。
执行轰炸任务的中国飞机
日机不会无缘无故发动偷袭，一定是有人走漏了风声。陈纳德立刻着手进行调查，调查的结果让他大吃一惊。
“国际飞行中队”的流浪汉们原先都是全世界跑江湖的，他们为钱受雇，也就为钱打仗，根本就不接受什么纪律约束。没有作战任务时，这帮人就跑到武汉闹市区去泡吧，泡着泡着便胡说八道，能说的说，不能说的也一个字不漏地说给人听。
在那些地方，有的是日本间谍和汉奸，这使得中国空军几无秘密可言。
维持“国际飞行中队”需要花很多钱，无意中却成了军事情报的泄露和扩散地，并且造成了如此惨重的损失，这是连宋美龄也无法接受的，但由于受到合约限制，起码在合约期内，你是不能轻易辞退这些外籍飞行员的，否则光违约金就是一个天文数字。
显然，“国际飞行中队”的存在，已经成了一块鸡肋。
神鹰部队
早在制订国防计划时，中国统帅部就有空袭日本一项，但空袭日本不是随口说说，特别是自退守武汉后，不仅中国的空军基地离日本越来越远，能承担这种远程作战任务的优秀飞行员也早就牺牲得差不多了。
“国际飞行中队”里倒是有合适人选，但是对方狮子大开口，一出价就是十万美元。
蒋介石得知后立刻予以拒绝，不是说凑不出这笔钱，而是事情太过窝囊：明明自己雇用的外籍员工，干点活还得付天价薪酬，这算是哪一出啊。
就在不知如何是好时，突然有人主动站出来，大声说道：我去！
此人身份非常特殊，因为他并不是现役空军。
徐焕升，上海崇明县人。他的早期经历跟刘粹刚颇有类似之处，即先考入黄埔军校，后在中央航校受训，因此身上既有黄埔的那种铁血精神，同时又具备飞行员特有的贵族气质。
从中央航校毕业后，徐焕升奉派出国，分别在德国航空学校、意大利空军专科学校深造达六年之久。这样复杂的求学生涯，当然不是为当普通飞行员而准备的。在此之前，徐焕升主要担任蒋介石专机的驾驶员。
能给蒋介石开飞机，光凭这一点，飞行技术就差不了，但军用毕竟不等于民用，能开专机也不等于就能开远程轰炸机。
包括那些正规的中国空军飞行员在内，一开始大多瞧不起徐焕升，甚至还有人暗中给徐焕升起了个绰号：运输机驾驶员。
开“运输机”的偏要开轰炸机，这不是一时冲动又是什么。老兄，你这样做是必然会失败的，到最后不要连专机驾驶员这个饭碗也保不住哦。
徐焕升很快用自己的行动解答了人们的疑问。
要远征日本本土，一般的轰炸机还不行，非得远程轰炸机才能胜任。中国空军里符合这一要求的只有美制马丁轰炸机，这种飞机原先共有九架，五架已经在空战中毁损，还剩四架，但是如今都掌握在“国际飞行中队”手里。
同样是受到合约限制，要想让“国际飞行中队”马上把飞机交出来也颇有难度，而且徐焕升需要得到的，不仅是飞机，还有马丁轰炸机的相关资料，因为在中国空军里面，现在已没有其他人熟悉这些了。
陈纳德决定派徐焕升出马，与这些老外飞行员进行接触。对方只知道徐焕升是给蒋介石开飞机的，而这位“天子御驾”平时又是一袭长袍，酷似一个文质彬彬的书生，怎么着都不会让人感到威胁，所以徐焕升很快就取得了他们的信任。
在拿到马丁轰炸机的资料后，中国空军拉响了一次空袭警报，并通知“国际飞行中队”的飞行员们迅速离开飞机。等他们一走，徐焕升马上让基地后勤人员把飞机上的油料全部卸除。
第二天，等老外们返回机场时，惊讶地发现，自己已被禁止接近飞机。徐焕升当场宣布，中国空军已成立了由他任队长的第十四队，代号“神鹰部队”，马丁轰炸机即日起将全部由神鹰部队接管。
直到此时，外籍飞行员才如梦初醒。气恼不已的老外们狂呼小叫，甚至揎拳舞袖，意欲大闹一番，徐焕升口头再怎么解释都没用，于是只好先行离开。
回去后，他便写了一封致全体外籍飞行员的公开信——
我所做的一切，都是奉命而行。作为我本人，其实对你们相当敬佩，感谢你们曾帮助我国抗战。关于今天的事，我希望你们不要轻易掏枪动粗，否则只会违背你们善良的美意。你们必须心平气和下来，因为你们在这里的任务已经结束了。
一封信，情真意切，义正词严，外籍飞行员见难以挽回，也只得作罢，一件本来最难搞定的事终于得以解决。
风行异域
神鹰部队成立了，接下来就是要完备细节。
按照原来的行动方案，神鹰部队将从武汉起飞，到宁波基地加油，然后轰炸日本八幡市——该市在日本中部，离东京也相对近一些，但是徐焕升亲自试飞并测算后，却认为不现实。
中间穿飞行服的皆为“神鹰部队”成员（右三为队长徐焕升）
马丁轰炸机的最大航程为九百公里，但从宁波到八幡接近二千公里，就算是把最大航程扩展一倍，也超出了马丁的能力范围。
在徐焕升的建议下，目标改为九州岛的长崎、福冈和北九州，那里离中国大陆最近，宁波到长崎的航程仅在一千多公里左右。
可是从一千公里到九百公里，这中间不还是存在差距吗？而且徐焕升还考虑到，返航时极可能遭到日机追击，到时不是在宁波沿海，而是得到南昌等机场去加油，这样又得预估几百公里航程进去。
如此一讲，似乎空袭日本的计划又成了不可能。
徐焕升告诉大家：我有一个办法。
我们这几架马丁本来就带不了几颗炸弹，倒不如将原有炸弹仓改装为一个大型油箱，这样航程问题就能迎刃而解。
众人都认为这个办法不错。可是那样的话，你飞到人家上空去干什么，难道就兜一圈再跑回来？
徐焕升说，我们去发传单！
炸弹少起不到效果，传单多，撒出去的话，作用更大，并且可以借此告诉世界，我们是在从事“人道远征”，目的不在轰炸日本领土，而是为了告诉一般的日本人：“中国事变”远没有结束！
事实证明，徐焕升确实是空袭日本的最佳人选。
在此之前，谁也没有越洋长途飞行的经验，但徐焕升早在德国留学时便接受过严格的长途飞行训练，他知道对于这种长途飞行而言，无线电通信是非常重要的，因此专门集中一批电讯技术人员，设计出一套地空连锁电台网，而正是这套电台网，使神鹰部队在执行任务时又多出了“神耳”和“神嘴”。
经过近两个月的准备，神鹰部队即将出发，但是他们仍然面临着一个难以克服的困难：远征日本，风轻月夜是最合适的，然而由于正值梅雨季节，这样的好天气一直都等不到。
徐焕升决定不再等待。
5月19日，他亲率两架马丁轰炸机东征日本。其中有很长一段航程，由于不见月光，两架飞机完全是在黑暗中摸索着飞行的。
由于神鹰部队行动突然，日本人毫无戒备，当开始散发传单时，长崎全城竟然灯火通明，正好给撒传单照明。直到进入福冈以后，对方才发现上空的异常情况，并实行了灯光管制。
徐焕升遇到的最大险情，不是日机和防空炮弹，而是一包传单！
机组成员在搬运装传单的麻袋时，有一包滚到了徐焕升的驾驶舱里，正好卡在操纵杆和地板之间，马丁轰炸机由此一个劲儿往下俯冲，差点失去控制。千钧一发之际，徐焕升表现得十分镇定，他一边移开麻袋，一边抓紧操纵杆，终于重新控制住了飞机。
在完成任务返航时，他又发现有日机试图拦截，这让他意识到，日本航空队很可能会像自己原先推断的那样，对两架马丁轰炸机进行跟踪，并轰炸宁波机场。
徐焕升胜利归来
不能在宁波加油，徐焕升临时决定直飞南昌，在南昌加油后再继续西飞武汉。他的预测极其精准，当天宁波机场果然遭到轰炸，但日本人一无所获。
在这次“人道远征”的过程中，徐焕升率领的神鹰部队在日本上空盘旋达半个多小时，共撒下二百万份传单。这是日本有史以来第一次被外国飞机空袭，在此以前，日本人从来没有想到过他们这个四面临海的岛国也可能遭遇打击。
徐焕升的卓越表现，不仅得到了中国空军飞行员们的承认，他本人也因此备受陈纳德的尊重和欣赏，后曾出任中美联合航空队，即飞虎队的中方指挥官。
在二战结束前，美国《生活》杂志评选刊登了十二名二战飞行员照片，其中就有徐焕升，照片下特地注明：徐焕升是轰炸日本本土的第一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