蒙古的国书
北条时赖、长时、政村等人统治的20多年间，镰仓幕府达到了它的全盛期，得宗专制政权也逐渐稳固。不过武士们在掌握了政权以后，很快奢靡腐朽下去，大有向京都公卿们看齐的迹象。为此，北条时赖等幕府执权大力提倡勤劳节俭，据说时赖本人的日常起居就相当简单，即使住所残破了也只是略加修缮而已，筵席上每每用味甑汤替代酒水，《徒然草》中还记载着其母松下尼亲手为儿子修补破损的门幛的轶事。
然而盛极而衰，否极泰来，本是人世的常理。执权政治的种种危机暂时被压制下去，却最终通过“文永·弘安之役”沉渣泛起，来了一次总爆发。咱们先从文永三年（公元1266年）说起吧。当年六月，将军宗尊亲王不满执权北条氏的专断，遂与亲信武士们密谋发动政变，消息泄露后，连署北条时宗废黜了宗尊亲王，另迎其子惟康亲王就任征夷大将军。
为什么动手废立的是连署，而不是执权呢？这是因为北条时宗乃是时赖的嫡子，继承了得宗的地位，而长时、政村两代执权却并非一门家督。北条时赖出于健康原因，于30岁的盛年就退位隐居，把执权之位传给堂叔北条（赤桥）长时，仍在幕后操控一切。弘长三年（公元1263年）十一月，北条时赖去世，享年37岁，遗言让儿子时宗备位连署。次年（公元1264年）八月，执权长时也去世了，传位给他的堂叔北条政村，同时，年仅14岁的时宗正式就任连署。可以说，北条长时的时代，乃是北条时赖时代的延续，而北条政村的时代，却是北条时宗时代的开端。
当时北条执权如日中天，俨然日本唯一的统治者，经常有人跳过天皇、幕府将军称执权为“日本国王”，而执权们也都甘之如饴。就当这些北条氏的国王们还在考究傀儡将军问题的时候，隔海相望的中国大陆却已经出现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公元1260年三月，忽必烈在开平称蒙古大汗，九月击败政治对手阿里不哥于甘州，当年十二月，高丽王国向蒙古称臣。
八章元军来袭和幕府落日 忽必烈野心勃勃，不仅想南下灭亡早已残腐不堪的南宋王朝，还打算东渡大海，兼并日本。不过日本蕞尔小邦，僻在荒远，派兵攻打实在太不划算，忽必烈最初的心思，是想派遣一介使臣说服日本主动归降，如同高丽国故事。
这位蒙古使臣名叫黑的，不过他最初并没有真正到达日本。在进入高丽国以后，国王认为海上风浪极其危险，怎能让上邦使节受此颠簸？于是派起居舍人潘阜代替黑的前往。文永四年（公元1267年）九月，潘阜来到日本，呈递高丽国书。
自从白村江水战被唐朝打败以后，日本基本上就没有遭遇过来自外部的强大压力，一晃600多年过去了，朝野上下莫不以为世界只有日本和西方和平的大国中国，内部厮杀得再厉害，外界绝无纷争。所以日本朝廷在不明了大陆形势的情况下，迟迟未肯回书高丽。
于是黑的等不及了，于次年（公元1268年）元月亲自渡海来到太宰府，递上蒙古国书，并请尽快给予答复。当地的守护少贰资能急将国书送往镰仓，幕府接到一看，上写：“高丽，朕之东籓也。日本密迩高丽，开国以来，亦时通中国，至于朕躬，而无一乘之使以通和好。尚恐王国知之未审，故特遣使持书，布告朕志，冀自今以往，通问结好，以相亲睦。且圣人以四海为家，不相通好，岂一家之理哉？以至用兵，夫孰所好，王其图之。”虽然只写着“通好”，没写要日本臣服，但明确给出了“以至用兵”的威胁。幕府不敢擅专，立刻上奏朝廷。
日本和南宋的关系一直很好，双方通商往来频繁，日本本身金属缺乏，不铸铜钱，全靠从南宋进口。基于这种考量，日本又怎能向南宋的敌国蒙古低头呢？一时间朝议汹汹，全都认为不可，连回信都不肯写，就派兵“恭送”黑的离境。
不过既然蒙古人已经下了开战的威胁，日本当然不能不防备，于是幕府下令赞岐等国的御家人做好战斗准备。当年三月五日，北条政村自认为年老体衰，无法面对如此危局，干脆把执权之位让给了连署、年仅18岁的北条时宗。
是战是降，你总得给个答复吧，黑的两手空空，怎么回去向大汗忽必烈交代呀。于是文永六年（公元1269年）三月，黑的再次渡海来到日本最西北方的对马岛，要求获得返书，在迟迟得不到回复后，干脆大肆抢掠一番，然后才打道回国。蒙古人野蛮，高丽人还算文明，知道光靠武力解决不了问题，于是当年九月，高丽自己再派使者来到日本，送还了半年前抢走的两名对马岛民，并且呈递上蒙古中书省的最后通牒。
第二年，日本朝廷终于决定正式写下拒绝通好的国书，先拟定草稿送到镰仓，等执权北条时宗点头后，才派使者送往高丽。这种强硬的态度，终于激起了忽必烈武力征服日本的野心……
文永之役
公元1271年十一月，忽必烈正式称帝，建立大元帝国，一方面以摧枯拉朽之势攻打南宋，一方面也做好了渡海侵略日本的准备。到了文永十一年（公元1274年），忽必烈在朝鲜建立征东行省，征发高丽船工、民夫35万人，建造了900艘大战舰。当年十月，他以忻都为都元帅，洪荼丘、刘复亨为左右元帅，率领大军4万，从朝鲜的合浦出发，浩浩荡荡远征日本。
十月四日，元军在对马岛附近出现，守护代（守护的代理人）宗助国父子率80骑拦阻，诘问上陆理由，却被毫不留情地歼灭了。十五日，元军又占领了壹岐岛，守护代平经高以下百余人战死。二十日，4万元军在九州的博多登陆，日本幕府方面则聚集了少贰经资、大友赖泰、菊池武房、岛津久经、竹崎季长等九州诸国兵马，甚至寺院僧兵，总计102万人，前往迎战。
上午时分，在百海原地区，激烈的战斗打响了。日本骑马武士分别在家主的率领下，首先以许多个数百人的小队，向排列成密集方阵的元军步兵阵地展开突袭。面对蒙古人这种初起家时候的古老战法，元军摆开了各种火器应对，据日本方面记载，一种名叫“震天雷”的火药球不断在日军阵中爆炸，爆炸时发出如同百雷落地般的巨响，使日方的骑马武士惊恐得不知所措，烟雾中，铁屑、瓷片纷飞，给队形密集的日本武士集团造成了非常严重的杀伤。
双方的武器装备和战争技术实在相差太远了，600多年以来，大陆的武器配备已经从纯冷兵器进化到冷热兵器并用的阶段，战术也有了长足的进步，而日本方面几乎和白村江水战时候相差不远。仅以弓箭而论，元军使用的复合弓射程较远，射击周期也比较短，而日方的缠藤弓大多只是单体弓，射程近，过长的箭支也使射击周期延长，再加上元军的箭支上浸过毒药，日军中者无不肌肤糜烂。元军在作战时击鼓鸣金，日军的马匹受惊狂奔，无法控制。另外，习惯于“一骑打”战术的日本武士在和使用先进集团战术的元军进行短兵作战时，付出的损失更为巨大。
尽管在武器上日方要落后许多，但是为了保卫自己的家乡，他们表现了非常顽强的斗志。尤其是少贰经资、菊池武房、竹崎季长等人，率领手持薙刀、身披薄弱铠甲的骑马队，不断顽强地向元军阵地发动突击，使元军的远程武器失去作用。混战中，元军副元帅刘复亨中流箭落马，从而士气大衰，损失惨重的日军趁机撤退，凭借水城（白村江战后建筑的一座巨大水坝）重新布阵。元军害怕遭到日军的夜袭，不敢在陆地上扎营，退回船上进行休整。
不料当天夜间，海面上突然刮起了猛烈的台风，元军船只被倾覆200余艘，落水淹死者不可胜数。当二十一日晨光熹微之时，日军来到海岸边时，却发现海面上已看不见敌军，只剩下了一些破碎的木片。幕府的武士们不敢相信自己已经胜利了，直至抓到了元军的俘虏后才派遣快马进京报捷。此战元军战死、溺死大半，最后辗转回到大陆的只剩下135万人——史称“文永之役”。
朝廷得报后大喜若狂，龟山上皇巡回各大寺庙神社，到处做“异国降伏”的祈祷。然而年轻的北条时宗却并没有被胜利冲昏头脑，在冷静分析了形势以后，他认为元是大过日本百倍的大国，不会因一次战役遭受重大损失而停兵罢战。于是，他命令各国守护回国征发全国65岁以下的男子充当预备役士兵，各寺院的僧兵也被动员起来保卫国家，加强军备建设，并组织民夫修建环绕博多湾的坚固石堤。同时，他对各国武士也作出了细致的分工：四国、九州地方的武士在本地加强防御；中国地方的武士防守堪称西门锁钥的周防、长门，并随时准备支援四国、九州的抗战；京畿、关东地方的武士驰援京都；奥羽地方的武士也要随时做好战斗准备。
初战失利，忽必烈恼羞成怒，一方面重整旗鼓，准备二度入侵日本，另一方面也继续派遣使臣，想要说服日本投降。然而北条时宗的态度更为强硬，建治元年（公元1275年）九月，他在龙之口处斩了元使杜世忠，弘安二年（公元1279年）七月，又在博多处斩了元使周福和栾忠。
看这些可怜的掉了脑袋的使臣的名字就可知道，他们不是汉人就是高丽人，而根本不是蒙古人。事实上，忽必烈先后两次派遣大军进攻日本，主力部队都是南宋的降人和高丽人，真正安插在其中的蒙古兵寥寥无几——想想也是，让出身草原大漠的蒙古兵横渡大海，那不是直接要他们的命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