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国玉玺在何处？玉玺是国家权力的象征，其自身也具有无比珍贵的价值。随着朝代的更迭，玉玺也经历了风风雨雨。
秦始皇统一中国之后，为了显示其至高无上的权威，令玉工孙寿为其刻制了一枚国玺。国玺是以闻名天下的和氏璧刻成，玺方四寸，其上盘曲巨龙，李斯手书的“受命于天，既寿永昌”八个形如“龙凤鸟鱼”之状的篆字镌刻其上。
“玺”和“印”在秦汉之前并无尊卑之分。自秦始皇后，玺成为皇帝专用。因为它是用玉刻成的，所以国玺又称玉玺。凭此玉玺，秦始皇原想将皇位代代相传，没想到秦二世便亡国了。从此，这象征着至高无上权力的玉玺也便成为历代帝王争夺的对象。他们为这块玉玺勾心斗角，互相厮杀。
在秦朝末期，刘邦进入咸阳，子婴在举行了投降仪式后将传国玉玺献给了刘邦。
到了西汉末年，王莽篡权，他命其弟王舜进宫向其姑母孝元太后逼索传国玉玺。太后一怒之下将玉玺掷到地上，撞破了一角，王莽就用纯金把撞去的一角补上。传国玉玺后又落入东汉开国皇帝刘秀之手。
东汉末年，十常侍作乱，汉少帝夜出北宫，却把传国玉玺丢失了。后来孙坚攻入长沙，在城南甄官井捞出一具宫女尸体，从其项下锦囊中的一个金锁锁着的小匣子内发现了玉玺。孙坚死后，袁术拘捕了孙坚的妻子而夺得玉玺。袁术兵败身亡后，传国玉玺落入曹操之手。
西晋统一后，司马炎得到了玉玺。西晋灭亡之后，玉玺流落到北方十六国。后来，有人将传国玉玺献给了东晋皇帝。东晋灭亡后，玉玺被刘裕得到，开始在齐、梁、陈中流传。
隋文帝灭陈后，获得传国玉玺。隋末，隋炀帝被宇文化及杀死，玉玺落入宇文化及手中。宇文化及兵败后，窦建德得到玉玺。窦兵败后，唐高祖李渊又得到玉玺。从此以后，玉玺在唐传了370年。最后，玉玺被后梁皇帝朱温获得。梁之后，玉玺归后唐。公元963年，石敬瑭勾结契丹耶律德光攻打洛阳。后唐废帝李从珂见失败已成定局，便带着玉玺登玄武楼自焚了。传国玉玺从此便没了踪影。
随着时间的推移，一度失踪的玉玺据说又重现人间，并被元顺帝的后人博硕克图汗得到。元太祖成吉思汗的嫡系后裔林丹汗得知了这一消息，他认为这玺应属于他，便用武力把它从博硕克图汗手中夺了过来。
后来玉玺又被皇太极用武力夺去。皇太极得到之后，才发现玺上刻的是“制诰之宝”，并非秦始皇的传国玉玺。但皇太极为了宣扬“天命所归”，对外仍称获得了传国玉玺，于是改“金”为“清”，建立了大清国。后来清朝统一了天下，就将这颗假传国玉玺当成了清朝传国的宝物了。这是关于玉玺下落的第一种说法。
除此之外，还传说北宋时咸阳的一位农民耕地时发现一方玉印，上面刻着“受命于天，既寿永昌”八个字。当时的宰相蔡京得知这一消息后，进行考证。最后他宣称这就是秦始皇的传国玉玺。此事曾轰动一时。
后来这块玉玺被一位曾在美国侨居多年的国民党军官得到了。后来，这位军官要在澳门出售这块玉玺，香港的一位爱国人士得知这一消息后，表示愿收购这块玉玺捐赠给祖国。但经专家鉴定后发现玉玺是赝品。此后也有一些关于玉玺下落的传说，但真实性都值得怀疑。
唯一能肯定的是，秦始皇的传国玉玺肯定尚在人间。因为据专家介绍，用来雕制传国玉玺的和氏璧是玉石中的“柱长石”，能耐住1300度的高温，所以一般火焚化不了它。由此说来，说不定哪一天这方传国玉玺会真的重现人间，到那时，关于玉玺下落的谜团就会解开了。
11、 孟姜女哭长城是否真有其事
“孟姜女哭长城”是我国流传千古的古代民间传说，可谓妇孺皆知。为了纪念那位万里寻夫的孟姜女，山海关被后人认为是孟姜女哭长城之地，并在那里盖了姜女庙，登临庙宇的游人无不动容。
有人认为，孟姜女哭长城的故事纯属虚构。因为被指定为“孟姜女哭长城”之地的山海关所有的长城都是在秦朝以后才筑起来的，而秦始皇所筑的长城距离山海关北去数百里。
历史上有过哭倒城墙的记载，但故事发生的时间比秦统一六国要早得多，因此和秦始皇根本没有关系。
唐末有一首《杞梁妻》，诗中说杞梁妻为秦国人，她去长城哭吊因筑长城而死的丈夫。
到了宋代，广为流传的杞梁开始有了姓，但有各种各样的说法，有的说姓范，有的说姓万，还有说叫杞郎或喜良的。
南宋郑樵曰：“杞梁之妻，于经传所言者，数十言耳，彼则演成万千言……”看来孟姜女哭长城是由杞梁妻的故事演变而来的，而故事最后大致形成于北宋年间。
故事和传说毕竟代替不了历史事实，实际上并没有孟姜女哭长城这件事。但是因为这个故事有很强的悲剧色彩，所以最终成了各朝各代人们借题发挥的素材。
有种观点就认为，根据历代时势和风俗的不断变化，孟姜女哭长城也在不断变更。战国时齐都中哭吊盛行，杞梁战死而其妻哭吊便是悲剧的材料。
西汉时，天人感应之说盛行，杞梁妻的哭夫便成了崩城和坏山的感应。
到了六朝、隋唐间，乐府中出现送衣之曲，于是送寒衣的内容增加了。
由此可见，孟姜女哭长城的故事是顺应了文化演变的潮流，随各时各地的时势和风俗而改变，是在民众的情感和想象基础上发展起来的。
但也有人根本否定孟姜女即《左传》中的“杞梁之妻”，认为封建社会民不聊生，哭夫的题材并不少见，《左传》中也有记载，因此单凭哭夫就作出论断，不能令人信服。
还有的说，好端端的长城，竟然被一位妇女哭塌了，过于荒诞。
再说，齐国的孟姜女被捏造成秦国的孟姜女，攻打莒城被改为修筑长城，这是故意往秦始皇身上栽赃。
2000多年来，孟姜女哭长城的传说以故事、歌谣、戏曲等多种形式流传于我国广大地区。其故事的真实程度早已被撇到一边，人们欣赏的是孟姜女身上那种坚贞不渝的爱情和对统治者的坚定的反抗精神，真是“秦皇安在哉，万里长城筑怨；姜女未亡也，千秋片石铭贞”（宋文天祥书孟姜女庙楹联）。
12、 “三顾茅庐”是真是假
《三国演义》讲的是刘备“三顾茅庐”请诸葛亮出山辅助他成就帝业的故事，故事将刘备礼贤下士的态度写得栩栩如生，把刘备对诸葛亮的敬仰之情，关羽、张飞的居功自傲描绘得惟妙惟肖，入木三分。这段“三顾茅庐”的故事是罗贯中根据陈寿《三国志·诸葛亮传》中的记载，加以艺术构思而创作的。但刘备为请诸葛亮出山究竟是不是真的“三顾茅庐”？学术界各有说法。
《三国演义》中关于这第一次见面的记载是：刘备带领军队驻扎新野时，徐庶对刘备说：“诸葛孔明就是卧龙先生，将军愿见他吗？”刘备说：“你带他一起来吧。”徐庶说：“可以主动登门去见此人，但不能让他来拜见您。”可见，刘备亲自到诸葛亮那里去请求拜见、赐教，共三次前往，才得以相见。但没有写关公、张飞同往，也没有说明是在茅庐中相见。
诸葛亮自己写的《出师表》中也说：“先帝不以臣卑鄙，猥自枉屈，三顾臣于草庐之中……”这几句话，证据确凿。
陈寿在《三国志》中写到了《隆中对》，对刘备三次拜访诸葛亮和诸葛亮论天下形势的内容记载得更为详细。刘备“三顾茅庐”一直被当作礼贤下士、重视人才的典范。刘备当时困难重重，急需人才，从情理上看，“三顾茅庐”是极有可能的，所以历代没有人对此事的真实性有过怀疑。
但现在有人提出另一种说法，认为“三顾茅庐”的记载难以令人相信。诸葛亮是位胸有宏图之士，刘备请他出山，当然正合其意，他岂能大摆架子，而不抓住这个可能失去的机会？
当时的诸葛亮只有27岁，刘备则是个有声望的政治家，对诸葛亮怎能那样低声下气地苦求？虽然前一种说法中以《隆中对》作为证据，但当时曹操几十万南征大军正威胁着刘备，《隆中对》不提这个紧迫的现实问题，是不合乎情理的。同时，刘备第一次见诸葛亮，不会安排现场记录。所谓《隆中对》，很有可能是后人附会《出师表》而杜撰的。据此，“三顾茅庐”之说就不可信了。
三国人鱼豢写的《魏略》中，也提到了刘、诸葛二人第一次相见的情景。《魏略》中说刘备屯兵于樊城时，曹操已统一黄河以北，诸葛亮预见曹操马上就要对荆州发动进攻。荆州刘表性情懦弱，不晓军事，难以抵抗。于是诸葛亮北行见刘备，而刘备因为诸葛亮年纪小，根本不重视他。
诸葛亮通过谈论对当今政局的对策，才使刘备逐渐信任他。最后，刘备才“以上客礼之”。西晋司马彪《九州春秋》的记载也大同小异。
从诸葛亮本身的积极进取的态度来看，《魏略》、《九州春秋》的记载也有一定的可信度。
有人则调和了这两种说法之间的冲突，认为“三顾茅庐”与诸葛亮的樊城自请相见都是真实可信的。
清代学者洪颐煊在《诸史考异》中说诸葛亮初见刘备于樊城，刘备虽以上客待之，但没有特别器重他。等到徐庶举荐时，刘备再次相见，才逐渐有了很深的感情。他还指出：建安十二年初见，再次相见是在建安十三年。诸葛亮后来非常感激，因而记入了《出师表》中。
诸葛亮与刘备究竟是“一见”，“再见”，还是“三见”，这只有当事人知道了，然而“三顾茅庐”的故事却流传了下来，吸引了无数人。
13、 梁祝爱情故事是真是假
梁山伯祝英台的故事，除了人们口口相传以外，舞台艺术表现传播也相当多，在我国可以说是家喻户晓、妇孺皆知。但是，历史上是否真有梁祝其人其事？如果有，他们是哪个时代、什么地方的人？或者根本就是“街谈巷议，道听途说”的“小说家”所造？这是个众说纷纭、饶有兴味的“谜”。
否定有梁祝真有其人其事者认为：梁祝和白蛇传、牛郎织女、孟姜女的故事合称“中国四大民间故事”，后来编成戏剧，尽管戏剧和故事都十分动人，但毕竟只是传说，因此事实上是不存在其人其事的。他们怀疑说：梁祝死后岂能化蝶？孟姜女焉能哭倒长城？至于织女和白娘子一为天女，一为白蛇所化，纯属“子虚乌有”，其理自明。这是一家之言，不过听来似乎很有道理。
然而，认为梁祝确有其人其事的也不少。江苏某报的一篇短文说祝英台本是明代侠女，梁山伯原是前朝书生。两人本来毫不“搭界”，但是祝英台为民造福，死后人们为她安葬，挖掘墓穴时发现下面有梁山伯墓，于是将他们合葬，才演化出“梁祝”故事来的。
其实，研究“梁祝”是否确有其人其事不是从今日开始的。历史上有些严肃的学者也进行过研究和探索。清代乾嘉时期著名经学家焦循就是其中的一位代表。他在《剧说》卷二中引宋元之际刘一清的《钱塘遗事》以及自己亲身见闻，说全国至少有四座所谓“梁祝墓”。
第一处墓葬地在河北林镇，刘一清的《钱塘遗事》中有记载。第二处墓在山东嘉祥县，焦循曾经亲眼见到祝英台墓的碣石拓片。第三处墓在浙江宁波，焦循在记载中虽然没有说曾经亲眼看见这座墓，但据浙江一位老新闻工作者说，新中国成立前这个地方除有梁祝墓之说外，还有梁山伯庙。乡间还流传有“若要夫妻同到老，梁山伯庙到一到”的俗语，庙中香火也很盛。第四处是扬州祝英台墓，焦循对此基本上持否定态度。他说：“及吾郡城北槐子河旁，有高土，俗亦呼为祝英台坟。余入城必经此。或曰，此隋炀帝墓，谬为英台也。”清代另外一位著名学者毛先舒在《填词名解》卷二引《宁波府志》，和焦循记载郧城（今鄞县）梁祝墓大同小异，只是多了“今吴中花蝴蝶，盖橘蠹所化，童儿亦呼梁山伯、祝英台云”这么一句话而已。
根据焦循、毛先舒的记载，梁山伯在历史上确有其人，那时女子也没有缠足陋习，为祝英台女扮男装提供了一定的方便，而且志书上记载如此详尽，所以不能排除历史上确实有梁祝其人其事的可能。
如果大胆假设、猜想，梁祝故事会不会本就是编撰的，但由于这一悲剧感人至深、代代相传，后人才信以为真地写入志书呢？总之，梁祝故事传说中还有一些谜，需要后来的学者去破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