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胡治兵语录：自古帝王将相，无人不由自立自强而作出。
自力更生的精神，让我们赢得了尊严，使中国的历史被改写。自力更生的力量真是太强大了。在军队中，尤其是在属将相对独立的湘军中，曾国藩打仗时总是教育自己的心腹，凡事要靠自己，否则军机会被贻误。这就让湘军中私人关系系统不再发挥负面作用。曾国藩果然是一代高明的统帅。
曾国藩的三路作战计划已经实施了两路，剩下的就是第三路曾国荃部攻打天京了。收到苏南捷报后，曾国藩身心俱悦，语重心长地对部将说：“好啊！围攻天京的时刻到来了。”几天之后，曾国藩召开军事会议，他要求曾国荃大军即刻发兵，围困天京。得到军令之后，曾国荃热血沸腾，他心中憋的一股劲终于可以发出了。但天京战役非同小可，如果曾国荃不能取胜，那湘军的生存将非常困难，甚至大清的江山也会再度陷入危急之中。根据曾国藩的思路，单支军队不能取胜，只有整个系统配合作战方能全胜。现在，系统中就剩下曾国荃来完成最关键的、致命的一战了。
1862年5月，曾国荃两万大军顺利到达天京城南门外。当天晚上，曾国荃大军便在雨花台安营扎寨。当夜，曾国荃就召开军事会议：“我们应该持久战，天京并不易攻。”其心腹大将李臣典也这样认为。但半天商量下来，却没有一个切实的攻城方案。在会议完全没有进展的情况下，大将朱洪章提出：“现在谈攻城计划过早，我们还是明日到天京外实地考察，否则一切皆是枉然。”曾国荃有些不耐烦，但面对僵持的局面，他也不得不答应。
其实曾国荃心情非常急迫，有一种急功近利的心情。在没有考察地势和作战环境的情况下，开会研究作战计划，实在有失妥当。但当时熟悉天京地形的人真是不多，只有前太平军降将韦俊进过天京。曾国荃当即决定，让韦俊做参谋官，天明就去巡视天京形势。
天色渐渐微亮，曾国荃便在军营内活动。到太阳升起时，曾国荃和部将李臣典、肖孚泅、刘连捷、朱洪章等人在韦俊的引导下，开始考察这座江南名城。远远望去，曾国荃心中大为震撼。天京不但墙高池深，而且城围阔远，隐隐还能看到城中络绎不绝的行人，让人看出这座城池不一般的繁华。一圈转下来，曾国荃的内心变得非常沉重，因为现实比他想象的还要糟糕。单靠自己的两万勇营根本不能攻下这座富庶的千古名城。而且，浙江的李秀成大军正在驰援天京。只要曾国荃大军稍有动作，那城中太平军与赶来的援军两处夹击，湘军将面临绝境。
情况对湘军极为不利，曾国荃害怕落入孤军作战的困境。他一边在天京城外修建坚固的战壕，一边给曾国藩写信，要求曾国藩迅速调兵遣将，全力支援天京前线。曾国藩认识到形势的严峻，急忙修书安抚曾国荃，“援军即至，你安心建筑防御工事。”曾国荃心生安慰，铁了心要攻下天京。按计划，曾国藩方面会在一月之内将几路援军全部调遣完毕。但是，事实远没有想象中那么顺利。
曾国藩首先写信给北路的李续宜，要求他快速运兵，向天京方向支援。李续宜此时正在镇江与太平军展开周旋。接到曾国藩的调令后，他并没有埋怨。北路军在镇江全力收缩，精密地布防好，李续宜正要出发援助天京，一个噩耗突然传来，李续宜的父亲在乡里仙逝。悲痛难忍的李续宜不得不回乡奔丧。临行之前，他令其部将唐训方从皖北出发，援助天京战场。唐训方大军南下至寿州时，与太平军遭遇，双方打得难解难分，唐训方军队严重削弱，再不能南下一步。
曾国藩最信任的李续宜部的支援计划就此作罢。把剩下的希望曾国藩全部放在了鲍超身上。众所周知，鲍超是湘军中难得的勇将。他得到曾国藩的军令后，也义不容辞，从宁国北上向天京挺进。但此时太平军也采取了围点打援的策略。刚出宁国，鲍超大军便与太平军杨辅清等庞大的军队相逢。杨辅清疯狂阻截鲍超的行进。两军血战一场，最终让鲍超部不能顺利向天京挺进。曾国藩得到消息，心中难以平静，因为没有援军，攻陷天京就如登天一般艰难。于是他又将希望放到胡林翼的部将多隆阿身上。
在此同时，曾国荃几次写信埋怨兄长：“为何各路援军依然不到？这会贻误战机的。”曾国藩得信之后，马上命令多隆阿急速南下，全力参加天京战役。多隆阿接到军令却不屑一顾：“这些汉人，打仗不行，命令到不少。”在多隆阿心中，始终有鄙视汉员的偏见。他总是以满族贵族自居，处处与鲍超、李续宜这些汉将作梗，甚至曾国藩他有时也不放在眼里。这次，曾国藩下令要他南下天京，他却故意以攻打庐州为由，表示晚些时候再南下。攻克庐州后，多隆阿没有推脱的理由了，于是他就采取抗命不遵的伎俩，大军驻守庐州，按兵不动，公然拒绝曾国藩的援助天京之命。
很明显，多隆阿是不想看到汉将立此经天纬地的奇功，是一种小心眼，也是一种压制汉将的偏见。曾国藩一再威逼，多隆阿无计可施。此时，四川一股农民起义势力窜入陕西，多隆阿命其部将雷正绾入陕阻击。他再次接到曾国藩发兵天京的军令后，心中又生一计。他秘密与湖广总督官文沟通，奏请朝廷，让多隆阿入陕作战。官文也是满族人，和多隆阿一样，长期存在鄙视汉员的倾向。他煞费苦心地写了奏折，传到朝廷。半月之后，谕旨下达，允许多隆阿率军入陕平定四川农民起义军。
多隆阿得到消息，眉飞色舞地对官文说：“这下好了，看那些没用的汉人能怎么样？他们是做不出什么大事的。”官文也高兴起来：“曾氏兄弟好大喜功，战功都让他一家夺去，现在他们就自己承担攻打天京的任务吧！”两人窃窃欢喜，他们认为这次会让曾国藩和汉族军将们一败涂地。
曾国藩看到多隆阿率主力西去陕西，大为震惊。为了顾全大局，曾国藩还是修书给官文，请他将西去的多隆阿追回来。他在文书中分析了利害关系：窜入陕西的四川暴民不到三千人，多隆阿大军人数上万，只要雷正绾一部足以平定。而天京战役，无论是规模还是影响力都远远超出陕西暴动。多隆阿不应小题大做，本末倒置。官文看了，将文书往案上一扔：“这是你曾国藩不自量力造成的，我们可不管。”在曾国藩的诚恳请求下，官文依然不顾曾氏兄弟在天京的安危，使湘军与满族贵族之间的关系再次紧张起来。
在求援无处的情况下，曾国藩抛开个人情感，通过各种方式向官文等满族要员说明利害关系。之后，钦差大臣都兴阿意识到天京危机早日解除，大清才能早日获得安定的局面。于是拨调了四个营的兵力前往天京，支援曾国荃攻城。大军到来，曾国荃如获救命稻草。但曾国藩已经看透世事冷暖，写信教育兄弟：都将军终于调度了四个营前来援战，但不能依赖之，他们是靠不住的。在危急时刻，尤其面临生死关头时，他们一定会背信弃义。依我看来，万事都依靠自己才是最好的保障。靠别人防守，恐怕临战时我军会先乱；靠别人进攻，恐怕会猛进猛退，造成全军没有战斗力。幸好，援军人数不多，不会搅乱我军主力作战阵脚。
为了让曾国荃认识形势，他还在信中赞扬了他不依靠别人的行为。1861年春天，在安徽战场上征战时，曾国荃兵力匮乏，但却没有接受陈大富和成大吉两军的援助。他认为，一旦别军进入他的军事管理系统，管理上会产生很大的摩擦，自己的军令就不能得到高效的贯彻。因此，曾国藩在书信中盛赞了曾国荃顽强独立、不依赖别人的做法。曾国荃开始明白，战场上的敌人不会轻易让你胜利，但你的友军也不会看着你立功，他们也是你的一个潜在敌人。
曾国藩这样教育自己心腹。在生活中，他也力图做到自立自强，不依靠别人。早在咸丰五年（1855年），罗泽南等军将纷纷撤离江西，只有军事实力最薄弱的曾国藩军队坚守江西。在生死存亡之际，曾国藩首先谋求“自救”，而不是“请援”。他每天亲自带领士兵勤勤恳恳地操练。用高强度的训练来提升部队的硬实力。由于当时部将基本都能力平平，曾国藩不得不让李元度兼任内湖水师统帅，他却没有请同僚帮忙，更没有向他们要人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