兵法管理学：在打仗的时候，我们不能失误。那是人命关天的大事，将领必须要理性。指挥官理性了，军队才会有条不紊地实施战略计划。这就是曾国藩说的“办事无声无息，既要精到，有要简捷”，但这不是说全军不要感性，在士卒中，指挥者往往要制造一些激情出来，让全军在战斗中士气高涨。在今天，管理也是一样，决策者需要理性和睿智，但在整体工作氛围中，要不断地给员工以激情和“斗志”。
成熟的团队稳定的运转机制
在中国文化中，圣人们总是赞赏那些有感性认识的人。《列子·说符》中有这样一个故事：“人有亡斧者，意其邻之子，视其行步，窃斧也；颜色，窃斧也；言语，窃斧也；动作态度，无为而不窃斧也。俄而抇其谷而得其斧，他日复见其邻人之子，动作态度，无似窃斧者。”丢斧子的人怀疑邻居家的孩子偷了斧子，于是看那孩子的一举一动都像偷斧子的样子。但当他找到斧子之后，他再观察那小孩，觉得他的一举一动都不像是偷斧子的人。这是多么感性的主观判断啊。
在曾国藩身上，也不乏这种感性。但在治军上，他却试图用一种最接近客观的态度分析军事形势。面对胡林翼提出的天堂守卫战，曾国藩虽然夹杂着个人情感，但他还是客观地分析，如果太平军得知消息，他们会围困天堂，让湘军弹尽援绝而败。为了求得万无一失，曾国藩不打算出兵。但后来现在鲍超大军危在旦夕，他英明决断，不惜一切代价挽救鲍超。他“打仗不慌不忙，先求稳当，次求变化”的思想再次得到印证，并获得战争的胜利。这不能不对今天我们企业的商战产生强烈的影响。
曾国藩的军事运作方式告诉我们，稳健的思维和沉着的领导风格对军队的成功至关重要。今天，我们做企业同样需要这样的特质。在金山公司，如果他的创始人求伯君能理性地思考战略方针，与它的最大竞争对手微软办公系统进行彻底的斗争，而不是向它靠拢，那今天的金山办公软件WPS的市场份额会是另一种态势：在中国市场上，金山公司会更有竞争力。从这个事情中我们能看出，曾国藩所追求的“行动稳健”还是非常有现实应用价值的。
不过，求伯君追求的是一种生存目标，而不是发展目标，这就局限了他大展宏图的雄心。之后，他的接班人雷军上来了，雷军更有发展魄力，而且市场定位能力强。就这一点来说，金山公司真正实现了从“稳定求存”向“变化扩张”的道路。事实上，这是一种竞争战略的调整。这不得不让我们想到曾国藩的经典语录之一：“打仗不慌不忙，先求稳当，次求变化”。确实，金山公司有意无意地实施了这一策略，而且很连贯。
就今天的企业来说，竞争的压力总是让它们感到力不从心。但是，只要我们认为自己依然在战斗，依然在商场上搏杀，那我们就应该记住曾国藩在军事上的管理思想：“先求稳当，次求变化”。这样，我们的市场竞争会更容易把握，从而让企业决胜于千里之外。
曾胡治兵语录：不苦撑，不咬牙，终无安枕之日。强毅之气，决不可无，然强毅与刚愎有别。务须咬牙励志，蓄其气而长其智。
曾国藩觉得，主将有坚忍不拔的毅力才能保证大军在艰苦的环境里成就不朽的伟业。曾国藩喜欢咬牙而下决定。每次痛定之后，湘军都能获得一次重大的胜利。我们不得不相信，啃硬骨头的精神对军队来说太重要了。
小池口战役中，陈玉成大军受到毁灭性打击。在以后的几个月时间里，太平军不再敢轻举妄动。湘军方面士气高涨，但曾国藩意识到，太平军必然会猛烈反扑。湘军主动出击，将孔垅驿附近的太平军打败，迫使其退守九江、湖口两城。本来湘军以为他们会顺利攻占两城。但由于太平军全力防守，使曾国藩指挥的湘军在湖口遭受空前的打击。太平军乘势而上，再次攻占武昌，湖北大片土地重新控制在太平军手中。此时，罗泽南奉命离开江西，支援湖北战事。而在不久前，湘军大将塔齐布暴病死于军中。亲自征战在江西境内的曾国藩面临巨大的危机。
在失去左膀右臂的情况下，湘军势力在江西大幅度萎缩。在最高峰时，太平军竟控制了江西三分之二的地盘。曾国藩面临四面楚歌的局面，他无法与外界来往，甚至写家书也不得不用隐晦词语，怕敌人了解自己的军事情报。眼看湘军岌岌可危，曾国藩焦虑不安时，前方传来一个好消息：天京方面正全力攻打江南大营，江西的石达开部去支援去了。这一下，湘军的危情解除了。江西的战争形势渐渐对湘军有利起来。整顿军马，募集新勇等一系列工作完成之后，湘军准备再打一场漂亮的战争。为了更保险，曾国藩又招来其胞弟曾国荃和周凤山的新军。1856年9月，曾国荃、周凤山准备攻打吉安。
江西战争气氛越来越浓时，曾国藩突然得到探报，太平军已经攻破清廷的江北和江南两大军营。曾国藩惊恐不已，他认为大清朝正处于千钧一发的危难之时。湘军的作战信心受到打击，太平天国形势一片大好。但是，在丰功伟绩面前，农民组织者的弱点再次显现。为了争功夺利，太平天国内部激烈斗争，致使杨秀清、韦昌辉、秦日纲等重要领导人在倾轧中死去，只有石达开保全了性命。石达开悲愤交加，抑郁不乐。最终使他率领太平军10万主力弃天京而去，整个太平天国由此成为一具空壳。
石达开的10万大军并不是按太平军即定路线配合行军，而是直扑向江西而来。因为江西正是石达开的大本营。此时，曾国藩顿时感到一场持久而惨烈的大仗就要落到他身上。在军事会议上，曾国藩坚毅地向全军将领血誓：“我们一定啃下这块硬骨头，打一场硬仗。”如果曾国藩消灭了石达开的10万大军，那全国的战争形势都会对清朝有利。这是一个关键的转折点。
首先，曾国荃大军如期发动吉安攻坚战，不费太大力气，吉安即被攻下。石达开得知，迅速从景德镇派出大军援救。他希望能夺回吉安，以及与之隔江相望的临江。可能太平军真的是衰败了，刚刚决定援救吉安的石达开，听信旁人指弄，又放弃了这一支援计划。掉转马头，向东南的浙江、福建奔去。湘军将领见状，感到高兴，因为湘军可以借此机会再扩充实力，然后来啃掉这块硬骨头。
在浙江，石达开一路纵横驰骋，占领了多个府县，一直打到浙江南部的福建边境。同时，江北和江南大营正在围攻天京。石达开占领浙江，是为了截断清军在浙江地区的粮赋。清军后勤无着，于是又求救于已经回乡守籍两年的曾国藩。分析天下形势后，曾国藩毅然决定，于1858年8月再次出山，决定与石达开周旋到底。曾国藩出山的第一件事，就是视察东铅山的河口镇大营，并在那里指挥浙江战事。石达开军队像是在打游击战一样，不断地转移自己的作战方向。曾国藩坐观其变。1859年2月，石达开军队突然进入湖南境内，接连攻克了桂阳、彬州、嘉禾等府县，准备占领永州、宝庆，然后向四川一路攻打。
太平军一进入湖南，两湖官员们就紧张起来，湖南巡抚骆秉章和湖北总督官文从全国调兵，准备以湘江天险来阻截石达开的西进攻势。石达开大军在永州受到完全抵抗，双方打了个平手。于是他放弃攻占永州的计划，兵分两路向西前进，其中的北路进攻邵阳。邵阳位于资江东岸，是湖南的军事重镇。在战斗之前，曾国藩就看到其重要作用，因此要求全军将士死守阵地。
战斗开始后，石达开军分东、西、南三面水桶式包夹湘军。北面成为邵阳城内湘军与外界交往的唯一通道。6月月初，太平军对外围进行了重点攻击。但城中的湘军贯彻曾国藩的坚守政策，最后将太平军潮水般的攻势击退。石达开又作了战略调整，17日，石达开通过进攻马鞍山、佘湖山、五里牌等地，将战线拉长至十余里，切断了北面湘军的信息通道。邵阳被团团围住。曾国藩看到战事紧张，先后从周围省市调集大量援军。值得一提的是，湖北的李续宜（李续宾的胞弟）也被调遣过来。此时的清军人数已达到4万。
李续宜到达之后，曾国藩就召开军事会议。他们计议，邵阳东面的太平军势力强大，而且沟深壑险，是典型的易守难攻地形。而北面敌军稀疏，防备不严。曾国藩当即决定：李续宜率领大军攻打北面敌军。曾国藩刚刚下令攻打，还没有开战，石达开就亲自上战场督军，开始从东面对邵阳城发动猛烈进攻。东面激战正酣，李续宜大军从高家冲渡过资江，在北面杀出一道口子，将敌人部分军营和哨卡摧毁。十天后，在其他三方大胜的湘军部队骤然站立在东面战场上。石达开看到湘军主力支援，感到力不从心。双方鏖战几日，最后石达开慢慢撤离，转而向广西进发。在宝庆这次战役之后，石达开的军队在与湘军的战斗中再没有什么起色。宝庆之围解除之后，湘军的总后方湖南转危为安。曾国藩如释重负，他觉得这场硬仗打得值，打得好。
进入广西之后，石达开的军队扩充到几十万。但广西地瘠人贫，大军后勤补给面临巨大问题。军中常常出现叛逃的行为，军心涣散，士气低落。有的军属还发生集体叛乱。石达开渐渐落入众叛亲离的境地。他心中另起炉灶的计划受到彻底破坏。1860年夏，石达开的属将也对主将不满，悻然率领20万大军离石达开而去，重新回到洪秀全身边。这就是历史上著名的“万里回朝”事件。这对石达开的打击无疑是毁灭性的。留在他手中的，只有亲信部队1万多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