宫廷特大盗窃案
清同治四年八月十七日，紫禁城里发生了一个震动了北京城清政府的大小官吏的重大案件：藏在清皇宫内廷军机处内的太平天国天王洪秀全的金玺失窃了。这时刚好是太平天国首都天京沦陷后的整一年时间。慈禧太后大怒，严责军机处限期破案。一时缇骑四出，到处追究盘查，大小官吏们如大祸临头，个个胆战心惊。
1864年7月19日，曾国藩的湘军攻破太平天国首都天京城后，搜出了太平天国天王洪秀全的金玺。金玺被层层上缴到湘军统帅、两江总督曾国藩那里。曾国藩将此作为最重要的战利品，派专人送往北京。这枚金玺由一百多两黄金铸成，八寸见方，印面中刻“太平天王大道王全”九个宋体字，右边为“奉天诛妖”四字，左边为“斩邪留正”四字，上有“金玺”两字分列左右两则。
清廷缴获了金玺之后非常高兴，庆贺一番之后，这枚金玺便被放置在军机处中皇。军机处中是紫禁城中最机密的权力中心，警卫最严，关防特紧，不用说一般官员了，即使是王公显贵、大学士或部院大臣、尚书侍郎，只要你没有任职于军机处，站都别想在这个宅子前站一下。但是，这枚金玺在这里存放了一年之后，居然在一夜之间不翼而飞了。
军机处的负责人恭亲王连日亲自办案，不敢有丝毫的懈怠。他先审问了奈尔在军机处服役的杂工与厨役，在经过了一番威胁恫吓、严刑拷打之后，仍然一无所获。明察暗访了有关官员，也是毫无线索。距离事情发生已经两个多余了，仍然毫无进展，自然非常焦急了。恭亲王忽然想到：既然有人盗走了金玺，那这人肯定会去想办法销赃的，到街市上、特别是到金银首饰铺去查查，难说会有意外收获。他马上便派人到京城各首饰铺、古玩店查防。果然，没过多长时间便在四牌楼的一家首饰铺中查出，这里在不久前曾经熔化过一方金印。恭亲王马上派人把这个店的老板、伙计都拘传到案，经过了一番严加审问，终于真相大白了。
原来偷东西的人正是在军机处工作的刑部郎中兼军机章京、满人萨隆阿所为。经过当堂对证，萨隆阿最终招认了：他在军机处任职的时候，由于吃喝无节制，入不敷出，经济很困难，欠了好多的债，为摆脱这种境况，便打起了存放在军机处已近一年平时无人过问的洪秀全金玺的注意。他乘人不备的时候把金玺夹带在身，偷出了宫外，送到一家熟识的首饰铺熔成了十根金条，每根大概有十一两重。其中两根换成银钱还了债，剩下的八根则藏在家中炉坑里。恭亲王派人追回八根金条，上奏太后与皇上。萨隆阿被革去官职，判为死刑。
这桩桩宫廷特大盗窃案虽然最终被破获了，盗窃犯也得到了惩罚，但是，珍贵无比的太平天国革命天王洪秀全的金玺却自此永远地消失了。
慈禧的饮食嗜好
慈禧太后在垂帘听政之后，享尽了荣华富贵。单就饮食而言，便有许多与众不同的地方。慈禧在饮食方面有三大爱好：
首先是爱饮花茶。慈禧可以说是饮茶成癖了，并且非常讲究。她喝的不是经过火焙的茉莉或玫瑰泡的茶，而是把现采的花搀入干茶里，再泡入茶盅，喝起来不仅有茶香，而且还有花香。而且泡茶用的水也非常有讲究，是当天从玉泉山运来的泉水。慈禧喝茶用白玉制成的杯子，茶托是金子做的。茶托上要放三个杯子，中间是茶，两边是花。当慈禧喝茶的时候，由两位太监双手共捧茶托跪在慈禧面前，口呼：“老佛爷品茗了！”慈禧这才饮用。
其次是爱吃金色鲤鱼。慈禧吃鱼的时候，会有两名宫女三次净手后把鱼肉的刺儿一块一块摘干净了，送进她的嘴巴里。
慈禧除了爱饮花茶、爱吃鱼之外，还爱吃臭豆腐。安徽举子王致和官运不通，屡试不中。后来就做臭豆腐买卖。有一次，慈禧吃王致和的臭豆腐，觉得很可口，于是便天天吃。王致和的臭豆腐竟成了慈禧的御膳珍品。每顿饭都离不了，而且必须是当天从“王致和南酱园”买来的。
洋务运动
洋务运动，旧称“同光新政”，是指1861年(咸丰十年底开始)至1894年，清朝政府内的洋务派在全国各地掀起的“师夷之长技以自强”的改良运动。
从19世纪60年代至90年代所从事的洋务，史称洋务运动。所谓“洋务”，是指诸如外事交涉、订条约、派遣留学生、购买洋枪洋炮以及有按照“洋法”操练军队（北洋，福建，南洋舰队）、学习外洋科学、使用机器、开矿办厂等对外关系与外洋往来的事物有关的一切事情。
第二次鸦片战争后，清朝内外交困。清政府的统治阶级对如何解决一系列的内忧外患分裂称为“洋务派”与“守旧派”。
统治集团内部一些较为开明的官员主张利用西方先进生产技术，强兵富国，摆脱困境，维护清朝统治。
奕等人认为，只要在封建制度中加进一些西洋先进技术，可以镇压人民，可以自主自强，封建统治便可长治久安，并认为筹办洋务，必定能得到列强的支持。
为了挽救清政府的统治危机，封建统治阶级中的部分成员如曾国藩、李鸿章、左宗棠、张之洞等，主张引进、仿造西方的武器装备和学习西方的科学技术，创设近代企业，兴办洋务。这部分人就是当时清政府内当权的洋务派。
起初人数不多，但他们的势力与日俱增。在朝廷里是总理各国事务衙门的大臣奕和文祥等人，在地方上是握有实权的大官僚曾国藩、李鸿章、左宗棠、张之洞等人。其中以曾国藩为首的湘系集团以李鸿章为首的淮系集团，以及后起的张之洞集团影响较大。
外语学的正式设立
1862年，清政府在北京设立的同文馆。这是我国设立的第一所外语学校，在很早以前，我国便有人在从事翻译工作可，但是外语学校的正式设立却晚至清末。
在清政府与外国签订《南京条约》、《天津条约》和《北京条约》的时候，竟然很难找到一个懂外文的中国人，这样便只好任凭侵略者蒙骗了。
1861年，奕奏请设立外语学校，用以培养外语以及外交人才。1862年8月，同治帝正式批准成立“京师同文馆”。学员除了需要学习汉文之外，主要学习外文。聘请了英国人包尔腾，法国人司默灵、毕利干，俄人柏林，美国人丁韪良、傅兰雅、海灵敦等外籍教师先后于京师同文馆任教。丁韪良从1869年任总教习，总管教务达三十年之久。总税务司赫德兼任监察官，实际控制着经费以及人事大权。
京师同文馆是完全按照正规的学校来办的，陆续开设了英文馆、俄文馆、德文馆和东文（日文）馆。只招收十三四岁以下八旗子弟，后又招收十五至二十五岁的满汉学员，也招收不限年龄的满汉学员。
学习期限初定三年，到1876年，分为两种：一是由外文而及天文、化学、测地等科的学生学制八年；一是年龄稍大、仅借中文译本学习天文、化学、测地等科的学生，学制五年。
1867年，增设算学、化学、万国公法、医学生理、天文、物理、外国史地等。学生最多的时候有一百二十人。学生毕业之后，大多在清政府任译员、外交官员和其他洋务机构官员。设有印刷所，翻译印《万国公法》及数理化和文史等方面书籍。
1902年同文馆并入京师大学堂。
晚清中国最重要的军工厂
江南制造总局又称江南制造局，是清朝洋务运动中成立的军事生产机构，为晚清中国最重要的军工厂，是清政府洋务派开设的规模最大的近代军事企业。1865年，李鸿章在上海创办。
1867年，由虹口迁至高昌庙，经过不断扩充成为清政府最大的军事工业。该厂技术和机械设备主要依靠外国，除制造枪炮弹药外，也制造机器和修造轮船。
1905年造船部分独立，称“江南船坞”，兵工厂部分人称制造局。后分别改称“江南造船所”和“上海兵工厂”。
它是洋务派开办的最大的近代工业，它用自炼钢材仿制的毛瑟枪，赶上德国新毛瑟枪的水平，它研制的无烟火药达到世界先进水平。
但是，江南制造总局是官办的，经费由清政府调拨，生产不计成本，不考虑经济效益，缺乏发展的动力。它采用封建衙门式的管理，用管军队的方法约束工人，工人缺乏生产积极性，产品质量得不到保证。
中国最早设立的轮船航运企业
轮船招商局简称“招商局”，是中国最早设立的轮船航运企业。1872年（清同治十一年）李鸿章招商筹办。1873年1月成立。总局设上海，分局设烟台、汉口、天津、福州、广州、香港以及横滨、神户、吕宋、新加坡等地。
1885年（光绪十一年）改为官督商办。
1909年（宣统元年）归邮传部管辖。
1912年改为商办，更名商办招商局轮船公司，后又改称商办招商轮船有限公司。
1932年国民党政府收归国营，更名国营招商局，归属交通部。抗日战争期间，总局先迁香港，后移重庆。战后迁回上海。
1947年共有船460艘，33万余吨。
1948年成立招商局轮船股份有限公司。
1951年改称中国人民轮船总公司，香港仍沿旧称。
1985年成立招商局（集团）有限公司。
洋务运动失败原因
在中国当时所处的状况下，洋务运动的失败是注定的、不可避免的。
当时的大多数中国人对洋务知之甚少，思想还处于被愚昧迷信和封建礼教束缚的阶段。
洋务派试图在不触动腐朽的封建制度的前提下，利用西方资本主义的某些长处来维护封建专制统治，这种手段和基础的矛盾，使洋务运动注定是不可能成功的。同时，洋务运动处处受到顽固派的阻挠和破坏，从而加大了洋务运动开展的阻力。
洋务派本身的阶级局限性，决定了他们既是近代工业的创办者和经营者，也是其摧残者和破坏者，其封建衙门和官僚式的体制，必定导致洋务企业的失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