雍正朝很不好混
雍正的严厉是出了名的，而且他很讲究原则跟效率，在他手下办事，平庸无为的人是没有立足之地的，更不用说那些贪官们了。
有个大臣名叫王云锦，他在上完朝回到家之后很无是聊，于是找了几个朋友在家里玩起了叶子牌。玩了没多会儿，他们发现不知怎么的牌居然缺了一张，于是大家都起来寻找，可找了半天都没有找到。牌是玩不成了，王云锦叫来下人把牌局收拾了，另外安排酒菜，又同朋友们喝起了酒。
第二天早上，王云锦像往常一样上朝去了，到了散朝的时候，王云锦被雍正帝叫住了，问他昨天散朝之后都干什么了，王云锦很老实的做了回答。雍正见他挺诚实，并没有撒谎，于是没多说什么，从袖子里取出了一张牌，递给了王云锦：“是这个吗？还给你，接着去玩完你那局牌吧。”王云锦接过牌看了一下，确实是昨天丢的那一张。由此可见，雍正朝确实很不好混啊。
震惊全国的文字冤狱
雍正帝即位后，曾静鼓动川陕总督岳钟琪反清，岳钟琪即具折上奏，雍正帝派人拘讯曾静，曾静供认不讳，被免罪释放。同时，大兴文字狱，将吕留全部遗著焚毁，死者甚众。
吕留良（1629-1683）明末清初杰出的学者、思想家、诗人和时文评论家、出版家。字庄生、又名光纶，字用晦，号晚村，别号耻翁、南阳布衣、吕医山人等，暮年出家为僧。浙江崇德县（今浙江省桐乡市崇福镇）人。
吕氏的民族节慨与反清复明思想表现为激烈行动的，清康熙五年拒不应试，被革除诸生，当时朝野为之震惊。尔后，康熙十七年、十九年，两次不应“征辟”、决意出家为僧、遁迹吴兴县妙山，筑风雨庵著书、讲学，所著诗词文章多有“谤议及于皇考”言论。由此可以看出，这一时期持异端的知识分子还是有一定自由生存空间的。
雍正十年，吕留良已经死了49年了，受曾静反清一案牵连，被雍正帝钦定为“大逆”罪名。使吕留良获罪的原因主要是他的著作、日记和书信。他在日记中多有“谤议及于皇考”的言论，被定为“思想罪”。吕留良及其子葆中已身故，惨遭开棺戮尸枭示之刑，次子毅中改斩立决，诸孙发遣宁古塔给披甲人为奴。其亲戚、弟子广受株连，无一幸免，铸成清代震惊全国的文字冤狱。
因吕案受牵连的还有吕留良的学生严鸿逵，朝廷给他定的罪是“拾吕留良之唾余，而尤加幻妄，岂非凶逆性成？万死有余之逆贼呼？”还有一个受牵连的人是严鸿逵的学生，叫沈在宽。因为吕案受牵连的人还有：车鼎丰、车鼎贲、孙用克、周敬与、房明畴、金子尚、张圣范、朱羽彩、朱霞山、朱芷年等。
雍正十二年，吕留良的60多个后人，经历了长途跋涉，历尽艰难，被从江南水乡发遣到宁古塔。到后，拨给宁古塔驻防旗人为奴。按着清代法律，对于“谋反大逆”为奴的人身控制，远比一般奴仆为严。即使已经过了好几代，仍然不允许改变身份为民，世代被置于“奴籍”的深渊之下，饱受人间的屈辱。
清初屡兴文字狱，而由武力镇压完全转向思想统制，则是从雍正朝开始的。这一“思想统制”的结果是终于转移了有清一代的士风，加强了读书人的奴性。
雍正朝的御用和尚
雍正帝是一个非常勤勉的皇帝，他日夜忧勤国事，不喜奢华娱乐。但是，皇宫之中，雍正也有一批好朋友，他们既不是朝中大臣，也不是宦官阉党，而是得道高僧，这是为何呢?
雍正对佛教情有独钟。他继位前的府邸就如同一所殿阁重重的寺院，处处供奉佛祖，香烟袅袅。雍正三年，他的府邸改名为“雍和宫”，后来成为名闻遐迩的喇嘛寺。他年轻时曾雇人代替自己出家，同时与佛教僧侣来往密切。他当时曾宣扬佛家的出世思想，但只不过是为他积极谋位作掩护。即位后，他仍然继续尊崇佛教，把自己和诸大臣都比作真仙真圣，生来就是为凡间百姓做善事的。雍正自称“破尘居士”、“园明居士”，还公开招了十几个门徒，经常谈佛说经，甚至干涉佛教内部事务。
与此同时，有些佛教僧侣也直接参与政治。其中，西岳华山的住持长老文觉禅师，足智多谋，曾被封为“国师”，在宫中侍奉雍正。雍正处理军机大事，也常请文觉发表意见。他往往能提出一些独到的见解，深受雍正赏识，成为雍正的心腹。雍正意欲除掉恃功骄横的年羹尧和隆科多两个重臣时，也曾把文觉请来商议。文觉从来不公开露面，当众发表意见，但背地里却帮雍正处理了不少难题，虽无官无品，却有权有势，朝内文武大臣都对他敬畏有加。雍正十二年，雍正命其前往江南朝山，所到之处，地方官都以王公规格迎送，仪卫尊严非同一般。
还有一个和尚性音，是京师大觉寺的住持，也是雍正颇为器重，并视为知己的人。性音佛学造诣很深，常常语出惊人。雍正即位后，性音到庐山隐居寺修行，四年后圆寂。雍正曾追赠其为国师，赐谥号，并将其著述收入藏经。然而，数年之后，雍正竟削黜其封号，从藏经中撤出其著述，令人大惑不解。据推测，可能他参与了雍正即位前的许多最高机密，其先荣后黜的经历与年、隆二人相似，如此结局并不足为怪。
据说雍正还有一个佛门高足超盛和尚。雍正曾亲自为超盛讲解佛旨，夸奖他听了自己的讲经后，能“直捣三关，洞命妙义”，超过所有同辈僧人。北京卧佛寺重修以后，雍正命他去执掌法席。因为是自己耳提面命的高足，自然在密谋大事上，免不了会参与其中，只是无人知晓此中秘密罢了。
至于这些御用僧人参政的详情，因无正史可考，野史又语焉不详，传说又难说可靠，留给后人的则成了一团谜。但是我们可以从中很清楚地看到，雍正采用和尚参政，是为巩固其政权服务的。正是他生性多疑，才不得不用这些在政治上与自己没有冲突、没有利害关系的和尚密谋，以达到打击政敌的目的。
天子没有私事
雍正皇帝即位之后，有一天六阿哥去找他，守门的门房见是六阿哥，立马请安，并问：“请问王爷有什么事？”
六阿哥气势汹汹地说：“我要见皇上！你立马给我去禀报主事。”
门房报到了雍正的主事那里，主事便问：“有什么事啊，这样慌张？”
门房报告说六阿哥要见皇上，主事听了，回答说，“你去告诉六阿哥，倘若是朝中大事，请找张中堂就可以了，要是军机，请他去问十三爷。如果是私事的话，你就告诉他，天子没有私事。”
绍兴师爷名满天下
在清朝，绍兴师爷可以说是天下有名，绍兴师爷是明清时期封建官制与绍兴人文背景相结合的产物。这个地域性、专业性极强的幕僚群体，肇始于明，盛行于清，没落于辛亥革命前后，自始至终，在我国封建统治机构中活跃了三四百年，声名扬及国内外，成为中国封建官衙幕僚阶层的重要组成部分，在封建官僚政治的实施过程中作用显著。
清朝的师爷举足轻重，左宗棠、华蘅芳、包世臣等人都曾经做过师爷。就连林则徐，在未科考中的之前也曾经做过西江都督百龄的幕宾。在当时便有大清国“绍兴三流行”的说法：绍兴师爷、绍兴话、绍兴酒。
绍兴具有培养与造就师爷特有的历史、地理环境与经济、文化条件。从此业者，大多都是家道中落、无缘取仕的人。一般师爷至少须攻读三年“幕学”，并须具有研核策略的能力、提供计谋的机心与撰拟官方文字的功底。
而最富传奇色彩的应该算是雍正朝河南巡抚田文镜幕下邬先生的事迹。《清代野史》载，邬斯道，字王露，绍兴人。他自幼好读，但科举不第，遂“习法家言，人称之为邬先生”。他先以游幕为生，寓居河南开封，为河南巡抚田文镜“罗而致之幕下”。一天邬先生向田文镜说：“您想做天下的名督抚吗？”田文镜说：“当然想。”邬先生说：“那这几天您不要管我，放手让我去做。”田文镜答应了他。几天后，邬先生上了一道奏折，田文镜连看都没看。田问邬先生奏折的内容，邬答：“弹劾隆科多，奏折一上，您的大名就成了。”这下可把田文镜给吓着了，那隆科多功勋赫赫，而且还是皇亲，这下篓子可捅大了！后悔莫及，但又无可奈何，只好满心忐忑地等待。但没过多久却传来了隆科多获罪下狱的消息。
那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呢？原来是雍正的舅舅隆科多在雍正登基中立下汗马功劳，但他却借此而骄恣不法，雍正早就想把他除掉了，但没有人弹劾，邬先生的奏折正好给审查隆科提供了一个借口。
田文镜在雍正朝宠遇日隆，邬先生是由很大功劳的。后来邬先生与田文镜发生矛盾，邬气愤离开。田文镜开始并不觉得有什么要紧的，但写上去的奏折屡次因为不合上意被斥责，才意识到自己真的离不开邬先生，于是备好厚礼把邬先生请了回来。雍正也知道田文镜的奏折是邬写的，因而很多次批阅田文镜的请安奏折时，就写“朕安好，邬先生怎么样？”
雍正帝非常喜欢狗
在当今的社会，养宠物狗仿佛已成为一种时尚，事实上，宠狗并不是现代社会所专有的，早在二百多年前，雍正帝就非常喜欢玩狗。
雍正让太监在宫内养了很多只狗，他时常会忙里偷闲去亲近它们。这些狗也确实给日理万机的皇帝带来了不少的欢乐。雍正还亲自给他们赐名，其中有两条叫做“造化狗”和“百福狗”，这是他最喜欢的，雍正还亲自为他的爱犬设计制作衣服。
雍正给他的“造化狗”设计过一种老虎式仿丝面软里子的套头衫，做好了之后，他又觉得套头衫没安耳朵，穿上之后耳朵得窝在衣服里，很不舒服，又让人在虎式套衫上再加上两个耳朵。他还为“百福狗”设计过一件麒麟式仿丝面软里子的套头衫，做好后雍正又觉得不太满意，然后又让人在麒麟套头衫上再安上眼睛、舌头。“百福狗”穿上之后眼睛从麒麟眼中露出来，俨然一个活生生的麒麟。
此外，雍正还命人制作了虎皮狗衣、猪皮狗衣、豹皮狗衣等，并且他还会亲自查看每件狗衣的试穿效果，丝毫不马虎，只要有一点不大妥的地方，就要返工。
雍正帝不仅对狗穿的衣服上心，他还亲自为狗定做狗笼、狗窝、狗垫等用具。雍正六年的时候，他曾命人制作了一个精巧细致的小圆狗笼。狗笼用竹子做架，用一种很讲究的藏族手工生产的羊毛织品做罩面，简直就一舒适的安乐窝了。
雍正帝喜好炼丹
雍正帝在做皇子的时候，就对丹药产生了兴趣，那时他曾写过一诗：“铅砂和药物，松柏绕云坛。炉运阴阳火，功兼内外丹。”宛若一幅炼丹写真图，可以看出，雍正帝早喜好炼丹，由来已久。
据《紫阳道观碑文》载，雍正帝对张伯端“发明金丹之要”特别赞赏，雍正帝登基后，曾极力推崇金丹派南宗祖师张伯端，封他为“大慈圆通禅仙紫阳真人”，并敕命在张伯端的故里建造道观崇祀。从雍正四年(1726)开始，雍正皇帝就常常吃一种叫“既济丹”的丹药。他觉得服后很有效，还作为特殊礼品赏赐给云贵广西总督鄂尔泰、河东总督田文镜等一些宠臣。
雍正八年(l730)春天，雍正皇帝大病了一场。雍正帝给河东总督田文镜、浙江总督李卫、云贵广西总督鄂尔泰、川陕总督查郎阿、山西巡抚石麟、福建巡抚赵国麟等一大批地方高级官员，分别发去内容相同的手谕，命他们大规模访求名医和精于修炼的术士。雍正帝还要求地方大员务必留神，不可视作可办可不办的事。一旦访得这样的人，要优厚安排他们的家属，对其本人要好好护送来京。不需要有任何的顾虑，即使推荐的人不合适也不会怪罪。若听说外省有，也要奏报上来。最后，雍正帝嘱咐，这件事情属于绝密，千万“慎密为之。”
这道非同一般的密谕究竟有多少份,发给了多少人，我们已经无从知道了。不过，在今天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藏有九份，台北故宫博物院保存着六份。这十五份朱谕，内容一字不差。通常发给各地官员的谕旨内容文字相同的话，都是由亲密大臣代笔，唯有这道密谕，全是雍正帝亲笔所书写，且非常工整，可见雍正帝是多么的重视这件事情。
雍正皇帝爱喝酒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