怀孕四个月后，我带着杨姐到了香港，这是大雨花花的主意，他有一个分公司在香港，安排我们并不困难。随着身材异常情况的暴露，我在北京只会陷入人民战争的汪洋大海，没处可藏可躲，被居委会的老太太盯上后捅到学校里，会让我身败名裂丢了饭碗。而且我还要面对很多指责。一些正义的人会忽然冒出来，居高临下义正辞严威风凛凛。我听到最多的话一定是--“你怎么可以让孩子生下来就没有父亲也没有户口，这对孩子太不负责任了。“我对这种论调颇不以为然。我不认为给孩子一个法律意义上的父亲是母亲对孩子负责任的唯一方式。我认识的很多人都生下来就有父亲，但我认为他们还不如生下来就没有父亲。这些正义人士都打着为孩子负责的旗号来指责我，他们不可能会比一个母亲更想真正地为孩子负责。他们的中心目的不过是想羞辱我。关于孩子的父亲，他们可能会当面严厉地教育我；而关于贞洁、道德、品质，则有可能一时成为街头巷尾热议的话题。
他们严肃地笔直地站在一起，发表观点，对孤单单抱着孩子走过的我目不斜视。对于有的人来说，这几乎是他们一生中最为自豪的时刻。为了不给更多人在批评及指责我的过程中畅享伟大与高尚的机会，我听从大雨花花的意见，假装成抑郁症骗了病假条，到了香港。听说我得了抑郁症以后，学校里很多老师和学生都互相议论说早就发现我不怎么正常。举例子最多的就是我的好友。她在别人热切的注视下讲述关于我的故事，当了好几天女主角。大雨花花在中环帮我租了一间公寓，我于是过起了平静的隐居待产生活。我痛痛快快地享受着自己的三大爱好：逛街购物、上网炒股及看小说写小说。我极少认真地去想接下来的生活，当了妈妈的生活。我极少一手扶腰，一手放在肚子上叉开两腿站着，畅想未来。有一天我忽然意识到，除了身材的变化，我的生活几乎没有变化。育儿杂志里妈妈们反复提到的幸福、激动和紧张，我全然没有体会。我经常想起来的，只是属于我自己的人生，我这一辈子--像我妈一样。难道我不爱这个孩子吗？我纳闷地自问。我不知道。
我就像等待一辆即将准时进站的公交车一样东张西望地等待着。偶尔看看表，看看报纸，吃点东西。我该什么就该什么。按部就班。我看着别的准妈妈描写自己等待的心情，意识到：人总是要活给别人看的。别人看不到的东西，就要说出来或者写出来给别人看。接受评价，享受评价带给自己的满足。现在没人看着我，也没人听我说。所以传说中的那种骄傲或者激动的心情，我也就不必再有了。这期间毛毛雨给我发了很多信息，也打过电话。我不怎么回信息，电话则干脆就没接过。我对自己的现状没再透露过一个字。我的生活安排得很好，我不怎么需要他。在喜羊羊没有正式表态之前，我不想替他拿定主意说他很需要一个父亲。毛毛雨好几次想来见我，并且到了我家楼下。我不在家。我没说我在香港，我只回短信说“没必要再见面“。这种态度让他意识到，我当初的“喜欢“一词可能不是在骗他，也骗不到他什么。我不想再见他，他焦躁不安，怀疑自己是不是错失了某种良机。如果说他从那个时候开始，慢慢地真的有点爱上了我，我觉得是可信的。一开始的那个“爱“字则根本就是无稽之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