事实上，由于中国各阶层的决心和努力，这时收复国家主权的运动在很多方面都已取得进展。从1929年到1934年，中国收复了已丧失多年的海关自主权，进口关税从4%上升至25%，从而恢复到了一个比较合理的水平，依此一定程度上可以对国内市场实施保护；废除了针对中国商品征收的入市税--厘金，也就相当于取消了民族企业与外国企业之间的一项极其不平等的税收。
中国的银行业也取得了长足的进步，这从中国银行的发展可窥见一斑。此时的中国银行，是全国规模最大、业务最发达、可吸收存款和发行钞票最多的大型银行。自从1928年11月将总管理处从北京迁到上海后被定位为“国际汇兑银行”的中国银行，开始向海外大步迈进。1929年11月，伦敦经理处开业；1930年7月，国外部正式成立；1930年11月，请英国米特兰银行【Midland Bank】的副总会计师尼科尔【E.Nicols】协助改革中国银行会计制度；1931年9月，日本大阪分行开业……
当时中国银行领导人的目标是：“总要有一天能把中国银行来替代汇丰银行的地位。”此时的中国银行有理想、有责任、有操守，其向国际金融市场的拓展，开始代表着中国在国际金融界占有一席不容小视的地位。
向海外迈进的同时，中国银行的上海总部大楼建设计划也在积极酝酿中。
进入20世纪30年代以后，由西方设计师设计的外滩“万国建筑群”在城市天际线上投下的新剪影已经基本成型。然而，在这条天际线上画下最后一笔的，是中国银行董事会于1934年4月决定建造、由中国建筑设计师参与设计的中国银行大楼。
中国银行跻身于外滩的行址，原是1908年德国人兴建的德国总会。第一次世界大战后期，清政府对德宣战，德国总会大楼作为敌产被中国政府接管，继而由中国银行购入。出于业务发展的需要，中国银行决定将其推倒，重新建造一幢显示其发展雄心的标志性银行大楼。
上海中银大厦的建筑过程，有着一个流传甚广的故事，即中国银行与新沙逊洋行大班、上海“房地产大王”维克多·沙逊间的“第一高楼”之争。
沙逊家族在东方经营的沙逊洋行和新沙逊洋行，曾经在孟买和上海滩叱咤风云。1832年，当渣甸和马地臣在广州正式成立怡和洋行时，从祖居的巴格达迁到印度的大卫·沙逊在孟买创办了沙逊洋行。这两家同样以从印度贩运鸦片到中国而闻名的洋行，曾经有过激烈的竞争。由于控制着鸦片原料产地，沙逊洋行在鸦片贸易中逐渐占得上风。1864年，大卫·沙逊去世，其在孟买的沙逊洋行总部由长子阿尔伯特·沙逊接管。次子伊莱亚斯·沙逊【Elias D.Sassoon】于1872年创立新沙逊洋行。
新沙逊洋行建立之初，主要经营鸦片买卖和纺织品等贸易。1877年10月，伊莱亚斯取得外滩今和平饭店所在地的产业后，开始涉足房地产经营。三年后，伊莱亚斯去世，由长子雅各布·沙逊【Jacob E.Sassoon】继续经营。1916年，雅各布去世后，新沙逊的实际控制权落入第三代继承人维克多·沙逊之手。因瘸了一条腿而被“老上海”们称为“跷脚沙逊”的维克多，开始将业务重点转向房地产领域。
新沙逊从1925年起开始兴建高层建筑，首先建造的正是沙逊大厦【今和平大厦】。这幢于1929年竣工的大厦，地面至顶端的高度为77米，不仅是当时上海滩的第一高楼，其5～7层作为华懋饭店的客房，还是当时上海滩最豪华的旅馆，德国式、印度式、日本式、西班牙式、美国式、法国式、意大利式、中国式、英国式客房一应俱全、各具特色。这时，新沙逊拥有50多处房地产，在土地面积、房屋面积和高层建筑幢数方面，都已位居上海房地产商之首，成为上海滩的“房地产大王”。
1934年9月，中国银行专门成立大厦管理处理事会，负责大厦建造事宜。中国银行副总经理兼上海分行经理贝祖诒【贝聿铭之父】任理事长。上海中银大厦楼高18层，由当时一流的营造商陶桂记中标承造，外商公和洋行和中国设计师陆谦受设计，其设计建筑图早在开工之前就已经印在了中国银行发行的钞票上。中银大厦远远高于77米的外滩第一高楼沙逊大厦。对此，据说维克多极为不满，他通过公共租界的工部局向中国银行施压，官司甚至打到了伦敦。最后中国银行被迫作出让步，把原设计砍削，剩下17层，地上15层，地下2层，比沙逊大厦的“金字塔”顶足足矮了30公分。而为了争个输赢，中行大厦建成后在楼顶上竖起了一根高高的旗杆，这使它看上去仍超出了沙逊大厦的高度。
建成后的中银大厦，外形带有典型的中国民族特色：楼顶为平缓的四方攒尖顶，四角微微翘起，上盖蓝色琉璃瓦，象征着蓝天；大楼东立面从高到低为变形的中国钱币形镂空窗框；门前的九级台阶寓意九九归一；天花板两侧八仙过海的图案取意神通广大；加上楼顶用的平缓的四方攒尖，给人以四平八稳、福禄无边之感。在外滩一字排开的高层“洋建筑”中，中银大厦被认为是独一无二的“中国气派”。
值得一提的是，20世纪30年代与杨廷宝、童、李惠伯并称为中国建筑界“四大名旦”的陆谦受，与建筑设计中国银行大楼的关系，也许只有参与设计了香港中银大厦和中国银行新北京总部大厦的贝聿铭可与之比拟。陆谦受设计的中国银行建筑，包括上海中国银行总行、上海中国银行西区分行、南京珠宝廊中国银行、青岛中国银行、苏州中国银行，以及1953年落成的香港中银大厦等。
就在成立中银大厦管理处到正式开工期间，国民政府加强了对中国银行的控制。1935年，国民政府改组中央银行、中国银行和交通银行。商股占了80%以上的中国银行被追加官股1500万元，总资本增加到4000万元。这样，官商各半，控制权落入了政府手中，并由宋子文出任中国银行董事长。
1936年10月10日，宋子文主持中银大厦的奠基典礼。当天出版的上海《申报》报道称：“闻新厦外表，将于简单之中，寓壮严之意，下层周围墙壁，均用苏州之花岗石，正面计十八层，高二百二十七英尺，于适合现代建筑需要之中兼采中国固有之矩范，尤为特点。……地下层面积辽阔，库房及保险箱之设备均极精巧坚固，保险箱总数达一万具之多。……内部装有最新式及特快电梯十余具，其载人者可以完全自动，速率每分钟可达五百英尺，全部银行办公厅将装制冷气及调节空气机、热气管、水管及防火设备等项。”
这幢大厦原本想打造成外滩的新地标，但被认为由于沙逊的阻挠没能实现，而中国的复兴更因为日本的侵略而备受挫折。
对于汇丰银行来说，在上海的公共租界里，他们职员的日子并不像当时的中国人民那样国破家亡、颠沛流离，用不着体验艰难时世。事实上，一直到1941年年底太平洋战争爆发之前，汇丰银行在中国的日子都堪称美好。
《张公权先生访问记》，载《金融知识》1942年1月创刊号。姚崧龄在《中国银行二十四年发展史》一书的结论中，曾记述在中行工作了23年、于1935年3月离开中行总经理职位的张嘉【字公权】时代的中国银行。“张氏在行，常以三大道德纪律期励同人：一曰行员在行服务，不仅以保护股东、存户、持券人之利益为满足，必须进而为社会谋福利，为国家求富强；二曰职位不拘高低，必须人人操守廉洁，摈除恶习，更须公而忘私；三曰任事不能仅以但求无过为尽职，必须不避艰险，不畏强御，战胜难关。以上三原则，张氏当归纳于‘高’‘洁’‘坚’三字，以为每一行员坐右箴铭。此种熏陶，为时既久，不知不觉中形成一种风气，使每一行员于待人接物之顷，不期然而然，表现无遗，博得众人之信任。”
关于中银大厦的高度是由于沙逊出面干涉变矮的说法，有人提出疑问：尚在大厦开工前，中国银行已经作出了减少层数的决定。当时报载：“鉴于社会百业萧条，经济衰落，费资千万，建造高厦，尚非当急之务，故以酌量减低层数，以求撙节云。”
4 太平洋战争前之沪港：汇丰的美好时光
1933年，乔治·斯图尔特在伦敦通过汇丰银行的外派面试后，踏上了远航上海的旅程。4年前，20岁的斯图尔特跨入汇丰银行大门。在那个时代的伦敦，进银行工作就像进伊顿公学一样难、一样有面子。在汇丰银行伦敦分行工作了4年之后，斯图尔特被汇丰派往上海分行。
面试时，银行方面强调要把银行工作视为“事业”，而不是一般的“职业”。斯图尔特曾说：“他们希望人们进来后，就一直待在那里。”
汇丰强调忠诚和“专一”，过去如此，今天依然，它已成为汇丰的一种文化传统。一批在英国伦敦受过良好培训的职员，往往被派到各个分行执行各种工作和担任各项职务。他们循着这个途径向前发展，借鉴以往不同的工作环境和经验，随着不断的晋升而带到更高层的管理之中。
当上海外滩映入眼帘时，眼前的情景让斯图尔特豁然一亮。举目望去，鳞次栉比的西洋建筑高耸入云。上海总会大楼、有利银行大楼、汇丰银行大楼、海关大楼、麦加利银行大楼、沙逊大厦，呈一字排开。
斯图尔特发现上海的生活比他想象的还要好。英国人在这里的地位非同一般，既拥有最大的银行和商行，也掌管着公共租界的管理机构--工部局。
斯图尔特在上海外滩最气派的银行大楼里上班后，开始考虑加入哪个俱乐部。上海是个娱乐和享受的“理想王国”，仅英国人在这里的大型俱乐部就有乡村俱乐部、上海总会和上海跑马总会。其中离他上班的汇丰大楼不远的上海总会，是上海滩远近闻名的销金窟，那里34米长的吧台世界闻名。而这些在英国受雇的年轻人一旦被派到中国工作，他们便可以轻而易举地跻身这个长长的吧台，舒适地坐在那里边饮酒边发号施令。
不过斯图尔特也感到，在汇丰银行上海分行上班，工作时间长，劳动强度大。银行规定，星期六上午也要上班，除了每隔4年有6个月的长假，平时一般没有假休。午饭和午休时间倒是充裕，有两个小时，可以睡睡午觉或玩玩球。斯图尔特后来曾为自己当时的精力充沛而惊讶不已：“工作十分辛苦，夜生活忙得不亦乐乎，可次日一早我就起来出去骑马。我不明白当时怎么能做到这一切。不知道是气候因素，还是因为年轻。”
20世纪30年代前期在上海居住，生活费仅是伦敦的一半，收入却比在英国多出一倍。作为一个英国人，他可以逛遍上海最好的地方，尽情享受。职位可以得到提升。各种娱乐需求在这个物欲横流的大上海也唾手可得。这的确算得上是个“黄金时代”。
然而，就在大上海一切都显得生机勃勃时，日本发动了全面侵华战争。
1937年7月7日，日军发动“卢沟桥事变”。一个月后，国民党华北战局失利，平津沦陷，日军兵锋南下。8月13日，日军进攻上海，淞沪会战爆发。3个月后，日军占领上海，接着入侵南京，进行了震惊世界的大屠杀。之后国民党部队与日军相继展开武汉会战、长沙会战，蒋介石政府且战且退，最后以重庆为陪都，继续抗日。
战前已经是远东金融中心的上海被日军占领后，公共租界和法租界成了漂浮在日本占领区中的“孤岛”。其中，公共租界由工部局管理，与汇丰银行仍然保持着密切关系的怡和洋行大班担任工部局总董。与租界之外华界居住区的凋零和屈辱形成强烈对比的是，中日之间的战争并没有过多地影响到租界，日本人并不干涉租界的行政管理，这里的人们依然生活在灯红酒绿中。
由于大批难民的涌入，租界内的市场需求骤然扩大；由于大量寻求庇护的资金涌入，银行资金更显充裕。1938年至1939年间，租界内呈现出昙花一现的经济繁荣景象。不过，日本人毕竟已经成为上海的统治力量。尽管这里的白种人继续生活在纸醉金迷中，尽管租界内的霓虹灯依然闪烁迷离，但这一切并不能让他们忘却租界的脆弱性。1939年9月，欧战爆发。英国、法国的注意力为希特勒所吸引，对上海租界的控制愈加软弱，日本把英国人逐出其久占租界管理权的时机已日渐成熟。
与上海“孤岛”时期相比，具有特殊地位的香港在太平洋战争爆发前，一直处在不同寻常的金融繁荣中。战争在中国内地爆发，大量人口与资金源源不断地流入香港，工商业发展突飞猛进，进出口贸易倍增，外汇买卖频繁。中国一些资力较大的银行也都加强和扩大了香港分行的业务和地位，有的在香港新设机构，有的则把总管理处从上海迁来。1937年11月，中国银行“总驻港处”成立，就设在离汇丰银行大楼不远的德辅道中6号广东银行大厦二楼。董事长宋子文、总经理宋汉章、副总经理贝祖诒等人，及总行大部分处、室，均移驻此地办公，成为中行的实际指挥中心。在这里，发达的交通和通信条件，既可与沦陷区的分支行相联系，又可与国统区的分支机构相呼应，与上海、重庆形成战时“金融三角”。同时，也利于吸收南洋和欧美各地的侨汇及配合进口作战物资，以增强抗日实力。
置身于中日战争之外、又与国民政府关系不浅的汇丰银行，在中国积极抵抗外侮之时，也曾替中国的银行机构接运大量钞券和金银。
中国银行的钞券，当时多由英国德纳罗公司和美国钞票公司承印。钞券印好后，由公司直接运往上海。抗日战争爆发后，中国银行的钞券内运任务改由香港以及海外分行承担。当上海需要钞券时，即由香港中国银行请汇丰银行协助运送，香港中国银行先将箱面上的中国银行名义涂销，交由汇丰银行委托运送英国水兵的轮船运往上海汇丰银行仓库，再由中央银行、中国银行到汇丰处陆续提取。
接运金银是项更为复杂的工作。在战时状态下，1938年11月，广州发行准备管理委员会曾通知中国银行广州分行驻港办事处，将代为保管的1.1万两黄金交中央银行汇总，委托汇丰银行运英转美。
中央银行、中国银行、交通银行和中国农业银行，以及广州发行准备管理委员会集中到香港的白银，绝大部分在1937年至1939年间委托汇丰银行分批运往伦敦。这批外运的白银【包括银元、银锭、银块、银条等，均按含银量折合银元计算】总值达4.46亿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