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是，汇丰在这个时期的政治贷款方面，抱怨多于成果。而且，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汇丰曾一度遇到麻烦。因为汇丰有德国资本，它的董事会里有4个德国人，汇丰的业务也与德国有密切联系。这不仅受到英国政府的干预，舆论对汇丰银行也极为不利。汇丰此时的4名德籍董事为汇丰效力多年，都是极具实力的德国洋行的大班。但在两国交战的形势下，他们不得不离开汇丰，其中两位辞职，另两位请了长假。汇丰董事会从12人减至8人。汇丰大量的国际协议与德国的德华银行有关，或许与4名德籍董事所在洋行的进出口业务密切相关，只占汇丰股本不到5%的德国人，在董事会中却占有33%的席位。战时不能跟德国人做生意，汇丰的业务范围不得不有所收窄。
尽管如此，汇丰在中国的存款、拆放和汇兑等具体业务方面依然收获颇丰。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后，从资本额和银行实力来说，汇丰在当时国际银行界并非数一数二，但汇丰从一开始即专注于亚洲特别是中国市场，它的所有活动几乎都是围绕其在中国的利益进行，因此虽然国际上一些大银行在总体规模方面超过汇丰，但经营重心并不在中国。这样，汇丰在中国存款、拆放和汇兑等具体业务方面依然占有相对优势，继续成为中国最有名的外资银行。
汇丰银行总经理斯特布驾驶着汇丰这艘巨轮，成功地度过了第一次世界大战引起的混乱以及其他种种危机，维持着平稳的经营局面。中国局势不稳和社会动荡对汇丰来说并不全是坏事。尽管汇丰的存款利息很低，但是军阀、官僚、地主这些有钱人纷纷把钱存进了信誉良好的汇丰银行。到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时，汇丰吸收的存款大幅增长，从而弥补了因缺少政府借款和与国际贸易脱节而带来的损失。
1914年是汇丰银行丰收的一年。这一年，汇丰实现纯利732.8万元，1918年与之相比只是略有减少，盈利659.72万元。由此可见，战争并没有给汇丰银行带来实质性的伤害。在此后的4年里，汇丰银行的盈余更是大幅增加。1922年，汇丰银行盈利达到1293.24万元，差不多达到1914年那个好年头的一倍。
这一时期的汇丰银行，不仅经营方面没有出现大起大落，而且还在不断地扩张着地盘。1914年在青岛、1915年在哈尔滨，汇丰的分行相继开业。
汇丰最早发起人中有德国的德忌利士洋行和禅臣洋行。1889年，汇丰银行在德国汉堡开设分行，是汉堡第一家外资银行。
中日甲午战争后，汇丰与德华银行两度合作，夺得向中国政府提供巨额贷款权。
5 新国际银行团成立：汇丰继续扮演主角
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国际银行团名存实亡。欧洲列强自顾不暇，银行团中只有日本对中国贷以巨款。远离战场并大发战争财的美国和日本在“一战”中乘机加强了对华经济扩张，它们在对华贸易上竞争激烈，摩擦增多。随着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在中国拥有巨大利益的英国卷土重来。多年来一直作为同盟国而存在、共同瓜分与平衡在华利益的英、日之间也同样发生了尖锐矛盾。此外，经济实力已取代英国的美国，已经不甘心屈从于英国之下。列强在华利益格局发生着巨变。
第一次世界大战及1917年俄国“十月革命”的发生，使德国和俄国出局。早前退出银行团的美国重新对贷款给中国发生兴趣。1920年10月，美、英、法、日新四国银行团重新签订协定。银行团成员国同意，平均分摊日后所有对中国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或由他们担保的公司的贷款。银行团各成员所属国政府表示，只要银行团所从事的业务符合协定的规定，它们便给予支持。
新银行团中英国方面的成员，除汇丰银行外，还包括巴林兄弟银行、国民西敏寺银行、麦加利银行、施罗德银行、罗斯柴尔德银行和英国贸易公司。鉴于汇丰银行长期以来一直是中国最大和最有声誉的英国银行，因此它分得1/3的业务，和1912年旧银行团的分配比例相同。英国再次确定了汇丰在英国财团的领导地位。
在汇丰看来，新银行团如果对中国没有一个国际协调的政策，中国就会成为像日本那样的个别国家的盘中餐，同时恶性竞争将使列强在中国难有所获。正如阿迪斯所说：“如果像日本‘西原借款’那样的外国借款……被允许继续下去的话，那么，出现由银行团出面迫使中国偿还借款而对中国进行干涉的局面，就只是时间问题而已。随之而来的必然是中国的破产和崩溃。唯一能防止发生这种轻率地走向毁灭性竞争的方法，就是用国际合作来代替国际竞争。”
阿迪斯同时承认：“参加了新银行团，汇丰银行就不得不承担某些它原先并不愿承担的政治义务。”
不过，让阿迪斯感到失望的是新银行团并没有取得什么大的实际成就。这个由汇丰银行精心经营的事业，总共只贷出几笔数额不大的款项，根本无法与袁世凯时代的善后借款相提并论。
对此，多年以后，阿迪斯在一封回顾新银行团情况的信件中说：“我认为，不要因为银行因本身没有干什么事而责备它……明显的答案是：它到底能干些什么？借款到底应该借给谁？是借给中国北方政府还是南方政府？事实上，只要中国没有一个稳定的政府或者在没有马上能组成这样一个政府的希望，而且也没有适当的担保品的情况下，提出要对中国进行贷款的任何主张都是愚不可及的。”
阿迪斯指出，尽管中国人需要钱，但他们本身并不乐意被迫从一个银行团那里弄到钱。他们宁愿去和列强分别讨价还价，以为列强间的竞争将会使他们得到更优惠的条款。中国始终有着潜在的猜疑，即列强联合起来正是为了它们自己的利益。日本参加银行团这一事实更使中国人联想到银行团宣言也一定靠不住。
接着，阿迪斯谈到了之所以让日本加入新银行团的考虑。“由于种族上和地理上的种种原因，日本可能最终在中国取得优势地位。这将危及英国的贸易，低估或忽视这一点都将是愚蠢的。”他写道，即使银行团只代表一项理想的政策，它也必须继续存在下去，因为多少可以对日本起到制衡的作用。
失望归失望，银行团对汇丰银行来说并非一无所获，至少提高了汇丰的声誉。正如阿迪斯所说：“作为银行团的领袖，汇丰银行在伦敦金融界的信誉无与匹敌。这使汇丰银行能了解到欧洲大陆各列强【对中国】的意图和野心，并得到了【英国】历届国务大臣们的信赖。”
6 上海新地标
1923年6月23日中午时分，上海外滩车水马龙，人头攒动。福州路和广东路之间实行交通管制，缠着大包头的锡克士兵和华人警察正忙碌着维持秩序，上海滩的头面人物，中外商界、金融界和上海政界的要员，包括当时英国驻上海总领事巴尔敦、控制上海华界的最高军政长官何丰林，都出现在外滩。两年前就已开工的汇丰银行新大楼终于落成，一场盛大的落成剪彩仪式正在这里举行。
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后，英国重返东方，汇丰更是积极扩张银行业务，开足马力加速前进。随着纸币发行权的扩大和发行条件的降低，汇丰银行发行纸币的总量越来越大，1912年是2480万港元，1919年12月增至3050万港元，1921年12月更增加到4400万港元。
1922年，是汇丰银行收成更大的年头，不仅盈利达到破纪录的1293万元的历史水平，而且大连、烟台分行相继开张，马尼拉分行大楼也正式启用。
不过，真正让汇丰银行达到顶峰的，是1923年上海外滩的这一幕盛况。新楼落成，更增强了汇丰在上海外滩银行界的领袖形象。
1921年，汇丰以每亩4000两白银的价格购买了外滩10号美丰洋行和11号别发洋行，连通老楼的房产重新建造新银行大楼。
1921年农历五月初五，上海汇丰大楼选择好良辰吉时奠基。汇丰总经理史蒂芬在大楼奠基时满怀豪情地宣布：“在这里建造的大楼，是表示我们对未来的信心，对中国贸易未来的发展、对这个我们希望一切国家都能长期和平地进行贸易的港口的未来，以及对汇丰银行可以一直在这里维持它的领导地位的未来??充满了信心。”
1923年6月，历时两年的大楼竣工。这幢外滩最精美的西方古典主义建筑杰作，占地面积达9338平方米，建筑面积为23415平方米。无论是占地面积还是建筑面积，都是当时上海外滩建筑当之无愧的“老大”。耗资185万两白银建成的大楼沿外滩立面横向展开，主体五层，中部七层，地下一层，一楼四面还有夹层。大厅墙沿及暗角都装有暖气设备与冷排风系统。大厅屋顶则为巨大的玻璃天棚，五层上面铜框架结构的圆形穹顶是这幢大楼的标志。而地下一层大库房，据说能安全无虞地存放几千万两银子。
使这幢建筑扬名立万的，还有作为汇丰银行重要象征物的一对铜狮。如今无论在上海外滩老汇丰银行大楼，还是香港汇丰大厦以及伦敦汇丰大楼，人们都能看到其门前的一对狮子。在汇丰发行的纸钞上，同样能看到一头张着嘴、一头闭着嘴的一对雄狮，开口的雄狮是“史蒂芬”，其名源于1920～1924年任汇丰大班的史蒂芬，铸造铜狮正是出自他的倡议；另一头闭着嘴的称“斯蒂特”，即当时汇丰上海分行经理斯蒂特【G.H.Stitt】的名字。
上海汇丰大楼曾被誉为“从苏伊士运河到远东白令海峡一座最讲究的建筑”，是上海滩的新地标。这栋被汇丰高层刻意显示在上海金融界居统治地位的大楼，不仅显示了汇丰在当时的威风，也显示了已经开始走向没落的大英帝国在东方的实力。诚如作为贵宾的英国驻沪舰队司令在大厦落成典礼上致辞时所说：英国的海军和贸易是连在一起的，“舰队力量的存在使这里的【英国】公众有了安全感，而汇丰银行的存在，又使舰队感到安全”。
7 熙礼尔之死
北洋时代汇丰银行在中国内地两个最重要的分行是上海分行和北京分行。上海是中国最大的经济中心和金融中心，上海分行是汇丰在中国从事商业性金融业务的大本营，汇丰在华各分行的“统辖行”。汇丰新大楼的竣工，更宣示着它的龙头老大形象。事实上，汇丰银行上海分行经理常常就是汇丰总经理的后备人选。而北京是首都，北京分行是汇丰用来与中央高层及各种官员打交道的据点、接洽对中国政府借款事宜的津要之地。这里有老练而精干的熙礼尔长期坐镇，因而也同样维持着汇丰崇高的声望和广泛的人脉。
熙礼尔为杰克逊王朝的辉煌立下了汗马功劳。甲午战争后中国被迫向日本提供巨额赔款，在清政府三次订立的俄法借款、英德借款和英德续借款中，后两次借款汇丰银行都作为主角出现。汇丰能成为各国银行贷款争夺战中的最大赢家，有赖于熙礼尔在北京宫廷内外、朝廷上下奔走。1901年《辛丑条约》签订，列强向清政府索赔4.5亿两白银时，在赔款的经营和保管等方面，汇丰再次成为大赢家，同样有此时已双目失明的熙礼尔的努力。此后，无论汇丰银行争取到对中国铁路的大量贷款，还是汇丰在国际银行团中充当起领袖角色，熙礼尔均在其中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鉴于为汇丰同时也为英国利益作出的杰出贡献，熙礼尔得到了英王获授爵士勋位的机会，其名字已经列入1924年的英王诞辰授勋名单之中。然而，就在熙礼尔将被授予爵士勋位的几个星期前，他却因患肺炎住进医院，并于1924年4月13日凌晨去世，永远地失去了获授勋爵的机会。
汇丰银行北京分行的工作异常繁忙。仅就银行团是否向中国政府提供政治贷款而言，不仅要取得列强之间银行团内部的平衡，更要关注变幻无常的中国政经形势的发展。
4月12日早晨7点，艾伦前往医院探视已经住院的熙礼尔，之后回到家中吃早餐时，又接到通知说熙礼尔想见他。这时的熙礼尔已经感觉到自己大限已到而有必要交代后事了。随后，艾伦赶赴有美、英、法、日四国公使和四国银行团代表出席的有关会议。中午1点，艾伦再次赶到医院看望熙礼尔，熙礼尔问到会上作出了什么决定，是否研究过他提出的关于平衡中国政府预算的最后方案。艾伦在后来写信给汇丰银行总经理史蒂芬说：“这是他【熙礼尔】最后向我说的能表达得清楚的话。”
4月13日零点30分，在北京生活了将近40年的熙礼尔去世，终年67岁。4月14日，各国驻华公使与银行团的代表抬着熙礼尔的灵柩，为汇丰银行的这位风云人物举行葬礼。参加葬礼回来，艾伦提笔给史蒂芬写信，他依旧不能忘怀这位一道共事14年的老上司，一位从1898年起就逐渐失明、1907年几乎完全失明却始终没有被病魔吓倒的前辈。
艾伦在信中抑制不住情感地写道：“在很多方面，熙礼尔是服务于汇丰银行的少数几位超群人物中最出色的一位。我认为，在当前的一代人中，还找不出能完全填补这个空缺的人来。”
目睹了中法战争、中日甲午战争、义和团运动及八国联军侵华战争，见识了各系军阀在中国政治舞台上的轮番演出，经历了形形色色的向中国贷款的策划和谈判，为英国国家利益及汇丰的利益打拼、创建并光大汇丰北京分行超过半辈子的熙礼尔，虽然不曾站在汇丰总行大班的位置上运筹帷幄、指点江山，不好与杰克逊等人作比较，但在一代又一代汇丰银行各分行经理中，即便到今天也没有一个人能有他那样的经历和声望。
8 多变的军阀，不变的汇丰
自从1916年袁世凯去世后，中国进入历时12年的各系军阀轮流坐庄的时代。在北方，皖、直、奉三系军阀依次控制着北洋政府，每系军阀得势时间约为4年；在南方，1916年7月，孙中山发起护法运动，在一部分海军支持和80名国会议员的相随下，于广州建立起军政府。孙中山虽被选为大元帅，但实权却时时旁落于一些军阀之手。真正开始统一全国的有效行动，是1926年的国民革命军北伐。1928年，南京国民政府成立，北方的奉系军阀“少帅”张学良宣布易帜，从而在形式上大致结束了中国混乱而分裂的局面。
面对军阀们在中国政治舞台上“你方唱罢我登场”，汇丰银行的策略是支持当时存在于北方的北洋政府。
在熙礼尔去世前的1923年4月，在北京近距离观察中国政经局势约40年的熙礼尔向伦敦提交了一份有关中国财政状况的备忘录。他说，无担保债务确切地计算是7亿元，而政府的贪污、浪费和各地军阀就地非法截留，是国家财政枯竭的主要原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