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突出反映在分析学派意义理论的一个核心特点上，就是从二值逻辑转向三值逻辑（乃至多值逻辑）。二值逻辑是形式逻辑，遵从排中律，q值或0（是）或1（否），非此即彼，没有中间选项。哥德尔定理从元数学的根本上证伪了这种非此即彼的数学逻辑，由此开辟了数量逻辑的新方向。数理逻辑进展到今天，出现了超越哥德尔的三值逻辑。在三值逻辑中，第三个值亦此亦彼，突破了排中律，更接近辩证逻辑。三值逻辑偏离了形式逻辑的轨道，将对于直值的描述由逻各斯中心主义的X区间拉向了价值多元化的K区间。
“换算”成价值规律，均衡就不是一个值（如X点），而可能是一个集合（如K集），即多重均衡形成的一个集合。这是传统经济学不能容忍的。理性强调最优化，如果“萝卜白菜，各有所爱”，都“满意”，经济就不确定了。
问题是，新经济就是这样。你问顾客真心想要什么，他说不知道。刚才喜欢李宇春，打了个饱嗝，改主意了，改看陈佩斯去了。
真值规律是与语境相关的
真值体系，又叫语义理论。理论设计得挺好，但实际不可操作。最大困境在于，一个词可能对应字典上十几种意义，难以确定哪一种才是当下的真值。语义阶段的搜索引擎就面临这种问题，一个主题词把字典里有的意义都搜索出来，结果多得成垃圾了，反而加大了定位真值的难度。最近的潮流，是用语境相关解决这个问题。
语境是说真值所在的上下文，这是一个意义网络。蜘蛛并不去猜测猎物位置的可能集合，而是张一个网，猎物在网上被黏住了，就跑不了了。一个词固然有多种意思，但在一句话的上下文里，它的意思往往只有一个。足球队员门前配合默契是基于语境（历史），了解队友一个眼神、一个动作的真实意思；而临时组队的队员之间很难达成默契，主要是不熟悉对方的“语境”。
语境是历史形成的，每个人都有一个不同的语境，所以把每个人的语境搞定了，个性化的问题也就解决了。比如，你在Gmail沉淀了上万封信，里边有你一贯的所思所想、所说所为，通过元数据分析可以形成无数个上下文蛛网，用来捕捉你“掏钱购买那一刻所流露信息的真实意图”这只猎物。就像你的足球伙伴基于对你的长期了解，瞄一眼你的下意识动作，就知道你要传还是射，然后相应准确地作出反应。
语言学转向
语言学转向，实际反映了品种经济性的交换要求。品种在这里代表的是意义的单位。
此前，在品种不经济条件下，人们只能把众中品种中的一个泛指种类，当做这一品种的标准，好比把一个字当做这个字在字典中多种含义的一个总代指，或者说把一个字的多种字典义归于这个字本身。例如，在短缺经济时代买衣服，衣服这个词通常是指一件绿军装，或一条蓝裤子。但在新经济条件下，人们就不能光说买衣服，而要问具体哪些品种的时装可供选择。
品种经济性意味着，当一个品种集合被推出时，它不再是一个类，而是这个类下的多样化的属。好比搜索到一个词，人们要追问它的真实意思到底是字典上多种含义中的哪一个。可以认为，语义就是语形的品种多样化。
语言转向或语言学转向对于交换意味着，当交换行为中对顾客需求的把握不再满足于元这样的单位，而要捕捉同一元钱下不同顾客的不同潜意识感受时，需要借助话语信息而不仅仅是货币信息进行价值层面（而非效用层面）的精确对价。比如说，一对一营销，需要在个性层面把握顾客需求，这种对价甚至可以使交换价值浮动起来。
鲁宾斯坦《经济学与语言》
一些前卫的经济学家已经注意到语言和话语在交换中特殊的价值转换作用，语言可以发挥从标准价值向意义价值转化的作用。
著名的博弈论经济学家鲁宾斯坦就是其中的一位，他指出：“语言--从部分意义上讲--也是一种交流的机制。”
鲁宾斯坦的总思路是，建立自然语言与函数最优化之间的关系。“经济学试图将社会制度解释为从某些函数的最优化过程中所衍生出的常规性，这一点可能对语言也是适用的。”“其主要的目标就是解释自然语言的特性是如何与某种‘理性’目标函数的最优化相一致的。”
我们可以把以货币表现的标准价值视为“理性”目标函数的最优化，语言可以进一步做到的是进一步透视同一交换价值下面的真值，即意义价值。
我们用数列集合，函数与最优值的关系作比喻。在K集一端，是一个二元选择或多元选择构成的数列集合（“生产可能性边界”），它反映的是真值。鲁宾斯坦从集合的二元关系开始构造语言模型，相当于是在K'区间构造函数。我们知道，二值逻辑还属于形式逻辑的范畴，是理性可接受的。但他是不是还在追求极值呢？我们下面再讨论。
鲁宾斯坦给出的二元关系的特性包括：对称（或非对称）性、完备性、传递性。“它们必须是一个线序。”这相当于森所说的向量。
“二元关系在这里被视为用于指明集合元素的工具，在该集合中物体没有名称，我们寻求那些可以让使用者毫不含糊地挑选出Ω的任意子集中的任一元素的结构。”
值得注意的是，二元关系还有另一种结构语义学的描述方法，就是语义轴的表示方法。
按照哥德尔定理的尺度观察鲁宾斯坦的工作，鲁宾斯坦的语言论类似于哥德尔的数论，旨在探索一种元理论。鲁宾斯坦说的语言就相当于哥德尔说的数，鲁宾斯坦说的二值逻辑就相当于哥德尔说的悖论。他们共同持有的一个元理论是，任何可数学形式化的逻辑，都包含内在矛盾，这种矛盾可以通过量化的方式，表示为系统内部的悖论。通过悖论，人们可以发现既非真亦非假的东西，只能在逻辑之外或之上的层面上才能得到证实。用我们的话来说，真值可能超过逻各斯中心的价值，具有逻辑、理性难以把握的意义。只有在真值领域才能得到解析，这个真值领域就是K域，通过直值的分析来把握。
鲁宾斯坦相信语言可以同货币相对应，除了表达货币的标准化价值外，还可以表达货币所不能表达的真值，即某种非逻辑的意义。
鲁宾斯坦总的立场是有限理性。这决定了他的经济学语言转向的特点，既不是固守在传统理性的范围内（否则他也不会考虑数理逻辑这门方法，直接用数学等于逻辑就可以了），也不是完全的解构（否则他就会转向多值逻辑，否定形式逻辑）。
韦森对鲁宾斯坦语言经济学的评论
韦森认为，逻辑推理中的“连锁推理悖论”，又与鲁宾斯坦所发现的在任何语言中都大量存在的一种线序性质有关。具体说来，在人们日常用语中，高、矮，长、短，强、弱，快、慢，漂亮、聪明这些形容词一般总有些约定俗成，且为人们所“大致同意”的标准。或者说，这些词均有意义，即指某种程度的实存性质、程度或标量。
语言的语义结构（不仅仅是语法）及其生成过程，是否受最优化选择法则所支配？换句话说，鲁宾斯坦的论域重心会不会从K'集合转回到X点？逻辑学家韦森认为，鲁宾斯坦试图说明，通过坚持最优化和策略均衡的“看不见的手”，事物是怎样像现在这样运作的。这种风格的经济学家是莱布尼茨式的乐观主义者，我们生活在“所有可能世界的最好世界”之中，或者缺乏唯一性，即最起码是“处于一个最佳的可能世界中”。这相当于说，鲁宾斯坦选择的是极限函数，而不是极限本身，他坚持的是有限理性的立场。鲁宾斯坦试图通过语言解决交换价值与意义价值的转化的问题。
韦森对此评论说，从一个更深的语言哲学层面上来思考鲁宾斯坦这里所提出的问题，这实际上牵涉当代哲学中的一项主要争论：当某人说出指称某一（个或类）外在对象或对象性的一个语词时，作为某种声符或字符的“语词”与外在对象或对象性是如何相符的？在回答这些问题时，语言（哲）学家索绪尔把它归结为语言符号任意性的约定俗成，而哲学家维特根斯坦则把它归结为人们的“语言游戏”。现在，经济学家鲁宾斯坦则从数理逻辑和博弈论的分析进路，把它归结为人的语言或思维结构中实际存在的某种线序最优二元关系，这就是他的结论：“当且仅当一个二元关系是线序时，它可以让（语言的）使用者能够指出全集的任意子集中的任意元素。在标示每一个子集的每一个元素上，线序是最有效的二元关系。”鲁宾斯坦的这一洞识，与索绪尔词语符号任意性的约定俗成观以及维特根斯坦的“语言游戏”决定了词语意义的词义生成观，在精神上应该说是一致的。用演化论来理解语言和人的思维结构中的最优二元线序关系，在当今数学和社会科学的工具箱中，演化博弈论自然就是最优的方法论工具了。而由生物学家梅纳德·史密斯所引发的演化博弈论，又以“演化稳定策略”（ESS）为其核心概念。用一种精练的纳什均衡的演化???定策略的理论进路来模型词语的出现以及词语语义的约定俗成的生成过程，博弈论经济学家自然离不开ESS，自然又会将其分析理路和理论模型构建在演化博弈的一些基本假设之上，这就是：各种演化力量不仅仅依赖于标准博弈收益，而且取决于收益与“复杂策略成本”计算的均衡。
鲁宾斯坦的局限
作为专业经济学家，是很难割舍与最优化理性的联系，而像后现代哲学家那样义无反顾地投入对K区间的彻底的解构性的描述中去，鲁宾斯坦也是这样。
鲁宾斯坦的局限突出表现在，他没有达到数理逻辑前沿所能达到的探索深度。数理逻辑当前的前沿，已经转向了对多值逻辑（K域）的探索。多值逻辑的最主要特点，就是否定二值逻辑背后的形式逻辑，向着自然语义和语用的方向深化。在这一点上，与后现代解构主义已经差不多处于平行位置。鲁宾斯坦的演绎，在这里似乎已经遇到了方法上的天花板。
第一个问题是同一市场的均衡。
理性均衡的前提是连续性。所有的象征交换（除了作为特例的X点）都可能是不连续的。在不连续的状态下，理性均衡确实可能不存在，但这不等于总供求的平衡不存在。如果交易在K区间每个离散的节点上，以品种多样化的方式一对一地完成，而且是基于具体价值或意义价值的对价相等完成的，总供求仍然可以实现平衡。因为从理论上讲，如果所有的交易方对交易都感到满意，对交易结果没有异议，总体平衡就不会被打破。如果交易中的每个产品，都是不可完全通约、比较的，市场也就不存在出清的问题。
第二个问题是不同市场之间以货币结算的均衡。
从宏观经济角度看，我们已经有在实体市场与货币市场之间建立均衡的经验（QP=MV），我们也可以推想在货币市场与信息市场（即意义均衡的市场）之间建立均衡（MV=BH）（其中B代表信息价值总量，H代表信息价格水平）。
这方面的研究还没有开始，我们只能凭直觉推想，货币市场与信息市场的力量对比（价值膨胀与价值收缩），一定与产业结构、就业结构有关。以工业品为代表的同质性产品的价值，与以信息产品为代表的异质性产品的价值，在国民经济中的比重以及两方面就业、收入的比重，将决定货币市场与信息市场的力量对比。
张军、傅勇：《诺奖回归博弈论》，http://www.*****.com/?review/20051023/11552055971.shtml。
唐超：《博弈论视角下的先验道德哲学--读康德的〈实践理性批判〉》（摘自网络）。
鲁宾斯坦：《经济学与语言》，6页，上海：上海财经大学出版社，2004年。
同上书，6页。
同上书，13页。
鲁宾斯坦：《经济学与语言》，16页，上海：上海财经大学出版社，2004年。
格雷马斯：《结构语义学》，26页，天津：百花文艺出版社，2001年。
韦森：《从语言的经济学到经济学的语言--评鲁宾斯坦〈经济学与语言〉》，第三届中国经济学年会论文。
鲁宾斯坦：《经济学与语言》，127～128页，上海：上海财经大学出版社，2004年。
韦森：《从语言的经济学到经济学的语言--评鲁宾斯坦〈经济学与语言〉》，第三届中国经济学年会论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