价值集合内的价值数值，是效用值与一个不确定值、待定值的合成。不确定性和待定性，是价值集合本身的特性要求。
效用作为理性价值，是以均衡值或者说社会必要劳动时间为稳定值的。在市场中，价格随供求关系变化，而围绕均衡值上下波动。在均衡值以外的所有点都是不稳定的，都有某种驱动力促使它发生变化，直到达到均衡。但价值集合内分布的每一点，都可能成为一个稳定解。这是因为在个性化定价条件下，有可能出现一系列针对参照点的局部均衡。这正是真实世界中发生的事情。
价值集合可能是数值与语言的结合，定量与定性的结合。如果说效用表现了价值同质性的一面，那么参照点的得失更多要解决价值异质性的问题。异质性价值，既可能由货币符号表现，也可能通过语言符号表现，而效用只能通过货币符号表现。
从后现代经济学的角度看，将数值与语言、定量与定性结合起来也许不成为问题，但如果与现代经济学在能指的层面对接，就会出现一个巨大的问题：原有经济学并没有与语言、定性分析的接口。为此，能不能从原有经济学的范畴中，找到一个定量维度来转化这个问题？品种这个长期被忽视的维度，就进入了分析的视野。
品种维度
以往经济学以数量和价格作为基本的维度，其中隐含了一个作为特例的假设，就是将单一品种作为品种的代表，假定在“品种”这个通用状态只缺省地选择了单一品种这个选项。以单一品种大规模生产作为特殊背景，一般讨论的数量实际上指单一品种的数量。也可以认为，在这里多品种被同质化为单一品种。
但是从后现代的观点看，个性化和异质性都要求品种由一变为多。多成为一般和常态，一仅仅是特例。这里的“多”，不是指同质性品种在量上的累加，而是指品种在质上的差异之“多”。有多少种不同的质，就有多少品种。这里的“一”，是指品种在质上的单一，无论有多少同一品种的产品，它们在品种上都是一种，而不是多种。
因此，价格可以由一维发展为二维。除了数量这一维，还有品种这一维。品种表示有多少种不同的质，这些不同的质在同一网络中彼此相互作用。这是用现代性术语切入后现代价值现象的入口。
品种与异质性
品种表面的解释是产品种类，实质上是指异质性。有多少品种，实际上是说有多少在性质上不同的元素。
中国社会科学院数量经济与技术经济研究所的王国成认为：“异质化就是将一个总体解构，考虑将其细化、深化为若干次一级的子总体，根据需要还可分化解构为再次一级的小总体，等等。而这些次一级的子总体具有不同的初始状态、互异的行为和学习模式，它们之间的联系则是通过各个子总体中的个体之间的交互行为实现，并通过众多的个体间的交互行为及其带来的结果最终实现整体环境的变化、演进，产生出我们可直接观测的宏观经济现象”。
根据王国成介绍的基于异质性主体的经济分析模型，可以把异质性模型化：“设Sb为考虑微观主体因素的行为特征集：Sb={利他动机、合作愿望、公平倾向、互利意愿、社会偏好、反应模式和类型等多种行为属性}，记经典的经济数学模型为：Y=f（χ）；将考虑行为因素的模型表示为Yb=fb（χ，λ），即在原有模型中引入行为参数λ，提出基本假设H0：Y-Yb=0。给定某一显著性水平，如果未通过行为基本假设检验，则表明不同环境条件下的行为特征存在系统偏差，就是异质性行为，微观主体行为的变化对宏观整体结果影响的差异性就不可忽略。运用可控实验方法能够观察和测取行为参数值与Yb，只有在通过基本行为假设检验后，才能将主体行为看成是同质的，以保证理论在一定置信水平上的科学可行性和所得结论的可信度。”
当然，异质性只是质的一个方面，涉及的是质的离散性和差异性的一面；而有机性是质的另一个方面，涉及的是后现代的质的特殊的联系方式。如何用数理方法表现有机性（后现代的隐喻概念），是一个还没有定论的问题。不过，从经验观察已经可以大胆提出一个假设：有机性与报酬递增具有内在联系。当规模或范围发生变化时，以机械性方式联系的质，具有报酬递减的特性；以有机性方式联系的质，具有报酬递增的特性。
鲍尔斯：情境依存的偏好
偏好是价值的另一种说法。萨缪·鲍尔斯在《微观经济学：行为、制度和演化》中，提出了基于卡尼曼和特韦尔斯基的行为经济学思想的价值模型--情境依存的偏好模型：
“基本的形式化表述是：如果效用函数是用来解释实际行为的，那么它的自变量就应该是状态或事件的变化而非状态本身。因此，个人给状态赋予的价值取决于该状态与现状（或其他可能的参照状态，比如某一渴望水平或同等人所享有的状态）之间的关系。”这与我们说的“价值是效用相对于参照点的得失”是一个意思。
“假设ωi是一个表示状态i的向量，它是可能状态集合Ω的一个元素，Ui（ωj）是状态ωj∈Ω对于一个目前正经历状态ωj的个人而言的效用。令Ui（ω）表示当一个人处于状态i时对于所有可能状态的偏好排序。于是，如果存在一定的i和k，对于相同的个人而言，他在另一个不同状态下的排序Uk（ω）和由此给出的排序Ui（ω）不同，那么这个人的偏好就是情境依存的。”
情境依存强调了假设条件的变化，而不是主体自身的变化。虽然不如异质性的方法更加彻底，但它体现了后现代方法的一个重要特点，这就是把条件当做变量，内生于模型本身。这与现代经济学中使前提假设不变的方法正好相反。从这个意义上说，后现代经济学是“前提假设”学，而非“逻各斯中心”学；是条件论（存在论），而非本质论。
品种经济性
仅仅将异质性内生入经济学--比如像经济分析模型，或将品种维度内生入经济学--比如像迪克西特-斯蒂格利茨模型（D-S模型）--并没有直接在经济性的定义上实现后现代的范式转移。D-S模型讲的是品种多样性，但前提假设却是品种不经济（即规模经济）。后现代经济学将品种维度内生化的前提，当然是要说明品种经济（如范围经济），而不是品种不经济。因此，还要说明异质性的经济性或品种经济性所在。
品种和品种经济性是什么关系？我们可以从图1-3“经济学中的后现代价值问题域”中直观地看出来。
在K集合中，任意一个元素，我们可??视为一个“品种”。X也是一个品种，但它是一个特例。在这个特例中，品种不经济。品种不经济的几何意义是，在X点之外的其他品种，都是“不经济”的。而“经济”在这里的意思，就是以连续为前提的最优，也就是以同质性为前提的理性选择，以导数表示。
品种经济性，显然是X这一特例的推广。不仅在“品种不经济”这一点上的这一“单一品种”（无论它的数量和规模有多大）是经济的，而且K集合中的其他品种（即元素）也是经济的。这是什么意思呢？它是说，多元化、离散化、个性化的生产可能是经济的。比如创意经济中非规模化制造的工艺制品，有可能不符合规模经济的原则，但仍可能是高附加值而低成本的，因此符合经济的原则。
品种经济性对于现代经济学范式是一个否定，但它本身（“品种”和“经济性”这两个概念）却属于经济学的所指体系。所以，我们可以通过它建立现代经济学与后现代经济学概念沟通的桥梁。
通过品种经济性，我们可以把价值—效用双点定价的价值模型，转化为一个均衡集合的问题；同时，它又可以解释像互联网一样的多元化、有机化的离散空间，其个性化选择如何可能。
经济学历来以数量、价格二维坐标描述为主。这种描述方法，隐含的是世界一与世界二的总体世界模式。它的局限在于忽略了信息空间，加入品种维度，是将世界三内生于经济学体系的要求。
品种在异质性的意义上，本质上是信息维度。迪克西特—斯蒂格利茨模型（D-S模型）第一次成功地对品种内生进经济分析，为品种维度的经济学化作出了巨大贡献。
可以用数量Q（使用价值）、价格P（货币价值）和品种N（信息价值）三个维度来构筑完整的经济空间，进而解决虚拟货币的存在空间问题。
何谓经济性
人们可能已经注意到，“经济性”这个词在后现代经济学中的含义，已经发生了不同于现代经济学的改变。这种含义改变的质变点在何处？
后现代经济学价值论的一个鲜明特点是提出最终价值--意义价值的概念。意义是质的最高的规定性，也是品种的主体价值（选择）所在。意义价值是目的价值（最终价值），相对于目的价值，效用价值（交换价值）是手段价值（工具价值、中介价值、中间价值）。意义价值与效用价值的关系，是目的与手段的关系。手段反映目的，也可能背离目的。意义价值把快乐当做有用的最终检验标准，是经济的目的所在。典型背离的情况是，一个中间产品（比如货币）貌似有价值，但它却不能给它的拥有者带来快乐等终极价值。
所谓经济性，首先是问对于何种价值参照系的经济性。如果是相对于自然价值，它的经济性是它的自然生态性，是自然本身的熵流交换经济不经济；如果是相对于交换价值，它的经济性是资源配置的经济性；如果是相对于意义价值，它的经济性是在达成人的目的上的经济不经济。
现代经济学的定位是中间价值，即效用价值。它关注的中心不是人的最终目的（自由而全面发展）的实现，而是为了这种实现所要创造的对象化的条件，人们称之为“在稀缺条件下进行资源配置的优化”。现代经济常常为了手段而忘记目的，为了工具理性意义上的经济性而忘记目的性意义上的经济性，导致最经济地违背人的目的。
后现代经济的经济性，是指基于结果的经济性，首先是指能不能最经济地实现意义价值。从这个意义上说，个性化可以是经济的，效率可以是不经济的。因为在人均收入5000美元以上时，个性化需求的满足比一般规模化制造品（如“中国制造”）对于低级物质需求的高效满足具有更高的经济性--目的满足能力。异质性产品的高附加值，更多选择的价值，均来自于此。
后现代经济学是否有资格讨论高附加值的问题？答案是不言而喻的。
理查德·济科豪瑟、拉尔夫·基尼、詹姆斯·萨本缪斯编著：《决策、博弈与谈判》，2～13页，北京：机械工业出版社，2004年。
阿莫斯·特韦尔斯基：《理性选择与感性选择的原理比较》，转引自理查德·济科豪瑟、拉尔夫·基尼、詹姆斯·萨本缪斯编著：《决策、博弈与谈判》，11～12页，北京：机械工业出版社，2004年。
阿莫斯·特韦尔斯基：《理性选择与感性选择的原理比较》，转引自理查德·济科豪瑟、拉尔夫·基尼、詹姆斯·萨本缪斯编著：《决策、博弈与谈判》，3页，北京：机械工业出版社，2004年。
同上书，5页。
同上书，7页。
阿莫斯·特韦尔斯基：《理性选择与感性选择的原理比较》，转引自理查德·济科豪瑟、拉尔夫·基尼、詹姆斯·萨本缪斯编著：《决策、博弈与谈判》，10页，北京：机械工业出版社，2004年。
效用在性质上将价值理性化，最优化在方法上实现理性化。
回到事物本身，对经济学来说，就是回到人本身。
这种说法，可以参见巴塔耶和鲍德里亚的理论。
对于马歇尔们来说，他们不自觉地在现代性的范式框架中思考价值问题，快乐与痛苦是“非理性的”，因此要通过效用概念，把它们转化为理性的价值。他们没有认识到在这一过程中意义被取消，因为他们没有世界三的概念，他们以为取消的只是“心理”上的东西。
参见《〈普遍经济论〉：理论导言》，转引自汪民安编：《色情、耗费与普遍经济：乔治·巴塔耶文选》，长春：吉林人民出版社，2003年。
对象化价值，在这里是指自然的人化，即对象化于物质的价值。使用价值从自然的人化中自然的角度界定，欲望从自然的人化中人化的角度界定，两者殊途同归。
当把人理解为自然的历史的过程时，自然目的与人的目的可以统一起来。可持续发展可以被理解为人作为其中一部分的自然发展过程。在这个意义上说，人的目的也是广义的自然目的（人也是宇宙的一部分）。
当然，在特例之中，参照点也是可以通约的。然而，在这种特例中，价值与效用就没有什么区别了。
它描述的均衡状态，只是作为特例才是真实的。
鲍德里亚：《象征交换与死亡》，27页，南京：译林出版社，2006年。
最优值本身，也可以视为一个集合，但不是我们这里所说的集合。这里所说的集合，是异质性元素的集合；而新古典的价值集合，是指效用的集合，甚至最优值的集合。
最优的那“一个”品种，只是诸多品种中的一个因“最优”而特殊的特例，而全局最优对每个局部的个性化并无高于其他选择的意义。
王国成：《经济分析模型微观基础的异质化》，载《数量经济技术经济研究》，2008（11）。
王国成：《经济分析模型微观基础的异质化》，载《数量经济技术经济研究》，2008（11）。
萨缪·鲍尔斯：《微观经济学：行为、制度和演化》，79页，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6年。
同上书，76页。
在图1-4中，价格P以成本C的形式表现，实质仍是价格维度（Q代表原点）。
自然价值，在合目的性的意义上被称为使用价值，使用价值的自然目的性是自然价值。比如，木材具有使用价值，但木材的前身--树木却可能并不为人的目的而生长，而是按自然规律生长。自然规律就是树木的“目的性”。当自然价值变为使用价值时，它成为人的手段的手段，即人类把生产当做实现目的的手段，而生产又把自然当做实现工具理性的手段；生产通过改造自然目的性，使之成为合目的性，即使用价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