年轻人没有资格说真理。
--亚里士多德
2006年2月，拉里·布里连特来到谷歌总部，与拉里和谢尔盖谈论公司慈善机构谷奥的领导职位事宜。布里连特博士花了差不多一天时间与拉里和谢尔盖待在房间里讨论，他们谈论的话题远远超出了谷奥。
“我们谈论生活以及他们想去的地方，”布里连特博士说，“他们令人称羡。以前，我从未见过他们这样的人。40年来我没有为任何人工作过，对于为大公司工作的想法，我也不感兴趣。但是拉里和谢尔盖让我改变了主意。”
拉里和谢尔盖给他留下深刻印象的，是他们激进的理想主义，以及为世界做重要事情的强烈渴望。他到谷歌与他们进行首次会谈时，这对搭档刚刚决定到中国开展业务，这意味着遵守中国严格的审查制度。这件事成了他们谈话的主题。
“我们谈论谷歌是否该去中国发展，”布里连特说，“所有问题都归结为：从道德层面来讲应该怎么做？”
对谷歌来说，这是一个敏感话题。“我认为，所有美国大公司都在不断审视它们与中国的关系，”布里连特说，“它是一个强大的商业伙伴，也是一个非同寻常的商业伙伴。它有我们不习惯的一系列压力存在。我们不十分了解他们。但无论问题是什么，有了拉里和谢尔盖，它都可以归结为：从道德上讲应该怎么做？”
这是拉里和谢尔盖身上永不改变的东西。“迄今为止，”布里连特说，“我们已经经历了太多疯狂的事情，而且从未碰到过使他们无法作出正确道德决定的问题。他们首先考虑的是道德问题。其他所有事情都是其次--包括谷歌能否做好，或者它是否对业务有利。我从未见过一家大公司的两位掌门人有如此令人惊讶的强烈道德基础。给要写书的人讲这些有点儿奇怪，因为这听起来像是吹捧，但这是千真万确的。这就是为什么我来到了谷歌。”
是的，这听起来像是杜撰，而公众对于此类断言的提防也是情有可原的。我们已经习惯了大公司的这种谎言编造能力，比如石油公司喋喋不休地宣讲它们为环境所作的伟大之举，即从未抛洒一滴原油。但是谷歌或其创始人的每个密切接触者在离开时都会声称这是事实。没有理由再为公司“涂脂抹粉”的一位前任高管声称：“公司里的每个人确实都相信这一点。”定义“邪恶”
尽管如此，越来越多的人开始指责谷歌的“邪恶”行径。第一个问题应该是，谷歌如何看待“邪恶”问题？
谢尔盖是对不作恶这层意思的主要裁决者。他将其形容为谷歌致力于不利用客户，同时努力为世界做好事。但它首先并非一个承诺，即永远不做其他人认为是错误的事情，比如砍伐古老的红杉树来挣大钱。它首先是一个内在的使命，即如何经营一家公司，并善待雇员。
在几位高管试图就一群似乎工作不卖力的雇员作出处理时，这个词首次被提及。一位高管转向其他人说：“就让我们这么做吧，但是不要作恶。”在几天后的另一次会议上，有人说了同样的话。最终这个规则被写下来并制度化。谷歌经济学家哈尔·瓦里安说：“它在某种意义上成了一项原则，而不是上层的规定。它是有机生成的，它与内部运作有关。后来，当拉里和谢尔盖写（针对上市的）创始人致股东信时，他们纳入了这个词。”
现在，谷歌被这个词套牢了。公司做的每件事，无论大小，都要接受该行为是否被视为合乎道德的评判。在公司网站“谷歌发现的十大真理”的标题下，这项原则排名第六：“您可以通过正当途径赚钱。”有关赚钱的这部分很重要。在解释他们不言而喻的道理时，他们没有写善待雇员，而是写了公司的广告政策：没有侵扰性广告；没有作为搜索结果的伪装性广告；只提供有用和相关的广告。他们承诺客观、诚实，而没有来自付费广告客户的伪装搜索结果，这是谷歌创立时其他搜索引擎普遍采用的行业惯例。
一些人可能对这一观点作此解释：“我们合乎道德，而你们没有。”但是自公司成立以来一直与谷歌相伴而行的克雷格·西尔弗斯坦却说事实更加微妙。“拉里和谢尔盖不相信公司的本质是邪恶的，”他说，“他们相信，作为一家公司，总有可能成为符合道德规范的公司，这也是谷歌的公司哲学。用这种方式你可以更加成功。”
简单地说，谷歌用这种方式确实取得了更大成功，这是对成功定义的低估。谷歌的道德罗盘在超级竞争时代运转良好。但是随着这项被简单描述为“不作恶”的原则的广泛宣传，谷歌发现这项原则几乎无望恪守。有线数字公司前任高管安德鲁·安克尔说：“我很清楚，他们会按错按钮。问题在于，不要假装你没作恶。”安克尔认为，谷歌的大获全胜使它很可疑。“没有谁能占到75%的市场份额仍然招人待见。你会得罪人，这些事情会像滚雪球一样越滚越大。人们想要的是可爱的谢尔盖和拉里玩偶。谷歌存在的问题是，人们越是热情和可爱，当他们未如人意时就越是令你失望。”
而他们确实未如人意。
自由派审查员
首先，谷歌--以及所有重要的在线服务商--是自愿的审查员。拉里和谢尔盖得出了一个有悖于他们本能的、不情愿的观点，即审查制度有时候是服务于其用户自身利益的。在某种程度上，他们十分清楚这一观点。但他们仍深思熟虑地小心行事，在得出结论之前权衡诸多因素。“拉里和谢尔盖--事实上是我们所有人--都有一种文化自由主义观点。”谷歌首席执行官埃里克·施密特说。
“我们不得不全部聚集到一个房间里。拉里说，如果这件事最终要见报，我们必须了解它。”这些会议不是简单的相同看法的交流。“我们三人对任意特定问题的细节部分都达不到看法一致，”施密特说，“我们围绕这一问题展开激烈争论。”
当讨论陷入僵局时，最终这一问题被提交给拉里和谢尔盖定夺。几年前，当《连线》（Wired）杂志的记者问到如何定义邪恶时，施密特开玩笑说：“随便谢尔盖怎么说。”他最近告诉我：“规则是‘视情况而定’。事实上我们没有那种用一段话可以阐述的规则。我们的这一过程依赖于判断力良好的人。”
作为计算机科学家，他们为能依赖所雇用的聪明人而深感自豪，只要他们能挖掘事实的真相，证明他们立场的合法性。施密特说谷歌比几乎任何其他公司更加忠于事实。“很多企业的运营都是基于直觉、经验，所有这些东西我们都不十分重视。我们重视分析性的、‘证明’的方法。我要提出一个广泛的批评意见：许多高管形象好，十分精明，口碑好，善于演讲，一口地道的营销语言，但他们缺乏本质性的洞察力，因为他们没有从分析这个前提出发。”
拉里和谢尔盖让他们的专家收集有关这些问题的所有事实，然后在会上讨论，并制定出总体策略。然后，负责细节问题的高管就特定问题作出决定，但要首先获得创始人的批准，尤其是存在争议的问题。尽管他们不喜欢审查制度并尽可能予以回避，他们最后还是接受了艰难的现实：没有它，就不可能在这个世界上做生意。
几年前，管理层拒绝阻止搜索引擎将人们链接到一个名为JewWatch的反犹太主义网站。博客作者们愤怒谴责该决定实质上是在纵容邪恶。谢尔盖公开为公司的立场辩护，说那是一种反审查制度的姿态。当然，所有这些宣传都增加了这个网站的访问量。
但有时谢尔盖会感觉到公司别无选择，只能删除搜索结果。例如几年前，科学论派教会向曾经摘抄该教会作品原文的反科学论派网站提出版权索赔。谢尔盖认为这是一个言论自由的问题，但是也不得不作出让步，因为反科学论派网站确实那么做了，谷歌删除了那份材料而没有反击。
当谷歌确实删除了搜索结果时，公司政策要求，应在网站上发布通告，声明该信息已被删除。谷歌还向名为“激冷效应”的外部组织发送信息，公开说明撤下了什么项目。谷歌转发了它被投诉??事情，由“激冷效应”在其网站上列举出来。谷歌往往在它遭受投诉的搜索结果页面上收录一个通告，并提供一个ChillingEffects.org链接。谷歌是唯一这么做的搜索引擎。
“决策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