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键时间１９４１年７月１日。
关键事件“一碗饭运动”开幕典礼餐券义卖。
关键人物宋庆龄。
１９３７年８月，上海沦陷，宋庆龄移居香港。在香港，她团结国际友人，支援中国抗战，先后领导成立了保卫中国同盟（简称“保盟”）和中国工业合作协会（简称“工合”）国际委员会，以推动香港抗日救亡运动的发展。前者成为海内外友好人士支援中国抗战的桥梁。后者主要利用后方的丰富资源和从敌占区来的难民，建立规模不等的工业合作社，生产工业和生活用品，供给军需民用。同时还发动国际捐款，救济中国难民，特别是将募集得来之捐款兴办工厂，实行“以工代赈”。
１９３８年，美国医药援华会等团体首倡“一碗饭运动”，宋庆龄对这一行之有效的募捐模式深表关注和赞赏。随着日军的步步侵入，大后方的难民与日俱增，宋庆龄决定以保卫中国同盟的名义，在香港发起“一碗饭运动”，为“工合”募捐，以扩大“工合”规模，救济难民伤兵，支援前线。她认为，在香港发起这样的运动，对激发１５０余万香港同胞的爱国救亡热情，募集救灾救难的经费具有重要的意义。根据宋庆龄的倡议，保卫中国同盟于１９４１年５月６日成立了香港“一碗饭运动”委员会，宋庆龄任名誉主席，香港立法局华人首席议员罗文锦律师任主席，保卫中国同盟中央委员会委员、名誉书记克拉克夫人任副主席。委员会决定：发出１万张售餐券，每张两元，持券者可到参加赞助、提供炒饭的餐馆吃一碗炒饭，募集到的款项全部赠给中国“工合”国际委员会作为救济伤兵难民之用。各界代表纷至沓来，参加“一碗饭运动”开幕典礼。
１９４１年７月１日华灯初上，香港湾仔庄士顿道１７９号英京大酒家门前车马云集。８点整，典礼开始，主持人宋庆龄以富有感情的话语，发表了即席演说，阐明了“一碗饭运动”的意义：“一碗饭运动的目的，是用募捐的经费来帮助中国的难民进行生产自救，用工业合作的办法来帮助中国的斗争。‘一碗饭运动’不但是募了捐去救济受难的人们，并且是要节饮节食，来表示牺牲的意思，这是我们做人的美德……香港的‘一碗饭运动’更含着一种深远的意义，因为这次捐款要帮助工业合作社去组织及救济难民和伤兵。这是巩固经济阵线，是生产救国，是帮助人们去帮助自己，是最妥当的一种救济事业。工业合作社是民主性的组织。用这样富有民主性的‘一碗饭运动’，来使工业合作社完成救济事业，岂不是很愉快而值得提倡的吗？”
宋庆龄的讲话，不时被雷鸣般的掌声打断。“一碗饭运动”得到了港英当局的支持，英国驻港陆军司令佳乃西、海军司令哥连臣、辅政司史美夫人等，都出席了开幕典礼，香港总督罗富国也发来了贺信。运动开展后，许多酒家、饭店、餐室纷纷表示捐献炒饭，参加义卖。他们不但表示无须收回每碗饭的成本费两毫，而且竞相提高认捐数。威灵顿街丽山餐室业主温梓明首先认捐５００碗，取名为“救国饭”。
温梓明一带头，其他酒家茶室纷纷响应，不甘落后：英京酒家捐３０００碗，小祗园捐７００碗，金星酒家捐５００碗，金门酒家捐５００碗，北极餐室捐５００碗，广州酒家捐１０００碗，天燕餐室捐１０００碗，怡安茶居捐５００碗等。市民到这些酒家，以港币２元买餐券１张，便可以食用炒饭一碗。所有售券所得，都捐献给“保盟”转给“工合”，用作筹办工厂，以工厂生产的收入作为赈济之经费。
８月１日开始销券，本来就很繁华的香港街头，那天显得更热闹，人潮如流，鼓乐齐鸣。只见一大群人簇拥着一个大碗的模型，喊着“多买一碗饭多救一个难民”的口号，穿梭行进在闹市区。车站、码头、机场、大街小巷、娱乐场所乃至行驶着的电车和公共汽车上都张贴着“大家来吃爱国饭”“为祖国无家可归的难民请命”等标语口号。各认捐炒饭的酒家餐馆更是精心策划，把厅堂门前布置得新颖别致，有的餐室门口挂出“爱国之门”“光荣之门”的横额，有的张贴着“欢迎来吃爱国饭”“欢迎来吃救灾饭”的巨幅标语，有的在店堂墙上悬挂孙中山遗像或张贴宣传画，有的还展出了抗日将士英勇杀敌、“工合”社员努力生产的图片等。
英京酒家特地在二楼开辟出一室，专门接待“一碗饭”顾客，并免费供应香茗。乐仙酒家经理庞永棠更是别出心裁，特意设计了一碗大型的“爱国饭”，碗内有白米饭１斤、鲜虾肉４两、鸡肉４两、炒烧４两、鸡蛋６个，售价为港币１００元，吸引了不少人争相慷慨解囊。许多团体认购了餐券，然后分发给内地涌来香港的难民。当天到各酒家、饭店去购券吃饭的香港市民极为踊跃。不少人一家几口专门去吃炒饭，作为自己对抗日战争献出绵力的表示。其中一些做家庭工的低收入者，也省下零用钱买一碗炒饭，略表自己的爱国心意。更加动人的是一群群小学生，中午放学时涌到酒家、饭店，用自己向父母讨来的两元钱买炒饭，还自豪地表示爱国义举小孩也不落后于人。为了援助中国的抗战，到饭店去吃饭的外国朋友也不少。义卖原定３天，但许多市民认为时间过于短促，未能满足居民之需，所以部分酒家饭店决定将义卖延至８月底才结束。上述种种，构成了一道独特的风景线，使得本已深入人心的“一碗饭运动”更加显得声势赫赫，轰轰烈烈。
９月１日，“一碗饭运动”胜利落幕，在英京酒家举行了总结典礼，宋庆龄颁发奖品，把有她题写“爱国模范”的旗帜，授予认捐炒饭的１３家优胜餐室；又向英京、小祗园、乐仙三家业主高福中、欧阳藻棠、庞永棠赠送了孙中山先生的遗墨“努力前进”，以资特别鼓励。接着，何香凝给个人捐款最多的唐谭美、韦少伯，及劝捐最多的马坤等赠送纪念品，纪念品是一双象牙筷，上刻“保卫中国同盟赠，纪念一碗饭运动”字样。
轰轰烈烈的“一碗饭运动”净收入港币２２１４４．９５元，法币６１５元。后来，英国赈华分会香港分会将捐款凑足成２５０００元港币，全部捐赠给“工合”国际委员会作为救济基金。这一运动犹如一曲爱国救亡的颂歌，不仅生动地体现了宋庆龄实践全民抗战路线的精神，同时也是宋庆龄全力以赴支援人民抗战事业的一个重要举措。
克拉克夫人在香港《华商报》的“一碗饭运动”特辑的题词中写道：“买一张一碗饭运动的饭券不仅是做了一件慈善的事，还可以使中国的难民有工作、能生活。帮助他们吧，使他们以合作来自助。”新西兰记者、作家詹姆斯·贝特兰也深情地写下了富有感染力的题词：“你，中国的朋友，在香港的饭店里买一碗炒饭，那黄河边上千千万万无家可归的人民就可以一起工作，过着快乐的生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