答案是有，至少还有前皇后郭氏。这就是她为什么要提那个条件的理由，一乘小轿秘密地接进宫去，这是偷情，还是怀旧？无论哪一样都像针一样扎着她的心灵，那本来都是她的，现在居然要像个贼去偷！她还是错了，这个女人是激情型的，头脑一热，就只奔着自己的目标直线杀了过去，从来不看周边还有些什么。就像当初那个耳光一样，忽略了离得太近的丈夫，这时她把问题仍然看得太简单。她忘了皇宫是个森严寂寞的地方，宫女太监们唯一的消遣就是刺激性的小道消息。她要求复位的消息就像一股急速流淌的暗流，从她的长宁宫瞬息之间就流到了信息终端。准确无误，那个上次对她落井下石的人的耳朵里——大太监阎文应。紧接着消息外传，转递给了中书省里的主人，首相吕夷简。谁犯罪谁受益，谁得利谁提防。这个女人一旦重新成为皇后，终有一天会反攻倒算。那还等什么？接下来所发生的事在宋朝的正史中被列为“怀疑”，几件事连续发生，没法证明到底是谁做的，可是干脆利落，烦恼和痛苦都不见了，所有的人都得到了解脱。
事发顺序如下——一、年底十二月，赵祯按惯例出宫到南郊举行郊祀大典；二、长宁宫里的郭皇后突然生病；三、阎文应带御药院的医官去看病；四、几天之后郭皇后暴亡；五、御药院的头儿叫阎士良，就是前面说过把陈妹妹赶出皇宫的人，也是阎文应的儿子（亲的、干的不详）。六、赵祯回宫后才知道人死了，很悲痛，但没办法，只能再次搞出生死两皇后的把戏，追认前妻的皇后身份，以最高等级出殡发丧。以上就是全部的事发始末，很明显，只要稍微知道一点内幕的人，就都会闪出一个念头——郭皇后是阎文应害死的，手段是趁机下毒。说不定就连最初时的得病，都是他派人做的手脚。谁让他儿子是御药院的，还就在现场。但问题的关键是没法指证，不仅没证人，就连物证都找不到。比如说，最起码的一点，中毒啊，尸体还在，可以解剖求证嘛。
可那是皇后，不管是不是前妻，都是陛下的私人产业，以为死了就可以随便谁去乱动？信不信就算宋慈早生150多年，在北宋就当上了提刑官，敢动这个念头，都得被打得满地找牙？于是就只有忍了，只能眼睁睁地看着这个死太监逍遥法外，快乐人生……那还要那么多的言官干什么？！回头说言官，这时候御史台和知谏院都元气大伤了，孔道辅他们被赶出京城，台、谏内部大批换人，换上去的都是吕大宰相的亲信。效果非常好，基本上在上次的废皇后风波之后，直到吕夷简倒台为止，御史台、知谏院就再没找过皇帝和宰相的麻烦。可这次是例外，这样的事都可以沉默，那么大宋的天下到底是姓赵，还是姓吕？！知谏院系统有人站了出来，是谏官姚仲孙、高若讷，他们联名弹劾阎文应，罪名是毒死前皇后，证据嘛就比较新颖，居然是一些声音。赵祯去南郊举行郊祀大典时，有人听到阎文应在行宫里大声骂人，被骂的是御药院的。也就是说，必须得动用相当吨位的联想，才能联系到后来郭皇后的死。——御药院的人本来没想下毒的，是被阎文应威胁的。这就比较恶搞。
试想阎文应真的要威胁，还喊到了那种分贝，是不是满行宫的人都应该听到诸如“……去把这包药给郭皇后吃了，你得保证她一吃就死，不然你就去死。”之类的吼声？那还是威胁吗？那是在向大宋朝的皇宫人员的基本智商挑战。退一万步讲，阎文应当时真的这么吼了，也有N多的人听到了，可你有留声机吗？大宋律例里声像制品可以是呈堂证据吗？这些事真是越想越烂，相信赵祯听了之后都会苦笑摇头。恨可以，有点技术行不行？答案是不行。言官们变得声色俱厉，我们知道没证据，正因为这样，才更要不讲理。一句话，不管怎样，阎文应必须得死！但在宋朝，你想杀死一个官员，那可实在太难了。求其上而仅得其中，经过反复较量，阎文应和他的儿子阎士良都被贬职，赶出京城，到老少边穷地区去改造。皇后死了，可凶手却不死……言官们气得集体挠墙，却不料更抓狂的事情在后面。处罚下来了，可阎文应居然拒不执行，我就是赖在京城里不走，你奈我何？这可真是大太监八面威风，言官算什么，皇权又算什么？圣旨不如草纸。谁让我上面有人？人人都知道，那个人就坐在宫中，中书省、政事堂的头把交椅里，乃是当朝首相吕夷简。
这时有个问题，吕夷简为什么要与言官为敌，甚至与皇帝作对，这样保着阎文应？这就要往回翻书，回到15年前左右，那时也有一对宫里宫外相互勾结的最佳拍挡，名字叫丁谓、雷允恭。自古权臣奸相，都少不了这个结构，尤其是和平时期。宋朝，甚至以后的明朝，不论是忠的，还是奸的，不论是这时的吕夷简、稍后的文彦博，还是几百年之后的张居正，都跑不出这个宿命——除非你不想独领朝纲，说一不二，不然都得这样过日子。于是有一个推论在一个人的心里形成：吕夷简要保住阎文应、吕夷简还要内外勾结、吕夷简是个权臣、奸相、吕夷简必须得铲除！这个人就是范仲淹。他很清楚，要达到上面推论的结果，就必须得回到最初的原点——搞定阎文应，先把吕夷简在皇宫里的黑手砍掉。这实在有难度，阎文应的罪证本就模棱两可啊，也正是因为这个，阎文应才敢、吕夷简也才敢强留在京城里。但不要脸的，永远都比不了不要命的。范仲淹的本质，就是在做任何事时，都要做到一个极致。他现在要不顾一切地参倒阎文应，所使用的招数就比那些台、谏官员强悍上百倍。可以说是大宋三百余年里文官系统里所仅见。他绝食了。
从上书弹劾阎文应那天开始，他就把自己的长子叫到了身边，告诉他家里的一切都交给你了，这次“吾不胜，必死之。”与奸相、阉党势不两立！然后绝食开始。就是要让皇帝明白。不管有没有罪证，阎文应必须处罚，不是他死，就是我死。你看着办吧。在这种压力下，知谏院方面的姚仲孙也同时再次上奏，才把阎文应赶出了京都。结局很奇妙，出了京城的阎大太监没走多远，就死在了路上。这似乎有点耐人寻味，说死就死，正常死亡？如果一定要再找出点发问的理由，可以参照一下阎太监的发配地点——岭南。北宋时期的岭南可不是现在的旅游胜地，其恶劣的程度可以直接发放死亡证明。从这时起，直到北宋亡国，官员的处罚除了直接砍头之外，发配岭南就是最严重的了。事情截止到这里，言官与范仲淹已经胜利，他们既定的所有目标都已经达到。阎文应死了，吕夷简的宫中黑手也被斩断，那么是不是应该休息一下，恢复正常工作了？就算要继续斗下去，也得讲究一下节奏，至少也要让年轻的皇帝有个喘息适应的机会吧。赵祯也正是这样想的，他去举行郊祀大典之后，照例加恩百官，但这次有额外。他加封宰相吕夷简为申国公、参知政事王曾为沂国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