假如我们是一只很大的鸟儿，当我们盘旋在1998年4月20日的雎鸠镇上空，就能看到这样一些事情：副县长李耀军意外擢升为县委常委、政法委书记；实验中学老师陈明義跪在百货大楼门口磕头；良家妇女李喜兰的老公又去北京治疗不孕不育了；一支外县施工队在公园外的水泥路上挖出一道巨大的坑；而林业招待所的会计冯伯韬正追着信用联社经警何老二要去下棋。我们将这些信息分拣、归类，就会抹去最后也是最不重要的一件。
这几乎是一个永恒不变的场景：冯伯韬躬着身子扯住何老二的制服下摆，而何老二背着双手走在前头，遇见熟人了何老二就向后努努嘴，意思是“你看看，你看看”。雎鸠镇的人们早已熟知两人的这种关系，这种关系就像月亮必须围着地球转，地球必须围着太阳转，可是这天他们的眼睛睁大了，心脏狂跳起来。他们觉得冯伯韬是拿着一把刀子押何老二进地府，他们看到冯伯韬刀子一样的目光。他们不能拦下何老二说你要死呢（就像不能拦下公路上的卡车说你要发生车祸呢），这不可思议。
人们带着隐秘的骚动走开了，冯何二人走到湖边，一个将肥硕的身躯细致地安顿于一方石凳，一个将塑料袋里的棋子倒在石棋盘上，分红黑细细码好。何老二应该好好端详冯伯韬一眼，可惜他看到的只是温顺。何老二说：“你先”，冯伯韬便像得令的狗急急把炮敲到中路。历史上他曾无数次启用这个开局，也曾无数次否决这个开局，他总是信心百倍又惴惴不安，今天他的手缩回来时有些悲壮，他想这是最后一次了，轰你妈瘪。他看到何老二果然把马轻轻抹上来。下了几步，他分了心，他想自己正不露声色地走过人群，人们问他赢了么，他什么也不说，他等着何老二自己去说。可是面前的何老二纹丝不动，只是诡笑着，这带着同情的诡笑让冯伯韬涨红了脸。
急不可耐地下了几十步后，冯伯韬将昨夜新记的秘招搬出来，他看到何老二的手顿住，面色凝重起来。他说：快点。何老二看了他一眼，忽而恐怖地笑起来，好像剪刀在轻薄的铁皮上一次次擦刮。冯伯韬这才猛醒，所谓秘招其实早在多年前的一个中秋节用过，那次双方棋子出动的次序、兑杀的位置，乃至死子摞起的顺序都与这次重合，他好像走进时间的迷宫。
永远的胜利者何老二行了一个看似无关紧要的子，冯伯韬的棋势便土崩瓦解了。何老二说：“最后一盘了，以后不和你下了。”往日冯伯韬又窘迫又讨好，今日却是漠然说：“好。”何老二有些失落，顺手走了几步，眼瞅着冯伯韬只是勉勉强强地应，没将军就走了，而冯伯韬好像头颅被砍掉了，僵坐于原地。
何老二是个巨蛆式的身躯，慢慢蠕慢慢蠕，蠕过马路、小径，蠕到了家门口，正要掏钥匙，冯伯韬跟将上来。人们又一次留意到冯伯韬眼中可怕的刀光，不单人们看到了，转过身来的何老二也看到了，可是他不能问：你是不是要杀我呀？
不行，你得再陪我下一盘。冯伯韬将塑料袋里的棋子抖得瑟瑟作响。人们看到何老二有些为难，找了好多理由推阻，最后又只能充当大度的赢家，被冯伯韬推进屋。
有七个雎鸠镇的居民作证冯伯韬傍晚5点半进了鳏夫何老二的屋，但无人证实他什么时候离开。何老二的死是晚上9点被发现的，来找他顶班的同事发现路灯下排了一队长长的蚂蚁，接着闻到新鲜的腥气。何老二当时正一动不动地扑在餐桌上，脑后盖着一块白毛巾，毛巾中央被血浸透，像日本国旗。
晚11点，同样丧偶的冯伯韬轻轻打开自家的防盗门，看到黑暗中像有很多手指指着自己，便想退回去，但是那些冰冷的手指一起扑过来，顶住他的太阳穴、胸口以及额头。他手中的细软不禁掉落在地。
冯伯韬说自己是在傍晚6点离开何宅的，何老二把他送到门口，拍着肩膀交代“下不赢就不要下”。6点以后他照例要到公园散步——冯伯韬就是输在这个环节的。
刑警问：“有没有人能证明你当时在散步？”
冯伯韬说：“我没注意到，我脑子里都是棋子。”
刑警问：“你就一直绕着公园散步？”
冯伯韬说：“是啊。”
刑警问：“绕了几圈？”
冯伯韬说：“有一两圈吧。”
刑警说：“好了，你不用撒谎了，那里的水泥路被挖断了。”
冯伯韬说：“对对，我看到水泥路被挖断了。”
刑警说：“那你说哪里被挖断了？”
冯伯韬回答不出来。此后的四五天，他在讯问室不停练习蹲马步和金鸡独立，有时还不许睡觉。他总是听到一声声呼唤，“你就交代吧”——这催眠似的呼唤几乎要摧垮他孩童般执拗的内心，让他奔向开满金黄色鲜花的田野，可他还是挺住了，他知道一松口就是死。
审讯进行到第七天时，政法委书记李耀军走进来，理所当然地坐在主审位置，他说：抬起头来。冯伯韬缓慢地抬起头，看到一道寒光刺穿下午灰暗的光阴，直抵自己眉心。他重新低下头，又听到那不容置疑的声音（抬起头来）。他试图甩开这锐利的目光，却怎么也甩不开，他逐渐感觉自己像一个被注视、不能缩紧身子的光身女子。他的防线松动时发出可怕的声响，手铐、脚镣、关节和椅子一起舞蹈起来，他想你就给一声命令吧，爹。可是青铜色的李书记却只是继续看着，就像狮子将脚掌始终悬在猎物头上。
冯伯韬后来终于是不知羞耻地开了口。第一遍发出的声音囫囵不清，像羞赧的人被请到主席台；第二遍就清晰洪亮起来。他看到李书记眼里的剑光一寸寸往回撤，最后完全不见了，只剩一汪慈爱的湖，他备受鼓舞地说：我杀了何老二，还贪污了公家三千块钱，还偷了算命瞎子一百多块，还有。可这时李书记头也不回地走了。等到刑警大队长坐回主审位置，冯伯韬索然无味。
大队长说：你是怎么杀何老二的？
冯伯韬说：就是杀呗，拿菜刀杀。
大队长说：不对。
冯伯韬说：拿斧头剁的。
大队长说：不对。
冯伯韬说：那就是拿棍子敲的。
大队长说：嗯，有点接近了。
冯伯韬说：锤子，我拿的是锤子。
大队长说：你拿锤子怎么敲的？
冯伯韬说：我拿锤子敲了他脑门一下，他就倒下了。
大队长说：不对，你再想想。
冯伯韬说：嗯，我趁他不注意，拿锤子敲了他后脑勺一下，他就倒下了。
冯伯韬看到刑警大队长像个贪得无厌的孩子，便满足了他的一切要求，但是有些地方实在满足不了，比如交代金库钥匙和作案的锤子丢在哪里。他发动智慧想了很多可能掩藏的地方，然后带他们去找，却找不出来。
这件案子折腾半年（认罪、翻供、认罪），冯伯韬本来要死了，却先碰到良家妇女李喜兰的老公死了。这个男人第三次从北京归来后数度手淫，没有得到想要的结果，就让火车碾了下身。无牵无挂的李喜兰跪倒在地区检察院门口，证明4月20日傍晚6点到9点冯伯韬和她在一起。
地区检察院当时正准备提起公诉，越想越不对，索性把案卷和李喜兰的保证书一起退回县里，说了四点意见：一是杀人动机存疑；二是凶器去向不明；三是陈述内容反复；四是嫌疑人出现不在场证明，不能排除是他人作案。县委政法委书记李耀军当晚带人找到李喜兰，把保证书拍出来，又把枪拍到保证书上。
李耀军说：4月20日傍晚6点到9点你和冯伯韬干什么了？
李喜兰说：那个。
李耀军说：那个是什么？
李喜兰说：戳瘪。
李耀军说：你怎么记得是4月20日？
李喜兰说：那天我例假刚走，我在日历上画了记号。
李耀军说：作伪证可是要坐牢的。
李喜兰说：我以我的清白担保。
李耀军说：你清白个屁。我跟你说，婊子，案件本来可以了结的，你现在阻碍了它你知道不知道？我们受到上级批评了你知道不知道？
李喜兰抵挡不住，小便失禁，李耀军说：带走带走。民警就将她像瘫痪病人一样挟走了。关了有一周，李喜兰大便失禁，方被保出来，她出来前民警跟她说：你就是作证也没用，没有人能证明你们当时在戳瘪，你说戳瘪就戳瘪，说不戳瘪就不戳瘪，天下岂不大乱了？
李耀军是从乡政法干部做起的，一路做到副乡长、副书记、乡长、书记，又做到镇长、镇党委书记、司法局长、交通局长，平调很多年，四十五岁才混到副县长，本以为老此一生，却逢上老政法委书记任上病死了，上边考量来考量去让他补了这个缺，使他生出第二春，说出“我任上命案必破”的话来。现在却是如此，放也放不得，关也关不起，他便使了通天的热忱，在电话里给地区政法委书记做孙子，让上司组织地县两级公检法开协调会。
地区检察院说：证据不够充分。
李耀军说：还要怎样充分啊？
地区中院说：怕是判不了死刑。
李耀军说：那就判死缓。
地区中院说：怕是也判不了死缓。
李耀军说：那就判个十几二十年，我今天把乌纱帽搁这作保，我就不信不是他杀的。
那个时候，关在死牢的冯伯韬还不知道自己正像一颗菜被不停议价。当他接到县法院11月22日开庭审理此案的通知时，还不知县法院不断死刑案的规矩，还以为自己终究难逃一死，便含着泪吃掉所有的饭菜，又抽出巨大的鸡巴手淫。浆浆快要射出时，他大喊：李喜兰你叫啊，大声叫啊，你痛得昏过去，你要昏过去啊。
可是还没熬到22日，通天的律师就把他保出来了。手铐解下时他觉得手好冷，脚镣拆下时他觉得脚好轻，整个身躯像要飞到天上去。飘到门口时他抬头望了眼苍天，苍天像块要碎掉的弧形蓝瓦，深不见底。他又回头看了眼看守所，看守所门口挂着白底黑字的招牌，铁门上建了琉璃瓦的假顶，四周是灰白色的砖墙，砖墙内有无数棵白杨和一间岗哨伸出来，一个绿色的武警端着冲锋枪在岗哨上踱来踱去。冯伯韬想自己在射程之内，便忙跑进路边的昌河面包车，爬进李喜兰丰腴的怀抱哭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