巴特利特发现，当那些参与实验的人回忆这个故事的时候，都使它发生了很大的变化。首先，这个故事都被不同程度地缩短了。在最开始复述这个故事的时候，许多受试者通常都会把故事的长度缩短为原来的一半。其次，许多细节被砍掉、被改变，甚至被重新编造出来。就像去猎取海豹这件事、天气（有雾，安静）在许多重述中都消失了。森林出现了，但是这在原来的故事中根本就没有出现过。在一些复述中，那两个年轻人成了兄弟俩。在另外一些人重述故事的时候，甚至故事的名字都改变了。第三，语言发生了很微妙但显著的变化，一些比较少见的单词都被换成了更常用的说法，叙述的腔调也变得更为口语化。
最后一点，可能也是最重要的一点，故事变得更为合理。巴特利???知道，像这样一个在19世纪美国原住民中间流传的带有神秘色彩的故事，会让生活在20世纪英格兰剑桥地区的富于理性的人们感到困惑。而实验的目的是要了解，这些“受过教育而且老于世故的人”，对于这样一个发生在完全不同的文化和社会背景中的故事，是如何反应的？
然而，这些实验对象的表现很不理想。“这些实验参与者从一开始就完全不是一种简单接受的态度。”巴特利特评论道。读到这个故事的人，都在努力把它放进自己对外部世界的理解方式中。比如说，在读完这个故事后，一个读者很自信地宣称，“这很明显就是一个虚构的梦境谋杀故事。”这个故事可能就是这样的，也可能不是。但是对巴特利特来说，有一件事情是很清楚的：一旦这些现代读者要让这个故事“符合”自己的理解方式，故事的形式就会不可挽回地发生改变。巴特利特发现，实验参与者倾向于“去除掉原有的奇怪、愚蠢、上下文明显不连贯的特征，让故事的叙述更加有秩序”。换句话说，重写后的故事变得更简化、更通顺，也更富有条理了。
在日常生活中，我们会碰到和处理这个故事的方式颇为类似的情形。当你推着购物车在当地超市买东西的时候，想想看，你的眼睛匆匆扫视着货架上商品的价格，你记住了哪些呢--为什么会记住那些，而非其他？实际情况是，当你努力回忆那些商品的价格时，大脑处理这些物价信息的过程和巴特利特实验参与者回忆故事的方式是非常类似的，即尽量简化那些信息。研究者发现，物品价格对应的音节越多，我们的记忆效果越差；商品价格的发音每多出一个音节，它被回忆起来的概率就下降20%。这个规律即使是在两个价格的长度相同的时候（比如都是3位数或4位数），也是有效的。举个例子说吧，77.51美元（4位数，它的英语发音有8个音节）和62.30美元（同样是4位数，但它的英语发音只有5个音节）。更通顺、念起来更上口的价格更容易被我们的大脑记住--大脑在记忆地图和故事的时候，也是一样的。
你能记住多少歌词？
巴特利特实验反映出的一个关键问题是，记忆的过程经常就是记忆者本性的反映。不同的人在回忆相同场景的时候，回忆中的画面可能是完全不同的--这不是人与人之间记忆力好坏的差别问题，而是因为每个人自身的独特性。就像是巴特利特所说的，这个把故事变得更合理的过程，“倾向于体现重述者自己在进行创作时的个人风格，这种风格显然是直接受到重述者自身的性格和脾气影响的。”
你会发现，即使是那些你从小学开始就熟记过千百遍，觉得已经烂熟于心的东西，如果真的是要让你一字不差地写出来，也是非常困难的。我们就以美国国歌《星条旗高高飘扬》为例。这首歌并不长，只要一分多钟就能唱完，歌词也只有81个单词。但是，这些歌词你记得多少呢？如果你想找点儿有趣的事做，那就拿出笔和纸，然后凭借记忆把你能记得的歌词都写出来--要记住，不要边唱边写，只凭对歌词的记忆。然后把你的这份歌词和弗朗西斯·斯科特·基的原文对比一下。杜克大学的教授大卫·鲁宾（David Rubin）就曾经对一组大学生做过这样的调查。他发现，学生们平均只能记得国歌81个单词中的32个。
但是，如果让学生把单词放在音乐中回忆，结果又是如何呢？鲁宾发现，如果先放一遍器乐演奏的美国国歌的旋律，然后再让学生们背写歌词，学生们能够回忆起来的歌词，就从原来的32个单词，一下子上升到了平均52个单词的水平--当然，这并不完美，但已经不错了。旺达·华莱士就曾经得出过结论，认为音乐（例如旋律）的关键特征能够起到阻止歌词被遗忘的作用。除了节奏方面外，旋律可以为歌者提供很多歌词方面的线索，比如一句话的长短，以及某个单词的发音模式等，这些都有助于加强我们对歌词文本的记忆。
你的话有多少是真实的？
在复述故事的过程中，我们的大脑自己找出的叙述方式，与音乐在记忆歌词中的作用大致相仿。它给我们能够回忆起来的事物设置了一些约束方式，这种约束引导着我们对事件进行重新构建的过程。比如说，如果我们想用一种非常有趣的方式来复述一个故事，那么我们可能就会舍弃掉原来故事中的某些东西，有时候还要添加上一点自己编造的内容。在这个过程中，故事已经不再是原来的故事了，它已经成为一个新的事件；它已经变成我们对于这个故事的回忆方式了。同样，当别人询问我们最近过得怎么样，我们是怎么回复的呢？我们不会把自己最近发生的所有事情都向对方从头到尾叙述一遍--这样的回答肯定会让人觉得无聊之极。那么，我们是怎么知道要告诉别人哪些东西，而要省略掉什么东西呢？简言之，我们是怎么组织发生在自己周围的所有事实呢？
对这个问题的答案之一来自芭芭拉·特沃斯基，就是研究人们是怎么记错地图的那位教授。她的研究表明，人们组织自己生活中发生的各类事件的方式与观察天空中的星星的方式是一样的：倾向于把天空中的星星划分为不同的星群，我们对生活中摆在面前的许多事实也是这样处理的。
“任何事件本身都不是语言。”特沃斯基表示：“事件发生的时候每个人都处于不同的心理状态，有着不同的感触。如果你正亲眼目睹一个事件，你不会听到有人在事件发生的同时在做解说，因此你只会注意到自己看到的某些事情，而不是其他的事情。”作为结果，她说，我们只能是强迫自己回到事件发生的那个时刻，并给我们要讲述的事情加上自己认为的某个秩序。
在一些年前，特沃斯基和她的同事，杜克大学的伊丽莎白·马什（Elizabeth Marsh），做过这样一个实验。她们告诉学生们一些笑话，然后让他们在之后的时间内保持每天都记日记。她们还特别要求学生们记录下自己曾把这些故事讲给谁听过（比如，父母或其他同学），当时大致是怎么讲的。她们还会问这些学生，他们在给别人讲述故事的时候，是否对原来的故事做过改动--比如，是不是对某些部分进行了修饰，或是故意遗漏和省略掉某个部分。最后，她们问学生是不是对故事的情节做过歪曲。
在仔细分析结果后，特沃斯基和马什发现，大多数故事（有58%）都被学生们重新向别人讲述过。这些故事被复述一般都发生在一些社交场合，被复述给别人的平均次数是2.7次。这些结果都没有什么出奇的，出人意料的是，人们对原来故事的歪曲情况。学生们不仅承认自己在复述时篡改了原来的故事，而篡改的程度甚至还超过他们自己所感觉到的。特沃斯基和马什发现，学生们曾经对61%的故事都做过删节、添加情节，夸张或简化的处理。当学生们被直截了当地问到，这样的做法占了多大比例的时候，学生们的回答是42%。这个数字和61%的真实结果之间，存在一个较大的差别，这表明，学生们歪曲和篡改原来故事的情况如此普遍，以至于在很多情况下都忘记了自己所讲述的并不是故事原来的样子。
最普遍的一种改变就是省略掉原来故事中的一些重要细节，这种情况占了36%的比例。夸张和简化的情况出现的比例大体相当，分别是26%和25%。被重新讲述的故事中有13%出现了纯粹的胡编乱造--一些情节在原来的故事中根本就没有出现过。不仅如此，研究还发现，学生们不仅会根据讲述对象的不同，而且会根据讲述目的的不同，来调整故事讲述的方式。比如，在仅仅是为了传递信息的时候，学生们就不会倾向于以夸大的方式进行讲述--尽管有些做法是简化或省略掉一些重要的细节。在为了娱乐目的讲故事的时候，故事的讲述方式则与刚刚提到的情况正好相反：他们会夸大或添加某些细节，但不会简化或省略原故事中的重要细节。
特沃斯基和马什发现的某些结果和另外一项研究得到的结果出奇地一致。在那项研究中，人们在和一位陌生人刚刚认识的时候相互交谈，大约10分钟的交谈内容都用录音设备录制下来的。之后，重放这些录音带，被测试者再来确定自己在交谈中讲的内容有多少是真实的：有60%的人承认，他们在交谈中说过谎话。
说谎还是“印象管理”？
人们为什么会爱说瞎话呢？
特沃斯基相信，这一问题的部分原因在于对于所听到的事情的目的的错误假设。
在一个秋天的下午，我和特沃斯基在纽约的中央公园散步，她说：“我们总是有这样一种盎格鲁--撒克逊式的观念，认为谈话的目的就是传递和交换信息。”但是，情况并非如此--至少并不总是如此。她说，你不要只是把谈话作为一种传递信息的手段，你应该把它看成一种为了达到某种特定目的而精心设计的行为方式。
“如果你把谈话当做这样一种行为，我们的一些行动就是要人们对我们有某种印象、感受，或者是让别人以某种方式来对待我们--比如让人喜欢我们，或者是让别人认为我是一个聪明的人，或者是一个性格强悍的人。”
在这个意义上，她说，谈话的目的就不再是传递真实的信息--而是让别人形成对自己的一种印象。如此一来，准确性的作用在谈话中就完全让位于“印象管理”了。
既然学生们在讲述故事的过程中掺杂了那么多的曲解和编造，我们就有理由怀疑，听他们讲故事的那些人是不是真的被误导了。特沃斯基和普林斯顿大学的丹尼·奥本海默（Danny Oppeheimer）尚未发表的合作研究文章表明，人们会受到误导，尽管并不总是这样。他们发现，聆听者会忘记某些被讲述者歪曲的内容，并会捕捉到讲述者没有提到的一些东西。尤其是，聆听者报告他们听到的夸张成分比讲述者承认的情况要严重。是什么把讲述者的情况泄露给了聆听者呢？让讲述者露出马脚的，常常不是故事本身，而是讲述者自己。“她是一个戏剧皇后。”一个聆听者是这么评价一个讲述者的。“他总是挥舞着自己的手臂。”另一个聆听着说。第三个人说：“如果他父母在旁边的话，他肯定不会说那些关于毒品的事情。”不管线索是什么吧，聆听者绝不是我们想象的那样轻信和容易欺骗的；他们总是可以很中肯地对听到的东西打上一个折扣。有趣的是，相对于女性，男性对自己听到的东西持有更高的怀疑态度。
“基本上可以肯定是这样的。”特沃斯基说。
但是，在这些影响中最有意思的事情，不是出现在聆听者方面，而是出现在讲述者方面。在重述故事的过程中，马什和特沃斯基发现，重述者不仅误导了别人，而且连自己也被误导。研究人员发现，在讲述过程中对故事的改变会形成重述者记忆的一个内在的组成部分--以至于重述者经常会把这些被有意讲错的部分在记忆中自动保留下来。这种情况在现实状况中很难被加以展示，但是在实验中则能更加容易地被记录下来（因为实验环境可以得到更严格的控制）。研究人员告诉参加实验的学生关于两个新来的室友的一些编造出来的信息。为了方便起见，我们把这两名新室友称为迈克和大卫。这两个人都有一些非常优秀的品质，当然，他们也都会做一些让人觉得很气恼的事情，比如迈克会把红葡萄酒洒到地毯上，而大卫会不打招呼就穿着其他室友的衣服出门。
之后，他们要求学生写一封关于他们新室友的信件。在有些情况下，信件是为室友说好话的--比如在推荐室友成为兄弟会成员的时候。在另外一些情况下，信件对室友的说法则是负面的--比如给宿舍管理办公室写信，想要把这名新室友踢出去的时候。在信件写好之后，研究人员要求参与实验者去回忆当初听到的关于新室友的事情，能回忆出多少就回忆多少。结果显示，这时候参与实验者回忆出来的信息常常是错误的。有一些学生在给宿舍管理办公室写信说大卫的情况时，会说他经常把红酒洒在地毯上。实际上，大卫没有洒过酒，洒酒的事是迈克干的。
至此，我们确实可以相信，我们真的是会说谎的。但是，就像巴特利特所发现的，我们自己对这个过程却并不知晓。
也被称为“六度分割理论”或是“小世界理论”。20世纪60年代，米尔格伦设计了一个连锁信件实验。他将一套信件随机发送给内布拉斯加州某一地区的160个人，信中放上一个波士顿股票经纪人的名字，并要求每个收信人将这封信寄给自己认为比较接近那个股票经纪人的朋友。朋友收信后继续照此办理。最终，大部分信件在经过五六次转寄后，都寄到了该股票经纪人的手中。“六度分隔”的概念由此而来。这个实验体现了一个似乎很普遍的真理：在现代社会的各个成员，都可能通过“六度空间”联系起来，绝对没有联系的A与B是不存在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