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其他发展中国家类似，“非正规金融”或者“民间借贷市场”在中国的很多乡村和城市都存在。我曾经在苏南地区调查，了解到民间借贷的存在对当地私人企业发展的重要性。当然，最为典型的民间金融市场当属浙江的温州。所以，只要说起民间的借贷，温州自然是不可不提的。被经济学家广为接受的“温州模式”其实很大程度上是由温州民间金融市场的历史传统决定的。
我是在1995～1997年这段时间里关注起温州的民间金融的。其间，我在1996年承担了北京天则经济研究所的一项案例研究项目，专门调查温州的民间借贷市场。1996年，我与浙江农业大学（现为浙江大学的一部分）的钱彦敏博士一同多次前往温州，与中国农业银行温州市分行、中国人民银行温州支行和温州发改委接洽和访谈，而且还查阅了不少当地的政策法规与民间借贷案例的第一手资料。更重要的是，我们见到了温州当地那些从事温州民间借贷研究的学者，比如张仁寿、陈国兴等，了解到更多细节的故事，还拿到了他们撰写的文章和著作。回到上海后，我撰写了那篇后来被广泛引用的文章《改革后中国农村的非正规金融部门：温州案例》并于1997年发表。
其实，在过去三十年里，大多数发展中国家的金融市场和金融体系都有二元分割的体制特征。也就是说，在这些国家的金融市场上，同时并存着正规金融部门和非正规金融部门。在我的书房里藏有一本我在20世纪90年代曾经反复阅读的著作《发展中经济的农村金融》，它对发展中国家的农村信贷市场进行了很好的研究。可能就是因为这本书，让我对中国的民间融资市场有了兴趣并去温州做了案例研究。
我还记得美国著名的金融经济学家麦金农先生在他的经典著作中给出的解释。他认为，对于发展中国家来说，“金融抑制”是导致非正规金融出现的主要原因，而这种金融抑制主要是由于政府的政策干预和歧视造成的。
但是，后来的许多经验研究发现，除了政府的政策之外，发展中国家金融分割的产生还有更基本的原因，这些原因包括司法体系的不确定性、人力资本的水平低、基础设施（特别是通信设施）的欠发达等。这些因素都可能导致无法写出正规的金融合约，要有效执行合约就更困难了。根据这样的理论，在信贷市场上非正规金融的出现正是为了弥补正规金融由于信息不对称和合约无法执行等问题导致的信贷真空。由于以上原因，在发展中国家非正规借贷市场的存在是一个普遍现象。表5-2提供了对发展中国家的非正规金融规模所做的大致估算。
印象中我是1996年的春天前往温州作调查的，在这一年中应该是去了好几次。我到温州后先去拜访的是中国农业银行温州市分行的陈国兴先生。听他介绍，温州历史上的民间融资活动就很发达。有“呈会”或“成会”之说。当然，“呈会”在中国的农村很多地区都存在，一般被认为是一种高利贷。“呈会”在温州还分为“轮会”、“标会”以及“抬会”等。但是，当地的学者告诉我，“抬会”具有金融投机的性质。在20世纪80年代初，温州的“呈会”非常活跃，规模小、数量多，成为当时的民间信用的主要形式之一。
但是，对于企业的经营活动而言，温州最发达的还是民间集资活动。在农村，民间的集资主要是为了增加企业的流动资金和为投资提供一定的融资。我的好友张仁寿教授曾经送我一本名为《温州模式研究》的著作，里面提到，社会集资的70%用于私人和集体企业的流动资金，30%用于基建投资。民间集资的渠道多种多样，包括职工投资、合股经营、以资代劳、挂户公司等，一般集资的期限为1～3年，利率与民间借贷的利率相当，月息约为2%～3%。这个判断也被由张震宇和毛春华提供的关于温州瑞安市民间集资的典型调查的数据所证实。
调研温州的民间借贷市场，最有意思的是它的利率水平。从观察来看，温州农村民间私人自由借贷的利率平均为月息25‰，高的超过30‰；而企业在民间的借款利息率平均为月息20‰，高的不超过25‰，两者都高于官方正规金融部门当时的利率水平达2～3倍。更有意思的是，虽然国家的金融机构几次向上调整利率，但民间资金信贷的利率却基本保持稳定不变，对官方部门的利率调整似乎没有作出明显的反应。
这个现象应该意味着民间信贷市场与官方的金融部门之间是相互分割的。这几乎是所有民间借贷市场的一个十分重要的特征。另外，我在调查中也发现，民间利率随时间的变化并不明显，这或许反映了农村民间金融市场不完全是古典自由市场的结构的又一特征。如果这一点是正确的话，那么，在温州农村的民间信贷市场上一直存在着超额需求这一经验现象就可以理解了。因为，如果农村信贷市场能够出清，那么，在温州我就应该能够观察到更高的民间利率出现。而如果农村借贷市场的结构不是古典自由市场的结构，那么，利率水平就未必能出清农村的信贷市场，即使在这个市场上存在着超额需求，利率也未必向上调整。
这些疑问和观察促成了我后来去完成了那篇名为《改革后中国农村的非正规金融部门：温州案例》的论文。我在那篇论文中试图回答了以下问题：为什么民间的金融部门能够维持高于官方正规部门的利率水平；特别是，为什么非正规部门的利率对正规部门的利率变动反应不灵敏；为什么民间的利率不能出清民间市场。这些问题简单地说就是，为什么温州民间的借贷利率这么高；为什么这些利率还不够高，不用说，这些问题可以很容易在“信息经济学”的概念框架里得到解释。实际上，因为在信息经济学上的理论贡献而荣膺诺贝尔经济学奖的Joseph Stiglitz教授曾经就有过这方面的研究。
张军，1997，《改革后中国农村的非正规金融部门：温州案例》，《中国社会科学季刊》（香港），秋季卷，总第20期。
J·D·冯匹斯克等编著，《发展中经济的农村金融》（中文版），北京：中国金融出版社，1990年3月版。
参见麦金农著，《经济发展中的货币和资本》（中译本），上海：上海三联书店，1988年版。
参见张仁寿和李红著，《温州模式研究》，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0年1月版。
参见张震宇和毛春华著，《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的温州金融现象透视》，杭州：浙江大学出版社，1993年2月版。
参见Karla Hoff and Joseph Stiglitz,1990，“Imperfect Information and Rural Credit Markets-Puzzles and Policy Perspectives”,World Bank Economic Review,Oxford University Press,vol.4（3）,pages 235～250,September.
中国金融体制的特征
中国的金融部门从重建银行到建立资本市场，再到金融开放，经历了太多的曲折，有说不完的精彩故事。但至今，中国的金融还是以银行为主。中国人的剩余收入和金融资源主要还是通过银行这样的中介来分配出去。
几年前，我曾经发表过一篇文章，题目为《迷失在亚洲增长》。起这个名字是因为有一部电影《迷失东京》（Lost in Translation）。我没有看过这部电影，但我觉得这个中文的片名翻译得非常好，很有寓意。对两个美国人来讲，在东京能与普通百姓生活一段时间，那是“相当”不容易的，可以想象他们如何迷失在日本人讲的英文里（这可能是英文片名的直接含义）。
亚洲和西方在语言和生活方式上差别巨大。我个人的体察常常是，与西方人相比，亚洲人倾向于把一些手段当做目的来生活。这方面的例子比比皆是。比如，亚洲人热爱储蓄，亚洲人爱讲面子，亚洲人对待子女胜过对待自己，亚洲的家庭把读书好看成衡量孩子成功的几乎唯一的尺度，深受“学而优则仕”的传统教义的影响。我在韩国和日本都曾有过生活的经历，深知家长如何望子成龙。与中国家庭一样，韩国和日本的家庭也为子女请家教，孩子周末上补习班或者父母陪子女学习钢琴等。亚洲人能吃苦、有生意经、精打细算、生活井井有条。但往往循规蹈矩，不太有发明和创造的禀赋。与西方人相比，亚洲人过于相信和依赖政府，崇尚官本位。因为这些方面的差异，西方人对亚洲经济的很多现代现象也就不太容易看得明白。
在亚洲（主要是在东亚），近三十年来的经济增长和经济发展成就非凡，这是有目共睹的。从东京、新加坡、首尔到香港和上海，这些城市的崛起可以说是亚洲经济发展的一个缩影。与伦敦和纽约相比，这些地方曾经并正在告诉古老的欧洲和欧洲人的后裔们什么是快速的工业化和现代的经济发展。对欧洲人和他们的后裔们来说，亚洲的经济成就仿佛是神话。他们会问，哪来的这么快的变化？我们常说，这是因为亚洲人非常勤劳，能吃苦。中国人、韩国人和日本人都是这样的典型代表。经济学家Paul Krugman先生曾把这种勤劳比喻成汗水。在从事“增长核算学”的经济学家们看来，亚洲人为自己的经济发展挥洒了更多的汗水，而灵感则少了一些。
如果我们把经济学家所说的“更多的汗水”解释成更多的生产能力和更多的产品，读者一定更容易接受。更多的生产和更多的产品本身就是经济的增长，可是，为了获得更多的生产和产品，我们需要更多的花费，经济学家把这个花费称做资本的形成或者投资。所以，多数经济学家倾向于把亚洲的增长解释成政府主导的更多和更快的投资花费的结果。
于是，我们进一步要问的问题是，为什么亚洲的政府可以更多更快地为投资而花费呢？答案是，亚洲的银行里资金充沛。这些银行集中了政府、企业和公众百姓的巨额储蓄，而公众也总是愿意把钱存在本国的银行里面。这就是亚洲政府的幸运，也是西方人根本做不到的事情。我们设想一下，假如美国政府今天能像亚洲新兴市场经济的政府一般作为，其经济早就会因为金融市场的原因而垮掉了。而在亚洲，政府这样的所为却帮助实现了高速的经济增长。
说起储蓄，历来有很多概念上的纠缠。的确，在概念上我们如何定义储蓄是很重要的。我们经常听到更多的人把一个国家的储蓄等同于老百姓的银行存款。例如，一说起中国的高储蓄，大多数人习惯于把这个特征想象成银行存款过多的现象。银行存款多的确是亚洲的普遍现象。而且，亚洲人喜欢把钱放在银行里用于未来的消费，银行变成了可以信赖的保险箱。
可是，即使是家庭储蓄的概念，对经济学家而言，也可以从存量和流量两个层面来核算和度量。从存量的角度核算家庭储蓄，就是要估计家庭的实物资产和金融资产的存量规模。这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因为这还涉及家庭的耐用消费品的价值估计，选择什么样的折旧率，如何估计农民的实物资产以及是否应该包括农民自存的农副产品等问题。在我的记忆中，已故的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Franco Modigliani教授生前曾经依据生命周期理论从资产存量的角度考察了中国家庭的储蓄率的变动。其论文的中文版是由上海社会科学院的权衡教授推荐给《比较》杂志并最终发表的。另外，山东大学的藏旭恒教授曾经在1994年对中国家庭的耐用消费品和家庭的资产存量做过一个初步的估计。他选择了10%的折旧率，时间范围是1978～1991年。
除了实物资产外，对金融资产的估计也涉及很多问题，因为金融产品的价值与市场波动有关，选择什么样的价格（是账面值还是市值）来核算金融资产是存在很大争议的。尽管如此，一些经济学家还是希望能找到一些好的方法对金融资产进行估计。例如，Modigliani教授和藏旭恒教授都曾经在他们各自的研究中对中国家庭的金融资产做了估计和核算。我手头还有一本李鹰撰写的著作，他综合了已有的很多研究成果并依赖有限的数据集，基本的估计是，自1981年开始，中国家庭的金融资产的增长开始加速，超过实物资产的增加速度。1992～1995年，在比重上，中国家庭的金融资产也超过了实物资产。这当中，至少在20世纪90年代中期之前，储蓄存款一直是中国家庭持有金融资产的主要形式并且在金融资产的流量当中占据绝对的份额。
从流量的角度估计储蓄率则相对容易一些。就中国而言，我们有中国资金流量表，为这样的估计提供了便利。一般而言，经济学家把国家的储蓄定义成国民收入扣除最终消费的剩余。由于国家的储蓄应该涵盖家庭、公司与政府部门，所以国家储蓄就不再仅仅是老百姓存款的概念了。观察国家的储蓄，或者要核实国家储蓄率的变动方向，我们需要去熟悉一个国家的国民收入账户和资金流量表，而不仅仅注意银行存款的变动。
2007年1月，我在清华大学参加了“2007中国生产率研究专题研讨会”。在此次会议上，世界银行北京代表处的Louis Kuijs博士做了一个报告，核算了中国的投资回报率。这是一个非常有争议的问题。在此之前，Louis Kuijs对中国的储蓄做过研究并写出了引用率很高的论文《中国的投资与储蓄》。
《中国的投资与储蓄》这篇论文利用中国的国民账户和资金流量表的数据资料估算了中国的总储蓄率。根据这个估算，十年前，国家储蓄占GDP的水平大约为36%，而今天已经上升到了差不多46%。这个模式看上去与老百姓的银行存款的增长是类似的。其实并非如此。例如，如果我们用家庭的可支配收入减去家庭的消费来估计家庭储蓄的话，那么，家庭储蓄占GDP的比重在过去十年是不断下降的，而不是像银行存款那样持续增加的。如今家庭储蓄占GDP的比重只有16%左右，而十年前则超过了2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