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了银行的重组，中央财政曾多次动用外汇储备为银行注资，核销不良资产据说超过两万亿元人民币，资本充足率也能保持在“巴塞尔协议”规定的水平以上。但是，中国的商业银行在财务重组和改制中，特别是在引进国外战略投资者的问题上一直备受指责，被认为在操作中存在国有资产流失的问题。2008年10月，身为中国国际金融有限公司董事长的李剑阁先生在“纪念改革开放三十周年经济学家座谈会”上有一次发言，首次回应了这些指责和批评的声音，他说：
然而，银行改革之初却引来了许多争论、怀疑和指责。当初建设银行准备引进国外投资者时，国外金融机构普遍没有投资意愿。经过中央政府承诺注资、改组，一些外国投资者看到了发展前景，才开始注资，其中就有美国银行。建设银行上市后股价走势一度非常好。于是，又有人眼见美国银行账面利润非常丰厚，便指责引进国外投资者是“贱卖国有资产”。特别是根据协议条款，美国银行还拥有继续从中央汇金投资有限责任公司购买部分建行股票的期权，而在当时市场价格远高于行权价格的情况下，很多人抨击国有银行改革导致的国有资产流失，就像“动脉出血”……这些人忽略了一个重要事实：按照市场契约原则，战略投资者注资时承担了风险，以后获得收益也是应得的回报。但是，在这些人看来，似乎只有交易对手赔钱，才能证明当初的决定是正确的。照此逻辑，我们如何对外开放？有趣的是，10月27日是美国银行的行权日，而当日建行的收盘价已经低于行权价，也就是说美国银行有可能放弃行权。我们知道，期权是有价格的，美国银行当初获此期权，在谈判中肯定要在其他方面做利益让步。如果美国银行这次放弃行权，对他们来说，这笔买卖就是赔了。因此，当初有些人据此批评银行改革，从逻辑上和事实上都是不成立的。
李剑阁的此番言论后来经过整理，全文发表在了著名的《财经》杂志（2008年第23期）上。我应邀为该文写了一篇评论《金融危机了，思想不能危机》发表于同期，但发表时题目被改为了“思想混乱更危险”。
遗憾的是，尽管我的印象深刻，但我在自己的书架上再也没有能够找到当年我阅读的这本1983年版的著作。不过，这本书的新版《货币银行学》于1998年由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出版。
陈观烈先生的这些文章后来收录在了陈先生的文集《货币、金融、世界经济：陈观烈选集》，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
参见美国国会联合经济委员会，《毛主席以后的中国经济》，第一卷（上、下），中文版，内部发行，北京：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1980年11月版。
1983年9月国务院作出决定，授权中国人民银行仅仅执行中央银行的职能。
参见Y.Jao,1990,“Financial Reform in China,1978-1989:Retrospect and Reappraisal”,Journal of Economics and International Relations,Vol.3,No.4.
参见林重庚先生的回忆文章《中国改革开放过程中的对外思想开放》，收录在吴敬琏等编著，《中国经济50人看三十年：回顾与分析》，北京：中国经济出版社，2008年10月版。
参见张军著，《中国经济改革的回顾与分析》，太原：山西经济出版社，1998年12月版，第154页。
这里引用的是经作者审定发表的版本。参见李剑阁，《抵御风暴，仍需改革》，《财经》2008年第23期（2008年11月10日）。
非银行金融机构
除了开设和重建银行机构之外，在这个时期也开始恢复和重建了大量非银行金融机构。在中国，非银行金融机构，主要是说它们不可以吸收短期存款，特别是不能吸收居民储蓄存款。据说，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关于非银行金融机构的定义会有不同，它只强调存款和非存款的概念。因此，如果按照IMF的定义，中国的信托投资公司就应该属于银行机构了，因为在中国，信托投资公司是可以吸收存款和发放贷款的。另外，1995年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商业银行法》规定银行不得从事保险、经纪和信托投资业务，只做存贷款等银行传统的业务。前不久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Joseph Stiglitz教授在上海对我说，看起来，这次金融危机让我们反思，中国的银行倒真正做了银行原本做的事情，而美国的银行做了它不应该做的业务。
三十年前，中国非银行金融机构的组建是从1979年10月由荣毅仁在北京创办中国国际信托投资公司（CITIC）开始的。“中信”在当时是中国规模最大
的国际金融投资公司。创办这家金融投资公司的最初想法来自于1979年1月荣毅仁先生与邓小平先生的一次会面。参与会面的还有胡子昂、胡厥文等工商界的民主人士。据说当邓小平谈到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如何发挥原工商界人士专长问题时，其中几位老人都向邓小平提出要摘除资产阶级的帽子。可是荣毅仁却独持异议，在会上提出了引资兴办实业的建议。对此老先生们还不大高兴，颇有责言。但是这个建议却引起了邓小平的浓厚兴趣，希望荣毅仁尽快写出一份报告。荣氏家族有400多位亲属分布在世界各地，其中大多都是工商界及科技界知名人士，这当然是天然的优势。就这样，中信公司在9个月之后在北京挂牌，荣毅仁担任董事长。在20世纪90年代初，中信控制的资产约达250亿元人民币，创办了300多家合资企业，其中包括1987年注册成立的中信实业银行（现更名为中信银行）。
除了中信之外，其实各省基本上都在政府的支持下建立了自己的信托投资公司。我记得人们习惯于把地方政府支持创办的信托投资公司称之为地方政府的“第二财政”。很多年前我读到谢平的一篇介绍中国的非银行金融机构的文章时，我感到惊讶，非银行金融机构的繁殖速度非常快。谢平博士当时就职于中国人民银行非银行金融司。谢平的文章是作为中国经济改革研究基金会国民经济研究所的“工作论文”印行的。根据谢平提供的数据，信托投资公司是中国非银行金融机构的主要形式。1996年年底，具有独立法人资格的信托投资公司共有244家，其中全国性公司22家，地方性公司222家；国务院直属的一家，就是中信，国家部委独资的15家，商业银行独资的5家，地方政府独资和控股的143家。
在当时，信托投资公司出现的违规案例是比较多的，制造的风险非常大。在国内，最著名的事件制造者当属中国农业发展信托投资公司，也就是我们所说的“中农信”。该公司于1988年成立，财政部是大股东，隶属国家计委，后归属农业部。其规模庞大，在全国有300多个分支机构。但是它却盲目投资，严重亏空。最后中国人民银行不得不在1997年1月4日决定关闭并解散公司。由此可见信托业当时的混乱。实际上，根据我在自己的书里曾经记录的数据显示，中国有1200多家信托投资公司，仅1992年就成立了300多家。但是这些信托投资公司是否都具有法人资格就不得而知了。
地方政府也是在这个时候迅速建立起自己的信托投资公司。正因为有地方政府这个背景，这些信托投资公司迅速吸引了国外的众多银行和其他投资机构投资其中。1997～1998年东亚金融危机期间，于1980年成立的有政府背景的广东省投资信托公司1992年之后因为投资失误出现严重亏损和资不抵债，而国外的投资者相信广东省政府会承担赔付责任并纷纷提出要求，这次事件一时间将中国再次推上全球媒体的风口浪尖。
关于赔偿的猜测可以说愈演愈烈。但广东省政府说，它自己也是投资者，也蒙受巨大损失，而信托投资公司是独立的法人实体，不应该由省政府承担赔偿。就在这场争执的关键时候，朱镕基总理决定让该信托投资公司破产。现在看来，这个决定无疑是最好的选择和出路。在破产清算的过程中，外国投资者还是享有了某些优先权。至于为什么以及是哪些投资者，我不知道这其中的细节。中国的信托投资公司的确出了很多问题，这个案例只是其中之一而已。实际上，中国曾多次整顿过信托投资公司，而且一直到2001年之后，中国才制定颁布了《信托投资公司管理办法》和《中华人民共和国信托法》。
除了信托投资公司之外，再就是中国人民保险公司（PICC）的恢复。“人保”于1980年恢复了国内保险业务并于1983年9月正式从中国人民银行分离出来成为非银行金融机构。中国人民保险公司是1949年10月创办起来的，并在1958年之前开展了国内保险业务，但1958～1979年间，中国人民保险公司成为并且只是中国人民银行的一个部门，停止了国内的保险业务，只做几个对外港口的保险业务，尽管它对外还是称中国人民保险公司。
由中国人民邮政承办的邮政储蓄于1986年恢复。当然，邮政储蓄最早其实是国民党在1919年创办的业务，1949年之后由中国人民银行接管并于1953年被终止。在邮政储蓄恢复二十年之后，中国于2007年3月6日成立了中国邮政储蓄银行（PSBC）。
另外，现任中国人民银行副行长的易纲在他的《中国的货币、银行和金融市场：1984-1993》一书中基于楼继伟在1993年的文章，提到中国有20多家财务公司、4家保险公司、9家租赁公司和3000多家城市信用合作社。而我查阅的由Joe Chai提供的数据则显示，中国在1994年年初有1500多家城市信用合作社和590多家信托投资公司。看来，两者的数据有不小的出入。
关于证券公司，谢平在1997年发表的那篇文章里的数据说，证券公司在1996年年底有94家，其分公司22家，营业部1100多个。不过，在中国没有政府独资的证券公司，也不允许由个人投资者出资组建，因此这些证券公司都为法人投资组建的。有意思的是，在1996年之前中国人民银行各分行还控股了43家证券公司，但之后在整顿中这些证券公司都被要求转让和脱钩了。
参见马克锋著，《荣氏家族》，广州：广州出版社，1997年12月版。
谢平，《中国非银行金融机构研究》，中国经济改革研究基金会国民经济研究所“工作论文”（1997），电子版可以参见www.neri.org.cn/workpaper/20xp.pdf。
在经济学家邹至庄先生的《中国经济转型》一书中也有一段关于该事件的描写。参见[美]邹至庄著，《中国经济转型》，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5年7月版，第246页。
参见易纲著，《中国的货币、银行和金融市场：1984-1993》，上海：上海三联书店和上海人民出版社，1996年6月版，第273～274页。
这个数据转引自张军著，《中国经济改革的回顾与分析》，太原：山西经济出版社，1998年12月版。原始数据出自Joe Chai,1997,China:Transition to a Market Economy,Clarendon:Oxford University Press。
外资银行
中国的金融开放是缓慢和谨慎的。可是，在1949年之前的上海，金融市场是自由的，有200多家国外的银行，而且货币可以自由兑换。我记得邓小平1991年在上海曾说过，上海曾经是远东的国际金融中心，货币可以自由兑换。他还说，我们今后也要做到这些，而且金融中心恐怕非上海莫属。
可能很多人并不知道，上海是今天的美国国际集团（AIG）、汇丰银行（HSBC）和国泰航空公司的出生地。AIG诞生在上海，是因为AIG的前身是史带先生（C.V.Starr）1913年在上海创立的“美亚保险公司”（AAU）。复旦大学管理学院的“史带楼”就是AIG捐赠的。因为具有这样的历史背景和渊源，中国的金融开放一开始就在地理上选择性地进行。上海成为中国金融开放的前沿地带。其实，早在1978年，上海就有了汇丰银行（英国）、渣打银行（英国）、东亚银行（香港）和华侨银行（新加坡）四家海外银行的分支机构了。它们落户上海的时间远远早于中国金融开放的真正时间。而中国金融开放的时间我认为应该是1990年之后。
1990年9月8日，中国人民银行颁布了《上海外资金融机构、中外合资金融机构管理办法》。这个《办法》加快了境外金融机构进入中国的步伐。尽管这个《办法》是针对上海的外资金融机构，但允许外资金融机构落户的城市则包括了北京和深圳等经济特区。1991年，日本的、美国的和法国的多家著名银行纷纷进入中国。
从很多方面来判断，1991年算是中国改革开放三十年的历程中属于开放的一个转折年份。这一年中国的领导人开始考虑更大程度的开放和改变政策了。在我的印象里，江泽民主席也就是在这一年前往美国西雅图参加了APEC首届首脑会议，会见了克林顿总统，参观了波音公司。据说，之后的那一届广交会也创下了历史纪录。1992年春，90岁高龄的邓小平发表的一系列重要谈话更是一个敦促中国要加快改革和开放步伐的老人的心声。
1991～1998年，外资银行在中国的分支机构迅速增加到了将近200家。1998年8月12日出版发行的中国版《金融时报》上，我读到并记录下的一个数据，到1998年6月底，中国的外资金融营业性机构有178家。其中，外资银行的分行146家，注册的独资银行6家，中外合资银行7家，外资财务公司7家，外资保险公司11家，中外合资的投资银行1家。外资银行的总资产为373.9亿美元，占中国金融资产的2.58%。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