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我统计地方政府依靠土地批租而获得的收入数据时，发现这并不容易。虽然从1994年至今，土地批租的收入全归地方政府所有，但我的学生帮我查找得到的数据却多是涉及土地的税费收入，而并没有依靠土地批租获得的收入数据。的确，从统计上看，地方政府利用土地批租所获得的收入并不能完全从政府的税费收入和财政预算中得到充分的反映。事实上，在中国与土地有关的各种名义税种和税率中，即使包括占最多的土地增值税，来自土地的各种税费也最多只占到地方预算财政收入的5%～8%，而土地批租的收入是不列入地方政府的预算收入的。例如，2006年中国的城镇土地使用税和土地增值税还不到250亿元，当然也就不会超过当年3万亿税收收入的8%，见图3-7。
但是，来自土地批租的收入到底会有多少呢？有各种不同的估计。因为地区和城市的不同，现有的估计值落在财政预算收入的15%～35%的范围内。对于相当一部分的中国县市而言，可能用于基础设施投资的财政资金中有60%～70%是来自土地批租收入的。这也就是为什么人们在今天往往把土地批租收入戏称为地方政府的“第四财政”的原因。
参见谷书堂主编的《深圳经济特区调查和经济开发区研究》，南开大学出版社，1984年版，第1页。
分别参见暨南大学经济学院经济研究所和深圳市科学技术协会合作编写的《中国经济特区研究》，1984年1月内部资料印刷，第106～108页；谷书堂主编的《深圳经济特区调查和经济开发区研究》，南开大学出版社，1984年版，第28页。
参见谷书堂主编的《深圳经济特区调查和经济开发区研究》，南开大学出版社，1984年版，第109～116页。
参见谷书堂主编的《深圳经济特区调查和经济开发区研究》，南开大学出版社，1984年版，第115页。
参见林洪主编的《珠江三角洲“经济奇迹”的理论思考》，广东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4页。
参见苏东斌主编的《中国经济特区史略》第3章，广东经济出版社，2001年版，第61页。
参见暨南大学经济学院经济研究所和深圳市科学技术协会合作编写的《中国经济特区研究》，1984年1月内部资料印刷，第129页。
这个数据来自陈善哲写的《深圳个案凸现土地使用权与房产权的“时差”困局：土地到期“空中楼阁”告急》，《21世纪经济报道》，2004年10月8日。
特区为什么会遭遇经济学家的批评
深圳特区成立以来，人们对它的批评就不绝于耳。这当然不难想明白，在20世纪80年代初期，“文化大革命”以来的“左”思潮依然流行，政治环境不尽如人意，因此在深圳实行特殊的制度试验和开放政策，引入“资本主义”的商业模式和生产方式，在政治上是有一定风险的。在姓“资”姓“社”的问题仍然是一个核心理论问题的时候，争论的焦点自然首先落在特区的制度是否符合社会主义的性质。于光远先生的回忆提供了一个小小的片段：
当然事情并没有完。1982年的1月，“冷空气”大量南下，北京有一个单位制定了白头文件，题目是“上海租界的由来”，说的是清朝末年由于上海道台的腐败，帝国主义在上海设立了租界，我们因此丧失了主权。这是攻击搞深圳特区的人的语言，意思是说搞特区不是搞社会主义，有一段时间这样的舆论铺天盖地而来。另外，当时又发生了一个以计划经济为主的问题。1982年4月22日到5月5日，在北京有一次专门为广东深圳而召开的会议，主持人最后讲话说，坚持计划经济为主市场经济为辅的方针必须进一步统一认识，我认为深圳搞那么大的规划是不现实的，深圳不是一般的大，而是大得无边，深圳特区面积达327平方公里，比全世界特区的总面积还要大，这么大的一块特区面积，全都搞起来不是一个简单的事情。吴南生说他手边有这个人讲话的原件，他是按照这位同志的原件念的，原件中还说特别需要指出的是有的人想和计划经济脱钩，想割一块土地出去自己搞，我认为搞计划经济是客观需要，不是哪一个领导想怎么搞就怎么搞，你想的是不可能的。现在的资本主义国家，包括日本、美国、法国都认为要搞计划经济，而南斯拉夫则搞得太自由化了。事实说明不搞计划经济是不行的。计委的主要任务是搞好综合平衡，按客观规律办事，计委工作要有全面的观点，不要怕困难，不要怕得罪人。
于老认为深圳特区的制度是符合社会主义性质的。1983年第2期的《经济研究》杂志发表了于光远先生的文章《谈谈对深圳经济特区的几个问题的认识》。他的主要理由是，深圳特区不是政治社会制度的特区，而是经济政策和管理的特区，而且特区里仍然有公有制企业的主导地位。可以想象，他的看法并不会得到多数人的认同。有的学者认为深圳特区的制度是社会主义国家中的资本主义，受到社会主义国家和政府的控制。大多数的老一代经济学家比较倾向于认为深圳特区的性质就是“国家资本主义”这个论断。著名经济学家许涤新先生在1984年1月21日的《北京周报》上发表的文章颇具代表性。他认为，设立深圳特区的目的是通过收买政策实施同国外资本和华侨资本的合作，引进它们的技术和管理，最终发展社会主义。这与建国初期中国政府靠收买政策发展与民族资本主义的合作在性质上是一样的。
当中国内地的老一代经济学家正在为深圳特区定性的时候，1985年5月出版的香港《广角镜》第152期发表了香港大学亚洲研究中心陈文鸿的文章《深圳的问题在哪里？》，开始对深圳特区五年来的试验结果进行评估和质疑。有人称这篇文章打响了“特区失败论”的第一枪，而且揭开了深圳“第一次大围剿”的帷幕。
陈文鸿在文章中得出的结论是：中央和深圳政府对深圳经济特区的期望，是建成能发展成为以工业为主体的综合体经济，可是，事实上直至目前而言，深圳的工业仍从属于贸易，经济是以贸易为主。就这方面而言，深圳的成绩还未如理想。这个结论来自他简单而“定量”的分析。
根据陈文鸿的分析，第一，资金以外资为主、产业结构以工业为主、产品以出口为主是中央给深圳定下的发展目标，深圳特区尚没有做到以上所说的三个“为主”。1983年进口大于出口，引进的主要是被香港、日本淘汰不用的设备；引进的外资只占30%，这30%中又主要是港资；1983年深圳工业总产值7.2亿元人民币，而社会零售商品总额为12.5亿元人民币，做生意赚的钱比工业挣的钱多得多。
第二，陈文鸿指出，特区其实赚了内地的钱。他在文章里诙谐地说：“更妙的是，一些上海人跑到深圳买了一把折骨伞，发现竟是从上海送去香港，又转回深圳的。上海人很高兴，说是比在上海买少花了几块钱；深圳人也高兴，说赚了几块钱。香港百货公司也高兴，同样说赚了几块钱，真不知谁见鬼了！简直是阿凡提到井里捞月亮。”
最后，陈文鸿又对深圳的贸易模式提出了批评。他认为深圳的经济是依赖贸易的，而在贸易中又主要是对国内其他地方的转口贸易，无论是直接的或间接的，转口商品主要是包含相当比例的进口商品。外引内联的资金之所以投资深圳，主要是因为这个庞大的贸易和由此而来的高利润。深圳五年多时间发展的表面繁荣，也主要根植在此。
有意思的是，陈文鸿文章所引用的数字，几乎全是摘自内地或者特区报刊公布过的。陈文鸿通过对这些数字的逻辑推理和估算来得出结论。例如，陈文??实际上是根据深圳公布的1983年社会商品零售总额和人口总数来推算出深圳市的人均社会购买力高达4170元人民币的。而在同一时期，上海的人均社会购买力为912元，北京为896元，广州为504元。深圳比上海、北京高出三四倍，比广州高出7倍多，这显然是不符合常理的。因此，陈文鸿得出结论认为，深圳的市场繁荣，主要是靠内地顾客来维持的。
在20世纪80年代中期，国内的经济学家还多以概念和定性分析见长，而陈文鸿的文章虽然简单，但却是“让数据说的话”。所以，文章虽然没有涉及深圳特区的性质，但却提出了让那些关注深圳特区性质的人备受鼓舞的问题与结论。而且，让人耳目一新的文章风格在那个时候肯定是最具杀伤力、影响力和传播价值的。于是，文章一经发表，引起哗然。如果是身处互联网当道的今天，陈文鸿的名字定会红遍中国大江南北。
其实，根据我的记忆，在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不仅仅是陈文鸿，其他一些经济学家也对深圳特区有过相似逻辑的批评。这让我想起1992年9月我初到英国萨塞克斯大学时与华大伟教授的一场对话。我之前曾经提到，华大伟先生当时正在从事关于中国特区和沿海发展战略的研究。我到了萨塞克斯大学之后就去办公室找他。他对我说，他正在为世界银行准备一份评估深圳特区的背景报告。他还拿出了一些他写就的相关文章，希望我能帮助他收集一些资料和数据，同时也能参与他的项目。我问他对特区的基本评价是怎样的。他直截了当地说，经济特区是一个扭曲的环境，它像磁石一样把内地的资源吸引过去，短时间里发出耀眼的光芒。
正在这个时候，成都《经济学消息报》的主编高小勇先生与我联系，希望我在英国期间能为《经济学消息报》写点评论文章或者开一个专栏。我答应了他并开始动手写一些评论。有一次我对华大伟建议，也许我可以把他关于深圳特区的文章编译出来，在报纸上发表。于是，《经济学消息报》不久便在第一版发表了华大伟的文章，题目是《发光的并不都是金子》（All that glitters is not gold）。华大伟教授说这是他在中国的报纸上发表的第一篇文章，那应该是1993年的春天。
华大伟教授的观点，当时的我并不十分同意。我认为他总是无法摆脱西方主流的概念和框架来审视中国，因而在研究中国问题上总是比较倾向批评中国。不过，他对中国非常友好，批评显然也是善意的。因此，我们彼此之间从那时候起就成为很好的朋友。每年我们会在中国和英国多次见面。我还策划并帮助上海财经大学出版社编辑出版过一本他的研究文集《中国的开放经济》。只是我们之间并没有任何研究上的合作。
总之，在深圳特区建设的最初阶段，尤其是特区的试验在党内和政治上还有不同意见的时候，深圳遭遇到这些来自学术界的批评自然就备受关注了。在这种背景下，1992年1月，邓小平再一次来到深圳，发表一系列针对深圳特区试验的讲话，从中我们可以感受到在这之前的那场争论的火药味。
1992年1月19日，邓小平再次到深圳。他在深圳参观过程中说：“对办特区，从一开始就有不同意见，担心是不是搞资本主义。深圳的建设成就，明确回答了那些有这样那样担心的人。特区姓‘社’不姓‘资’。”
1月23日，邓小平在深圳开往珠海的快艇上还说：“现在有‘右’的东西影响我们，也有‘左’的东西影响我们，但根深蒂固的还是‘左’的东西。有些理论家、政治家，拿大帽子吓唬人，不是‘右’而是‘左’。‘左’带有革命的色彩，好像越‘左’越革命。‘左’的东西在我们党的历史上可怕呀！一个好好的东西，一下子被它搞掉了。‘右’可以葬送社会主义，‘左’也可以葬送社会主义。中国要警惕‘右’，但主要是防‘左’。‘右’的东西有，动乱就是‘右’的！‘左’的东西也有。把改革开放说成是引进和发展资本主义，认为和平演变的主要危险来自经济领域，这些就是‘左’。我们必须保持清醒的头脑，这样就不会犯大错误，出现问题也容易纠正和改变。”
邓小平最后说：“我们推行三中全会以来的路线、方针、政策，不搞强迫，不搞运动，愿意干就干，干多少是多少，这样慢慢就跟上来了。不搞争论，是我的一个发明。不争论是为了争取时间干。不争论，大胆地试，大胆地闯。农村改革是如此，城市改革也应如此。”
不搞争论，那是政治上的务实和策略。但争论的过程确实让更多的人去思考了这样一个更根本的问题：局部性的改革和试验改革，尽管有其策略性的意义和价值，但的确会产生局部与整体经济体制的落差，如果处理不当，将引发普遍的“寻租”现象。事实上，在一些经济学家批评深圳特区的管理体制时常常会用发达国家的“企业区”或是国际上流行的“出口加工区”作为参照组。深圳特区在当时显然已经超出了“出口加工区”的概念，也不再是完全封闭的管理体制。不仅如此，深圳特区还在鼓励和促进与内地省份以及内地企业的经济联系（所谓“内联”）上大做了文章。
根据谷书堂主编的《深圳经济特区调查和经济开发区研究》一书在深圳所作的调查，所谓“内联”，是指经济特区与内地各省、市，各部门、各企业在经济上或技术上的联合。它主要是采取双方在特区共同投资、联合办厂、开店等方式，达到共同开发和建设特区的目的。毫无疑问，由于特区的政策和体制优越，内地的企业和政府有足够的动机来深圳投资办厂和开设经营窗口，同时也为深圳建设提供了资金、熟练劳动力以及管理型的人力资本。这本来是一个想推动深圳特区与内地省份经济联动的善意想法，但也不可避免地诱导出了越来越严重的内地企业利用深圳特区寻求“直接非生产性寻利”（UDP）现象。
1994年春节前我离开了英国萨塞克斯大学，走前我提交了一篇研究论文The Social Costs of Special Privileges in China，这篇论文从理论上讨论了特区政策扭曲的社会成本。该论文的中文版后来收录在我写的《特权与优惠的经济学分析》一书中。
我清楚地记得，1993年我还在英国萨塞克斯大学时，我的同事陈志龙教授也参与到华大伟教授的研究项目中，并受邀专程前往英国考察“企业区”，了解英国一些老工业地区实施特殊政策待遇的“企业区”（类似于我们的“开发区”）的体制和管理模式。后来他回到上海写了不少内部研究报告递送到政府部门。也就在这个时候，中央政府酝酿多时的关于继续扩大开放地区的一系列政策也出台了。在我的印象中，到了20世纪90年代中期，早期那种备受关注的寻租现象逐渐消退了，说明在深圳和其他一些地方的特区试验所产生的局部扭曲效应基本消除，更大范围和地区的体制趋同在加速发生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