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月二十二日（9月7日）后，慈禧进入了政变的准备阶段。在这之前，慈禧是在冷静地默观光绪帝的变法。
那么，慈禧对光绪帝的变法到底持什么态度呢？梁启超在《戊戌政变记》里说：“西后与荣禄等既布此天罗地网，视皇上已同釜底游魂，任其跳跃，料其不能逃脱，于是不复防闲，一听皇上之所为。” 又说：“盖彼之计划早已定，故不动声色也。” 总之，梁启超认为，慈禧允许光绪帝实行变法是企图废掉光绪帝的一个“隐谋”。用荣禄的话说：“姑俟其乱闹数月，使天下共愤，罪恶贯盈，不亦可乎？”即到时候再算总账的意思。
这个观点被史学界普遍接受。
我却以为不然。慈禧对新法不是一开始就持反对态度的。中日甲午战争失败后的割地赔款对她也是一个刺激。如果实行新政能使中国富强，使她的江山更加稳固，她对新政也是不会排斥的。慈禧是一个纵横捭阖的政治家，却不是一个眼光敏锐的思想家。她的文化有限，读书不多，而且又届63岁高龄，对西方知之甚少。但是，她对西方的新法并不是一开始就拒绝的。她有引进来试一试的想法。这和早年她支持奕、曾国藩、李鸿章的洋务运动是一脉相承的。当然，她允许的变法是有限度的变法，即“祖宗之法不可变”。在这个前提下，她允许光绪帝做一些尝试。如果尝试成功，是她支持的结果；如果尝试失败，她便可以诿过于人。她退居后台，处于有利的裁决地位。为了免于失控，她才如前所述连发四道上谕。
当时有的人也不同意梁启超的观点。
苏继祖在《清廷戊戌朝变记》里说：“然推之太后之心，未必不愿皇上能励精图治也，未必不愿天下财富民强也。至变法当变不当变，未必有成见在胸也。不过明目达聪，仅寄见于诸王大臣。以为诸王大臣皆曰贤，即天下皆曰贤矣；诸王大臣皆曰可杀，即天下皆曰可杀矣。今见皇上锐意变法，而赴愬失德者，纷来哭诉，无道者日至，则当初暂假事权之美意，激成骄敌纵恶之机心，故以为非废立皇上，逐杀新党，一概归复旧制，不足以安天下之心，不足以存宗社之守，于是有八月初六之变焉。” 这里的“暂假事权之美意，激成骄敌纵恶之机心”，把慈禧当初放权光绪帝准其变法又限制光绪帝而再度训政的思想变化过程表述得十分清楚。
陈夔龙在《梦蕉亭杂记》里说：“光绪戊戌政变，言人人殊，实则孝钦并无仇视新法之意。” 他认为，慈禧并不是仇视新法。
费行简的《慈禧传信录》里说：“后尝告德宗，变法乃素志。同治初，即纳曾国藩议，派子弟出洋留学，造船制械，凡以图富强也。若师日人之更衣冠，易正朔，则是得罪祖宗，断不可行。” 慈禧表白她是主张变法的，“乃素志”。但是，她主张的是有限度的变法，“得罪祖宗”是不行的。
慈禧虽然同意光绪帝进行不违背祖制的有限度的变法，但这个变法必须有利于她的统治。如果危及到她的乾坤独揽的太上皇后的地位，她就会毫不留情地把包括新法在内的一切都打翻在地。
第三、政变准备
光绪帝先罢礼部怀塔布等六位大员，后又免去李鸿章、敬信的总署大臣之职，引起守旧大臣一片惊恐，“旧臣惶骇”。内务府诸大臣赴颐和园，在慈禧面前跪了一地，告光绪帝的罪状，说光绪帝“妄变祖法”，请慈禧立即训政。但此时的慈禧并没有马上跳起来，“后不许” ，没有答应他们的请求，她还要看一看再说。
那么，到底是什么事情触动了慈禧敏感的神经，使她决心发动政变呢？
大体有三件事：
第一件是立山的造谣。
内务府大臣立山跪请慈禧训政，慈禧没有马上答应。于是他向慈禧造谣说：“上派太监往各使馆，请去西后。” 慈禧最担心的是外国列强迫使她下台。听到这个消息，她是不能容忍的，“西后大怒”，于是，她便发动了政变。
第二件是光绪帝召见伊藤博文。
伊藤博文（1841-1909年）自光绪十一年起，四任日本首相。十四年起三任枢密院院长。 被世人目为“明治国家权力的象征”。伊藤曾以日方全权代表的身份与李鸿章进行议和谈判，以强硬态度逼签《马关条约》。光绪二十四年七月二十三日（1898年9月8日）由朝鲜来到中国。二十六日至天津，次日谒荣禄。荣禄在北洋医学堂设宴为其接风，袁世凯、聂士成作陪。但荣禄心中有事，“神色惨沮不欢，未遑终席，借事辞去” 。荣禄对伊藤的到来十分戒备。因为当时御史李岳瑞等上书，请皇帝用外国人为客卿，朝臣们斥李岳瑞卖国，骂他为汉奸。正当此时，伊藤到津，朝廷上下一片流言，说伊藤是康有为勾引来的，将入军机处。恰好光绪帝又拍来电报，询问伊藤可否在津多留几天，伊藤回电答可以待两星期。这似乎又进一步印证了光绪帝要用外国人为顾问官的流言，使“守旧者皆惶悚不安” 。二十九日抵京。八月初一日谒总署王大臣。同日，康有为赴日本大使馆会见了伊藤。伊藤问：“然则贵国数月以来，着意变法，而未见推行之效，何哉？”康有为答以慈禧之掣肘、德宗之无权、顽固守旧大臣之阻挠，并请伊藤觐见慈禧“剀切陈说”，以使“回心转意”。伊藤答道：“既如此，仆谒见皇太后，谨当竭尽忠言。” 初二日，又赴张荫桓宅夜宴。至此，伊藤来华后的一举一动都在慈禧的掌握之中。而荣禄“盖将借此发难，以惑太后听耳”。光绪帝下令于八月初五日召见伊藤。这使慈禧十分紧张，所以八月初四日慈禧于酉刻（下午5时-7时）匆忙还宫，目的是想监视光绪帝召见伊藤。因此，有人评说：“而借口发难，实由于伊藤之来也。”果然，当初五日光绪帝于勤政殿召见伊藤时，慈禧坐在屏风后监听，光绪帝不能畅所欲言，“仅能与照例数语而退”。光绪帝与伊藤寒暄了几句，没谈任何实质性问题，就匆促结束了接见。不管怎么说，光绪帝接见伊藤确实引起了慈禧的警觉。这促使慈禧下决心发动政变。
第三件是对慈禧到天津阅兵的误解。
史学界流行的说法是，光绪帝于四月二十七日发的四道谕旨之一是说本年秋间慈禧到天津阅兵，其目的是借阅兵之机废掉光绪帝。
这种说法最早见于梁启超的《戊戌政变记》。梁说：“外人不谙朝事，或疑因维新之急激，遂以致败。由未知废立之局早定，西后荣禄，预布网罗，听其跳跃，专待天津阅兵以行大事耳。” 这个“以行大事”就是借机废掉光绪帝。《慈禧外纪》说：“西历一千八百九十八年之八月，即中历七月之末，太后与守旧党已联成一气，但深密而未发表，欲俟九月同帝到天津后始行之。” 这个“到天津后始行之”的含义即是废掉光绪帝。康有为在《康南海自编年谱》里说：“谋定于天津阅兵而行废立。”
他们都认为秋天到天津阅兵是慈禧借机废掉光绪帝的一个阴谋。果真如此吗？我却以为不然。到天津去废掉光绪帝，这是高看了光绪帝，低估了慈禧。此时的慈禧虽然退居二线，但她实际上仍然牢牢地控制着皇权。光绪帝只不过是一个傀儡而已。她要想废掉光绪帝，只要下个懿旨就可以了，不用举手之劳。实际上也确实如此。她发动政变之时，也只是由颐和园还宫，宣布一下，光绪帝便束手就擒。而当天，她又返回了颐和园。根本没在皇宫继续监视光绪帝。这说明她压根儿没把光绪帝视为平等的对手。夺取他的表面上的皇权真是易如反掌。在北京可以轻易解决的问题，为什么要大动干戈非到天津不可呢？
而实际上到天津阅兵是荣禄为了迎合慈禧喜欢游玩的心理而上的奏折。当时北京的大臣们听说太后、皇帝“竟欲冒险以坐火车”，纷纷上言，认为“大非帝王尊贵之道”，且“相顾惊骇”，然而“太后则甚以为乐”，并“谓己从未坐过火车，今初次乘坐，视为有趣之事” 。
苏继祖也持这个看法：“恭邸初薨，太后欲往天津阅兵，皇上谏止，太后甚怒其阻挠。此举荣相迎合者也。据云：连日召对所商，即游览天津之事。此说甚合。尚有人说，此亦荣属人奏请者，盖以阅兵为名耳。” 这就是说，荣禄为迎合慈禧奏请太后与皇帝同赴天津阅兵，皇帝认为太后出行不妥，谏言阻止，不想让慈禧到天津游览，“太后怒甚”。看起来，当时的争论主要是以太后和皇帝之尊出京远行是否适宜，而不是别的。
但是，随着百日维新的深化，帝后两党矛盾的加剧，到天津阅兵之举却逐渐变得复杂化了。
先是后党官僚有意放风，说到天津阅兵之时对光绪帝如何如何。帝党的一些年轻的维新派听到信号，十分惊惶，便千方百计为光绪帝出谋划策，以摆脱窘境。
幼稚的维新派落入了老辣的守旧派设置的圈套。
直到此时，维新派们才感到有抓军权的必要。康有为“虑九月天津阅兵即行废立，夙夜虑此” 。为此，他连上奏折，提出四条建议：
第一条，设参谋部。他建议仿效日本设立最高军事领导机关参谋本部，由皇帝亲自掌握。“选天下虎罴之士、不二心之臣于左右，上亲擐甲胄而统之。”
第二条，改变年号。建议把光绪二十四年改为维新元年，“以新天下耳目” 。
第三条，变更服制。“请变衣服而易旧党心志。”
第四条，迁都上海。“借行幸以定之，但率通才数十人从办事，百官留守，即以弃旧京矣。” 北京暮气太沉，只有迁都上海，才能有利于变法。
对康有为的四条建议，“上皆然之”，光绪帝都表赞同。但是，很明显，这四条建议基本属乌托邦性质，在当时的条件下，是不能够实行的。远水解不了近渴。
于是，他们把目光移向了袁世凯。他们认为，袁世凯曾经率兵远驻朝鲜，了解外国情形。同时，又积极参与强学会的活动，不同于武夫董福祥和聂士成，是个有头脑的人。他们的结论：“拥兵权，可救上者，只此一人。” 但是，他们又担心袁世凯与荣禄关系密切，怕袁世凯不听从光绪帝的指挥，所以，派人进行试探。
这个人就是康有为的亲信弟子徐仁禄。徐仁禄试探袁世凯，袁世凯十分机警地夸赞康有为是“悲天悯人之心，经天纬地之才”。
徐仁禄用话激他，试探他对荣禄的态度：“我与卓如（梁启超）、芝栋（宋伯鲁）、复生（谭嗣同）屡奏荐于上，上言荣禄谓袁世凯跋扈不可大用。不知公何为与荣不洽？”
袁世凯深知此话的用意，便好像恍然大悟似的答道：“昔常熟（翁同龢）欲增我兵，荣禄谓汉人不能任握大兵权。常熟曰：‘曾、左亦汉人，何尝不能任大兵？’然荣禄足不肯增也。”
书生气十足的康有为们根本不是老于世故的袁世凯的对手。
徐仁禄把对话情形告之康有为们，认为“袁为我所动”，决定向光绪帝推荐。先由徐致靖上奏推荐，又由谭嗣同递密折，请光绪帝召见加官优奖，以备不测。光绪帝即于七月二十六日（9月11日）发出上谕：
电寄荣禄，著传知袁世凯，即行来京陛见。
这是一道明发上谕。是经慈禧的亲信荣禄单独传见握有兵权的袁世凯。袁世凯正在天津东南70里的小站练兵。平地一声雷。袁世凯的被传见引起了慈禧及后党的警觉。后党们在密切注视着事态的发展。
光绪帝此举不算明智，但舍此，他又有什么办法呢？
到天津阅兵将行废立之说，时人苏继祖持完全不同的看法。他认为，如果慈禧欲行废立，“必在宫中调兵入卫，决不及出京到天津，行此大举动也” 。废掉光绪帝只是宫内之事，不必行“大举动”。这话很有道理。他又进一步分析道：“况今日京师之臣民，不知有是非久矣。苟行废立，尚有敢谓其不然者乎？不待兵力以压制之耳。所以蓄意五年不敢递行者，恐天下不服，外人干预也。天津一区北洋数军，能抗天下，能拒外人乎？太后、荣相宁不知之，故知断非来天津行废立也。” 这个分析是很有见地的。
在这个分析的基础上，他又进一步推论道：“一念之差，又不择人，贸然以刀柄付之，致我圣主有倒悬之危，谁之咎哉？” 他认为由于错误地分析了形势，草木皆兵，上了圈套。以致授人以柄，遭致失败。
综上三件事，即外人干涉、召见伊藤和天津废立都引起慈禧的极大不满，慈禧于是决定发动政变。但她在伺机寻找更为恰当的理由。
第四、发动政变
七月二十六日（9月11日）发生了两件非比寻常的事，一是光绪帝明发上谕召见袁世凯，二是日本首相伊藤博文抵达天津。这两件事荣禄都是当事者。前者荣禄是负责转达谕令，后者是荣禄曾宴请伊藤。荣禄为慈禧的亲信。他把所掌握的有关情报完全电告慈禧。从这一天起，慈禧态度大变。
光绪帝敏感地注意到了此点。二十八日（9月13日）光绪帝赴颐和园请安，欲乘机向慈禧请示开懋勤殿一事。但当他向慈禧请安时，慈禧没有像往常一样答话，而是一言不发，“太后不答，神色异常” 。把个光绪帝吓得没敢说话，“惧而未敢申说”。光绪帝自颐和园回宫，回想“太后神色迥异寻常，自知有变”，便于当日召见杨锐，授以密谕：
朕惟时局艰难，非变法不能救中国。非去守旧衰谬之大臣，而用通达英勇之士，不能变法。而皇太后不以为然。朕屡次几谏，太后更怒。今朕位几不保。汝康有为、杨锐、林旭、谭嗣同、刘光第等，可妥速密筹，设法相救。朕十分焦灼，不胜企望之至。特谕。
杨锐接读密诏，因没有任何思想准备，十分“震恐” ，乱了方寸，“不知所为计” ，迷迷糊糊地把十万火急的密诏压了下来。
而此时后党干将荣禄却十分清醒。“荣禄见袁世凯被召”，马上调兵遣将预为防备。“即调聂士成守天津，以断袁军入京之路。调董福祥军密入京师，以备举大事。”
八月初一日（9月16日），光绪帝于颐和园的毓兰堂召见袁世凯。光绪帝“垂询军事甚详” 。召见后，上谕升袁为候补侍郎。这是破格提拔。
八月初二日（9月17日）光绪帝第二次召见袁世凯，笑着说：“人人都说你练的兵、办的学堂甚好，此后可与荣禄各办各事。” 这个“可与荣禄各办各事”的话就明确挑明了袁世凯不必听荣禄指挥，而应直接听命于皇上。但老练的袁世凯装聋作哑。
自七月二十八日给杨锐一密诏，至今日已是五天了，但迟迟没见回音。光绪帝焦急异常。他担心康有为的安危，又无法取得联系，只得冒险明发上谕：
工部主事康有为，前命其督办官报局，此时闻尚未出京，实堪诧异。朕深念时艰，思得通达时务之人，与商治法。康有为素日讲求，是以召见一次，令其督办官报。诚以报馆为开民智之本，职任不为不重。现筹有的款。著康有为迅速前往上海，毋得迁延观望。
这是用明发上谕的方法，告诉康有为迅速离京，否则凶多吉少。看到上谕，“国人骇悚，知祸作矣” 。
同时又急召林旭，由他带出另一密诏，给康有为：
朕今命汝督办官报，实有不得已之苦衷，非楮墨所能罄也。汝可迅速出外，不可延迟。汝一片忠爱热肠，朕所深悉。其爱惜身体，善自调摄，将来更效驰驱，共建大业，朕有厚望焉。特谕。
一明谕，一密诏，都是敦促康有为尽快出京。
但是当天康有为没有见到密诏，只于晚间回家时看到了明谕。他们这帮文人不是积极想办法，而是在宋伯鲁家饮酒唱曲，“曲终哀动，谈事变之急。相与忧叹” 。唉声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