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样，在同治十一年（1872年）二月三日两宫发布懿旨，选翰林院侍讲之女阿鲁特氏为皇后，员外郎凤秀之女富察氏为慧妃，知府崇龄之女赫舍哩氏为瑜嫔，前任副都统赛尚阿之女阿鲁特氏为珣嫔。 接着在二月十五日又发懿旨，大婚典礼定于本年九月十五日举行。在这之前的七月二十六日纳采，八月十七日大征。同一日，恭亲王奕上一奏折，奏请大婚礼成应为慈安、慈禧加上徽号。两宫太后“俯如所请”。
时光荏苒，转眼大婚日期到了。九月十四日（10月15日），同治帝身着礼服，亲御太和殿，遣惇亲王奕为正使、贝勒奕劻为副使，持节奉册宝诣皇后邸，册封阿鲁特氏为皇后。派大学士文祥为正使、礼部尚书灵桂为副使，持节奉册宝封富察氏为慧妃。九月十五日（10月16日）举行大婚典礼。这一天，皇后阿鲁特氏由自家邸第升凤舆，銮仪卫陈仪仗车辂，鼓乐前导，由大清中门行御道，至乾清宫降舆。同治帝身穿礼服，在坤宁宫外等候，行合卺礼。同治帝大婚便告成了。
慈禧虽然容忍了慈安和同治帝的选择，但她对皇后阿鲁特氏是不喜欢的。据说，大婚当晚，皇后应对颇讨同治帝欢心。同治帝让她背诵唐诗，她竟“无一字误” 。同治帝对皇后愈加宠幸。他见皇后气度端凝，不苟言笑，更加敬重她。慈禧见同治帝和皇后伉俪甚笃，恩恩爱爱，很不是滋味。皇后见慈禧时，慈禧从不给她好脸色。慈禧对同治帝冷落慧妃更是不满意，对他说：“慧妃贤惠，虽屈在妃位，宜加眷遇。皇后年少，未娴宫中礼节，宜使时时学习。帝毋得辄至中宫，致妨政务。” 慈禧竟然以妨碍政务为理由不准同治帝同皇后亲近，让他多亲近慧妃。同治帝不敢违背慈禧的旨意，因此就很少到皇后宫中去了。但他也不愿亲近慧妃。为此，他经常独宿在乾清宫。慈禧的干预使同治帝的婚后生活是不如意的。
大婚的下一步便是同治帝亲政了。
同治十二年，同治帝载淳已18岁了。
选定的日期是同治十二年正月二十六日（1873年2月23日）。在这前一天，即正月二十五日，两宫皇太后连发两道懿旨。
第一道懿旨是：“皇帝寅绍丕基，于今十有二载，春秋鼎盛，典学有成。兹于本月二十六日躬亲大政。欣慰之余，倍深兢惕。因念我朝列圣相承，无不以敬天法祖之心，为勤政爱民之治。况数年来，东南各省虽经底定，民生尚未乂安。滇陇边境及西北路军务未蒇。国用不足，时事方艰。皇帝日理万机，当敬念惟天惟祖宗所以付讬一人者，至重且钜。祗承家法，夕惕朝乾，于一切用人行政，孳孳讲求，不可稍涉怠忽。视朝之暇，仍当讨论经史，深求古今治乱之原。克俭克勤，励精图治。此则垂帘听政之初心，所夙夜跂望而不能或释者也。在廷王大臣等，均宜公忠共矢，勿避怨嫌。本日召见时，业经谆谆面谕。其余中外大小臣工。亦当恪恭尽职，痛戒因循，宏济时艰，弼成上理，有厚望焉。”
第二道懿旨要求同治帝应按日恭阅本朝圣训，对国语清文要勤加练习。皇帝的各位汉文和满文师傅照常入值，皇帝在办完公事后要照常学习，骑射等事亦须次第兼习。
这两道懿旨表明了两宫太后对同治帝的严格要求和殷切期望。她们希望同治帝能成为一位继承祖宗大业的称职的皇帝。
第二天，即正月二十六日举行同治帝亲政大典。同治帝率王以下大学士、六部、九卿诣慈宁门行庆贺礼。然后同治帝御太和殿，王以下文武大臣官员行朝贺礼，并发布亲政上谕：“谕内阁。朕受皇考文宗显皇帝付托之重，冲龄践阼，时事多艰。仰赖慈安端裕皇太后、慈禧端佑皇太后垂帘听政，简任亲贤，励精图治。十余年来，粤捻各匪次第荡平，滇陇边疆渐臻底定，洵足以扬先烈而奠丕基。盛德丰功，超迈前古。朕仰蒙慈荫，得以及时典学，日就月将，兹复渥被圣慈。命朕躬亲大政，孳孳以敬天法祖、勤政爱民为念。仔肩至重，深惧弗克负荷。惟有恪遵训谕，兢兢业业，上懔祖宗缔造之艰，下慰中外臣民之望，用以祗承家法，仰答慈恩。至在廷王大臣及各省封疆大吏，务当共矢公忠，匡朕不逮。其余大小臣工，亦宜精白乃心，恪恭尽职，勤求吏治，乂安民生。以冀上副两宫皇太后谆谆训诫至意。”
这道亲政诏书表明了同治帝对两宫太后的感激之情，也进一步表达了不负两宫太后厚望的决心。
二月八日（3月6日）崇上两宫太后为慈安端裕康庆皇太后，慈禧端佑康颐皇太后。
大婚亲政二典相继告成。这之后，同治帝所关心的第一件大事就是修复圆明园。同治帝自食亲政诏书的誓言，忘记了“勤求吏治，乂安民生”的大话，而是大兴土木，欲复园工。欲修圆明园，不自今日始。早在同治七年秋，慈禧即想修复圆明园。当时诸王大臣认为侈端一开，后患无穷，极力反对，便没有实行。同治帝大婚后，又提起修园一事，因大学士、同治帝的师傅李鸿藻等力谏，认为“不宜以有用之财，置无用之地” ，而作罢。现在同治帝亲政了，又重新提起。同治帝之所以迫不及待地想修复圆明园，其原因：
第一是报答母恩，略尽孝道。他对两宫皇太后垂帘听政12年是真诚感激的。他感到“自御极以来，未奉两宫皇太后在园居住，于心实有未安”，而且再过两年正是慈禧40万寿之期，为了“感戴慈恩”，“欲尽孝思” ，所以要修园。
第二是小人怂恿，贪图享乐。内务府郎中贵宝、文锡力劝同治帝兴土木、修园庭。其目的是上下其手，中饱私囊。“内务府之职，如衙门之有庶务，即俗所谓账房也。账房有折扣，有花账，已处处有弊，而内务府更有百倍于此者。” 内务府设六司，其中营造司掌管本府缮修，庀材饬工。 营造司只有大兴土木，才有中饱贪污的机会。为此，他们便怂恿同治帝修园。同治帝周围的太监和不肖侍读王庆祺也劝说他修园。这些都促使手握皇权的同治帝决心修园。
第三是摆脱慈禧，独揽皇权。两宫太后归政后，慈安乐得颐养天年，而慈禧则不然，她仍然有时调折来看，干预朝政。这使同治帝感到必须给慈禧一个游玩的场所，以便摆脱慈禧的控制，皇权独揽，为此，他也想必须修园。
这种种原因都促使同治帝决心修复圆明园。当时户部侍郎桂清掌管内务府，听到同治帝想修园，力陈不可。同治帝大怒，严厉斥责了桂清，并撤了他的职。
九月二十七日（11月16日），他派内务府司员到四代承办园工之工程设计师雷思起家索取三园全图。第二天便发布朱谕，决心修园。其朱谕全文如下：
朕念两宫皇太后垂帘听政十一年以来，朝乾夕惕，倍极勤劳，励精以综万几，虚怀以纳舆论，圣德聪明，先被四表，遂致海宇升平之盛世。自本年正月二十六日，朕亲理朝政以来，无日不以感戴慈恩为念。朕尝观养心殿书籍之中，有世宗宪皇帝御制圆明园四十景诗集一部，因念及圆明园本为列祖列宗临幸驻跸听政之地，自御极以来，未奉两宫皇太后在园居住，于心实有未安，日以复回旧制为念。但现当库款支继之时，若遽照旧修理，动用部储之款，诚恐不敷。朕再四思维，惟有将安佑宫供奉列圣圣容之所及两宫皇太后所居之殿，并朕驻跸听政之处，择要兴修，其余游观之所概不修复。即著王公以下京外大小官员量力报效捐修。著总管内务府大臣于收损后，随时请奖，并著该大臣等核实办理。庶可上娱两宫皇太后之圣心，下可尽朕心之微忱也。特谕。
这道谕旨表明了同治帝修复圆明园的动机和决心。修复的范围是局部的，即“择要兴修”。其方法是官员“报效”，即自动捐献。
说是“择要兴修”，其实动工范围很广。当时准备重修部分，约3000余间，包括圆明园、万春园和长春园等三园的亭台楼阁。属于圆明园的有大宫门、出入贤良门、正大光明殿、九州清晏殿、慎德堂、安佑宫、藻园、上下天光、万方安和、武陵春色、杏花春馆、同乐园、舍卫城、双鹤斋、西峰秀色、紫碧山房、北远山村、明春门。属于万春园的有大宫门、天地一家春、蔚藻堂、清夏堂，以及两园之道路、桥梁、船只、河道、码头、围墙、门楼等附属工程。属于长春园的有海岳开襟。以上重修部分共分六大工程。
不料，朱谕刚发下几天，十月初一日（11月20日）御史沈淮上疏，请缓修圆明园。同治帝十分震怒，立即召见，严厉斥责了他。
十月初二日（11月21日）针对沈淮上疏，同治帝再颁修园上谕。重申“两宫皇太后驻跸之殿宇，并朕办事住居之处，略加修葺，不得过于华靡，其余概毋庸兴修” 。
十月初八日（11月27日）内务府司员督雇民工，将安佑宫、天地一家春、清夏堂、正大光明殿等处殿宇房间1420余间之断壁残基拆除。清理工程正式开始。行动不可谓不速。
十月初九日（11月28日）恭亲王奕第一个报效工银二万两。这是一个出人意料之举。与其说他是在支持同治帝，不如说他是别有深意。他是想通过此举引起人们的注意，以便达到阻止建园的目的。
果然，此事传将出去，御史游百川又上疏谏阻。同治帝益发恼怒，于十月十四日（12月3日）朱谕革除了游百川的职务，并告诫群臣，不准再奏。朱谕说：
该御史既为言官，并未闻有关系国计民生之论，乃先阻朕尽孝之心，该御史天良安在？著将该御史游百川即行革职，为满汉各御史所警戒。俟后再有奏请暂缓者，朕自有惩办，特谕。
其实，重修圆明园实出慈禧太后之主张。内务府所藏工程设计师雷思起的“旨意档”，其中有关慈禧太后的记载，便透露了个中消息。
其记载如下：
“十月初三日，谕样式房雷思起赶紧于一月内烫样（模型）呈览。
十一月初五日，召见崇伦、春佑、贵宝，谕以万春园添改工程十余款，并谕雷思起：屋各样装修名目：仙楼，每一样分十样，要奇巧玲珑。
初八日，又召见崇伦等，给御制天地一家春内檐装修烫样一份，著交样式房拟对丈尺再烫细样。
十四日，御旨催问烫样何日进呈？
十九日，召见明善、贵宝等，万春园中一路各座烫样，奉旨依议。天地一家春四卷殿装修样，皇太后自画，再听旨意（按内部装修花纹须用雕琢者，例用洋布绘大样与实物等）。
二十二日，交下天地一家春皇太后亲画瓶式如意，上要叠落散枝，下绦环人物，另画呈览。”
天地一家春是咸丰帝在位时，慈禧居住之所。慈禧对它自然别有一番深情。而万春园又是为慈禧新设计的庭园。她对此也是格外关心。这次重修，把天地一家春的名字移于万春园中旧日永春室、敷春堂故址，建一座四卷楼，东西辟两院，并绕以游廊，北部的问月楼改为澄光阁，东部一律改为看戏殿、戏台、扮戏房及附属各种房屋。“盖所以备慈禧太后起居游息之所也。” 慈禧对她未来的享乐之地关怀备至，甚至对其内部之装修设计，具体到图样花纹，都亲笔绘制。这足以说明她对重修圆明园是何等的热心！
实际上同治帝修园是在揣摩慈禧的心态后所采取的行动。黄浚说：“园之修复，始于同治之季。方穆宗之亲政也，仰惟两宫圣母，削平大难，光烈中兴，归政之初，宜以天下为养，何惜一园土木之费，以奉游豫。” 这“仰惟”便是先意承志、投其所好之意。御史游百川谏止园工，同治帝召见后厉声责问：“汝亦有父母，岂有父母所欲，而故为违抗者？”这里的父母就是指慈禧而言。李慈铭《越缦堂国事日记》云：“闻修理园籞，出西朝之意。” “西朝”即指慈禧。慈禧何尝只想兴作园工，她还想仿效先帝南巡呢！只是由于大臣的劝阻才未能成行。据何刚德记：“宝师（宝鋆）曾对余叹曰：‘太后当时尚想巡幸五台山，赖我们诸人劝谏而止。否则南巡之役，未必不见于今日。’”
有慈禧作为坚强后盾，同治帝便为所欲为。
同治十三年（1874年）一月十九日，圆明园重修工程正式开始。
二月七日（3月24日）同治帝颁谕：“双鹤斋赶紧一个月内修齐。”
三月十二日（4月27日）同治帝借到安佑宫行礼之机去看视园工进行情况，盘桓整日，不以为倦。当月下旬又传旨再幸圆明园驻跸。
三月十四日（4月29日）醇亲王奕及御前大臣伯彦讷谟祜、奕劻、景寿等感到不能再沉默了，便联名上疏，谏阻同治帝一再巡幸圆明园。他们对修复圆明园没敢提出异议，认为“虽圆明园期在必修，亦宜于工作告成之后”，再“安舆临幸”。
但是，同治帝对他们的上疏毫不在意。于四月初九日，又幸安佑宫阅视工程，并在双鹤斋进晚膳。五月十一日再次临视园工。同治帝心猿意马，政务松懈，学业荒疏。总师傅李鸿藻不能缄默，于五月二十日上疏劝谏：“伏愿我皇上懔遵皇太后懿旨，每日办事之后，仍到书房认真讨论。”最后劝道：“并无益之游观，轸念时艰，省无名之兴作，则圣功日懋，圣治日隆，庶无负皇太后谆谆训诫之至意。”但同治帝对师傅的劝谏视为耳旁风，依然我行我素。
六月初七日（7月24日），翰林院侍读学士南书房行走李文田上奏明确提出请停园工。他开篇即指出当今天下的三大害：一民穷已极，二伏莽遍天下，三国家要害尽为西夷盘踞。接着揭露说：“（兴园工）此皆内务府诸臣及左右宵人，荧惑圣听，导皇上以朘削穷民为自利之计。”他的劝谏仍不起作用。六月二十四日，同治帝又召见内务府贵宝，降谕将“同乐园改三层戏台，看戏殿改楼二层，楼板与中层戏台平”。本来样式房考虑到工费不足，原设计将三层改作二层，而同治帝不依，仍要恢复三层旧观。同乐园戏台清音阁是圆明园中最大的三层戏台。同治帝仍要把它恢复到原来的水平。
不过这时李光昭诈骗案暴露了。由于园工所需木料不敷使用，内务府于同治十二年十月八日通令湖南、湖北、广东、广西、四川、福建、浙江等省，各采办大件木料3000件。限同治十三年三月内报明数字，迅即运京。这时有个叫李光昭的，自称有积年购得上等木料报效。李光昭，广东嘉应州人，寄居湖北，经营木材茶叶。重修圆明园议起，他趁清廷需要木材甚急，谎称从四川、湖北购得楠、梓、柏巨木，价值10余万金，现存放当地，愿报效皇帝。他得了候补知府衔，即妄刻“奉旨采办圆明园木植李”衔章，四处招摇。他本来在四川、湖北没有采购并存贮什么巨木，为了骗取巨款，他南走香港欲购洋木以塞责。他同洋商签订了合同，又以“圆明园李监督代大清皇帝与香港商人阿多富庵忌立约”字样写入合同。后来李光昭又拿不出银子购买洋木，违背合同，洋人到天津向直隶总督李鸿章告状。李鸿章派人查实。因李光昭胆敢以荒谬文句写入合同，适足贻笑取侮，且“以五万金原值诳报三十万”而重治了李光昭。八月十八日，李光昭被处斩。此案引起很大反响，台谏御史都以大兴土木，给小人以可乘之机，民不能堪，纷纷疏请迅停园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