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两宫太后处退出，大学士倭仁等忙到内阁，与六部、九卿、翰、詹、科、道开会，传达了面奉的两宫太后的懿旨。
但是，就在这个会议上，军机大臣文祥也传达了昨天面奉的两宫太后的懿旨：“恭亲王于召见时一切过失，恐误正事。因蔡寿祺折，恭亲王骄盈各节，不能不降旨示惩，及惇亲王折不能不交议，均无成见，总以国事为重。”“朝廷用舍，一大秉公，从谏如流固所不吝，君等固谓国家非王不治。但与外廷共议之，合疏请复任王，我听许焉可也。”她们好像什么事儿也没发生一样，和颜悦色地说什么“恐误正事”了，“均无成见”了，“一大秉公”了，“非王不治”了。最后甚至指明下一步应如何办：“合疏请复任王，我听许焉可也。”就是说，你们共同上疏请求重新任用奕，我照办就是。
听完文祥传达的懿旨后，户部侍郎吴廷栋当即发言，认为文祥传达的懿旨不实，倭仁也持这种看法。
两宫太后，实则是慈禧，对军机大臣文祥等三大臣和对大学士倭仁等八大臣所口述的懿旨两相歧异，大相径庭。双方皆以自己听到的懿旨为是，争执不下。
怎么办呢？大家在争论后不约而同地把目光转向了钟郡王。因为这两次召见，钟郡王都是以押班者的身份带领诸臣进见的。只有他一个人分别听到了两宫太后的两次口述懿旨。他成了难得的唯一的见证人。双方都好像找到了救星似的，急不可耐地说：“好了，钟王可以为我们作证。”
但是，钟王却出语惊人：“你们所口述的懿旨都没错，这两次召见我听到的正是这些话。”这是怎么回事？大家面面相觑，感到无所适从，议论纷纷，拿不出个成形的意见，只好推迟到十四日再议。
慈禧两次召见大臣，所口述懿旨前后截然相反。这足以反映出慈禧对如何处理奕的矛盾的心理。她一时拿不定主意，想得到王、大臣的支持，因此一再召见。
慈禧一再召见的目的何在？李慈铭的分析是中肯的：“窃揣两宫之意，衔隙相王，已非一日，退不复用，中旨决然。徒以枢臣比留，亲藩疏请，骤易执政，既恐危中外之心；屡黜宗臣，又虑解天潢之体；攻讦出自庶僚，参治未明罪状，劫于启请，惭于改更，欲藉大臣以镇众议。且王夙主和约，颇得夷情，万一戎狄生心，乘端要劫，朝无可倚，事实难图。故屡集诸臣审求廷辩，冀得公忠之佐，以绝二三之疑。” 希望得到大臣们的支持，这正是她召见的目的。
十日、十一日和十二日三天，在外表平静的情况，有关的人们在紧张地思考着。
十三日，醇郡王奕自东陵工程处赶回京师，来不及休息，急忙上疏为奕说情。他首先赞颂两宫太后“知人善任，措置得当”，接着肯定了奕“感荷深恩，事烦任重”，然后着重说明奕“有失于检点之处，乃小节之亏，似非敢有心骄傲。且被参各款本无实据，若因此遽尔罢斥，不免骇人听闻，于行政用人，殊有关系。”因此他请求两宫太后“令其改过自新，以观后效”。
通政使王拯也上疏言容其前惩，责其后效。
御史孙翼谋也直上一疏。他说：“今外难尚未尽平，民气尚未尽复，帑藏之度尚未尽裕，善后之事宜尚未尽筹。言用人，则是非议论，或无定评；言行政，则通变之权宜，非拘常例。诗曰：‘发言盈庭，谁敢执其咎。’无一专任之人，此后之执咎者谁耶？”这是从国内国际形势的分析入手来说明处理奕要极为慎重。他恳请对奕“可否酌赏录用，以观后效”。
看起来，这几天大臣们不仅在思考，而且在积极地行动。
十四日，王、大臣等在内阁复会。两宫太后将醇郡王奕、通政使王拯和御史孙翼谋等三人的上疏发下交议。
大学士倭仁首先拿出了疏稿。他自以为最了解慈禧的意图，因此拿出事先拟就的疏稿给大家看，并提出醇郡王等三人的疏稿根本不必讨论。这使到会的人感到很沮丧。但是王、大臣们还是针对这一问题展开了热烈的争论。有的说，这是家庭纠纷，叔嫂之争。外人不好说三道四；有的说，奕既然屡招物议，不见得都是捕风捉影，看起来他是难以担当重任的；有的说，揭发恭王没有确据，应该允许自新，弃置可惜；有的说，两宫懿旨已颁，不应朝令夕改；有的说，从谏如流，既然罢恭王认为不妥，就应该抛开自己，收回成命。议论纷然，莫衷一是。
看看火候到了，肃亲王拿出了一份拟好的疏稿。他认为奕、王拯、孙翼谋上疏的提法是可取的，也是可行的。他建议：“臣等谨议恭亲王方蒙严谴，惊惕殊深，此时察其才具，再为录用。虽有惇亲王、醇郡王并各臣工奏保，总需出自皇太后皇上天恩独断，以昭黜陟之权，实非臣下所敢妄拟。所有臣等遵旨会议情形，谨缮折具陈。”这就否定了倭仁的疏稿。
肃王的疏稿起了扭转会议方向的大作用。众人纷纷表态赞同肃王的提法。倭仁鉴于形势，也不便固执己见，不得不修改自己的疏稿，共改了四次，形成了一个奏折：
“臣等伏思黜陟为朝廷大权，恭亲王当皇上即位之初，维持大局，懋著勤劳，叠奉恩纶，酬庸锡爵，今因不自检束，革去一切差使，恭亲王从此儆惧，深自敛抑，未必不复蒙恩眷。以后如何施恩之处，圣心自有权衡，臣等不敢置议。”
这样大学士倭仁和肃亲王的奏折取得了一致意见，都主张两宫太后对恭亲王施恩，重新录用。
军机大臣们列名于倭仁奏折。
在肃亲王奏折上署名的有礼亲王世铎及王公、宗室、大臣等70余人。
此外，都察院、宗人府也上了奏折。
内阁学士殷兆镛、潘祖荫等也单衔上疏。
给事中谭钟麟、广成等上折奏道：“海内多事之秋，全赖一德一心，共资康济，而于懿亲为尤甚。若庙廊之上先启猜嫌，根本之间未能和协，骇中外之观听，增宵旰之忧劳，于大局实有关系。”指出国家核心领导的团结与稳定是关系到全局的大问题，不可小看。
御史洗斌、学士王维珍也上疏言道：“现在各省军务尚未尽平，如军机处、总理各国事务衙门事繁任巨，该王素为中外所仰重，又为夷人所信服。万一夷人以此为请，从之则长其骄肆之心，不从或别启猜疑之渐，此虽系意料必无之事，总无不在圣明洞鉴之中。”这是说，罢斥奕，恐怕洋人不一定同意，请慈禧三思。
这就是说，除倭仁折和肃王折之外，又有一批人也上了奏折。王闿运所说的“朝论大惊疑”，正是如此。这就形成了吁请重新任用恭亲王奕的强大的舆论力量，而且情之切切，言之凿凿。
事情到了这个地步，应该有所转圜了。慈禧摆出了虚心纳谏的姿态，于十六日以同治帝名义明发上谕：
日前将恭亲王过失，严旨宣示，原冀其经此次惩儆之后，自必痛自敛抑，不至再蹈愆尤。此正小惩大诫，曲为保全之意。如果稍有猜嫌，则惇亲王等折均可留中，又何必交廷臣会议？兹览王公、大学士等所奏，佥以恭亲王咎虽自取，尚可录用。与朝廷之意正相吻合，见既明白宣示，恭亲王著加恩仍在内廷行走，并仍管总理各国事务衙门事务。此后惟当益矢慎勤，力图报称，用副训诲成全至意。
慈禧听取了王、大臣的部分意见，重新任命奕在内廷行走并管理总理各国事务衙门，但议政王和首席军机大臣衔被剥夺了。这就是说，奕被排除在最高领导层之外，不得与闻枢密。
明发上谕后，慈禧并没有立即召见奕。奕请求召见，她们不予理睬，以示冷淡。直到二十几天后的四月十四日，她们才召见了恭王。这时的奕已深知慈禧的厉害。他诚惶诚恐，不知所措，深自愧悔，伏地痛哭，做出了服从谕旨、听从裁决的姿态。慈禧也许是动了恻隐之心，也许是裁抑奕的目的已经达到，也许是军机处没有更为合适的人选，便于同日发了一道上谕：“恭亲王著仍在军机大臣上行走，无庸复议政名目，以示裁抑！”
这就恢复了恭王的首席军机大臣职，但“议政王”名目却永远地削除了。吴相湘评说：“是恭王仍被命枢廷矣。然已无‘议政王’之尊称。名位固已较前大为减削，此虽王年少不学，关于大体，积嫌蒙衅，自取之严谴，然亦太后集权之手段也。” 而黄浚亦评道：“揆其实际，殆西后小弄玄虚，意在褫其议政王一职，以恣所欲为，非真有仇隙也。” 这两段话是有一定道理的。作为这场斗争的尾声，还有两个插曲。
其一，同治四年九月，咸丰帝奉安定陵，恭亲王襄办奉安事宜有功，两宫太后欲加优奖。此时的恭亲王牢记“功高盖主”的古训，“以盈满为惧，再四固辞”，再也不敢领受什么奖赏了。所以，慈禧将恭亲王交宗人府议叙，宗人府评价甚好：“惟恭亲王谊属宗藩，首参机务，近来事无巨细，愈加寅畏小心，深自敛抑。”慈禧很满意，特颁一谕旨；“所有三月初七日谕旨，著无庸纳入起居注，以示眷念勋劳，保全令名至意。”所以《清穆宗实录》同治四年三月初七日仅书：“命恭亲王毋庸在军机处议政，并撤一切差使。”而无慈禧起草的朱谕全文。这是慈禧为缓和同奕的矛盾而采取的一个步骤。
其二，恭亲王奕为了表明自己的心迹，面奏两宫太后收回对其长女封为固伦公主的成命。两宫经考虑，便以同治帝名义发一上谕，同意了他的请求，但封其为荣寿公主，所有一切仪制服色，仍照公主例。奕怕功高贾祸，所以约束自己，谨慎行事。
总之，这场由两宫太后，主要是慈禧发起的对恭亲王奕的斗争，前后经一个多月便基本结束了。
来的突然，去的迅急。
这场斗争的起因是什么呢？历来有三种说法。第一是安得海进谗说，第二是恭亲王傲慢说，第三是皇太后集权说。
第一安得海进谗说。安得海是慈禧太后的御前太监，一名安德海，直隶南皮人。“狡黠多智，西太后甚嬖宠之。” 安得海进谗言的说法，最早见于王闿运的《祺祥故事》：“而孝钦御前监小安方有宠，多所宣索，王戒以国方艰难，宫中不宜求取。小安不服，曰：‘所取为何？’王一时不能答，即曰：‘如瓷器杯盘，照例每月供一分，计存者已不少，何以更索？’小安曰：‘往后不取矣。’明日进膳，则悉屏御磁，尽用村店粗恶者。孝钦讶问，以六爷责言对。孝钦愠曰：‘乃约束及我日食耶。’于时蔡御史闻之，疏劾王贪恣。” 就是说，安得海恃宠而骄，借慈禧名义，在物质要求上贪得无厌，遭到了正直的奕的理所当然的反对。但是，狡猾的安得海设计圈套，恶进谗言，挑拨慈禧和奕的关系，制造矛盾，妄图用慈禧打击奕，而慈禧偏偏又中了计。而这种矛盾恰被任署日讲官的蔡寿祺得知，他认为有机可乘，便上疏劾奕。
这一说法被广为接受。《清鉴》说：“得海既用事，朝士日奔其门，声势煊赫，恭王为所中，撤去议政权。” 《清帝外纪·清后外传》说：“孝钦御前太监小安，方有宠，多所宣索，王戒之。明日进膳，则悉用粗恶者。孝钦讶问，以六爷责言对，愠曰：‘乃约束及我日用耶！’” 《清朝野史大观》说：“安得海渐干国柄，先谮奕短，以去其议政权。” 《清代外史》说：安得海“先谮奕短，以去其议政权”。 综上可知，这一说法广为流传。我认为，慈禧偏听偏信安得海之类的太监的谗言，并因而猜忌、戒备恭王是完全可能的，也是可信的。
第二恭亲王傲慢说。奕自恃有功，每日奏对，时间既久，便放松了戒备，渐渐地把与两宫太后的等级森严的君臣关系自觉不自觉地视如寻常百姓的叔嫂关系了。这是为两宫太后所绝对不允许的。
这里有四件典型事例。
第一是用人专断事。《慈禧外纪》说：“恭王则于用人之权，黜陟之事，不商之于太后，或升或调，皆由己意。凡关于各省之事亦独断而行。而宫廷之间，亦渐生嫌隙，常相抵触矣。” 又说：“恭王在宫廷之外，与中外官吏自由来往，不取太后意愿，辄自专擅。而太后则使太监伺察之，种种行为，皆归报于太后，乃愈启猜疑之心。”
第二是径入内廷事。两宫太后召见之地任何人不得擅入。“无论若何大员，非总管太监传旨，不能径入。而恭王往往不俟内监传旨，径直入内，以为此制非为彼而设也。”
第三是误拿茶杯事。《祺祥故事》说：“王既被亲用，每日朝，辄立谈移晷，宫监进茗饮，两宫必曰：‘给六爷茶。’一日召对颇久，王立御案前，举瓯将饮，忽悟此御茶也，仍还置处。两宫哂焉。盖是日偶忘命茶。” 慈禧对这种越礼的行为十分反感。她们认为，这是奕对至高无上的君权的一种蓄意的挑战，是不能容忍的。
第四是奏对失仪事。《慈禧外纪》说：“一日召见时，恭王竟对两宫云：‘两太后之地位，皆由我而得之。’此言慈禧决不能忘而恕之也。” 又说：“凡奏对时，每由慈禧问答。一日太后言毕，恭王佯作未闻，请太后重述一次。太后有言，每抗声答之，恭王骄傲之态，每使太后不能容忍。”
奕的傲慢情形，于上述四端可见一斑。对于奕的表现，“当时之人，皆以为恭王对于两宫之态度举动，似觉太过。以己大权在握，遂擅揽一切，未免近于骄愎”。奕既然有此表现，便迫使慈禧不得不采取措施。“太后既知恭王之权渐大，常侵越己之权势，遂立意告诫恭王须明白国体，不可谮越。用人之权，视太后为转移。稍有不合，即告罢黜。”奕傲慢骄愎的说法，是替慈禧张本的。当然，奕在作风与性格上的这个严重不足也是确实存在着的。
第三皇太后集权说。两宫太后，尤其是慈禧，对最高统治权一刻也没有放松过。《慈禧外纪》说：“久之，慈禧于国故朝政，渐皆瞭然。本性专断，遂不欲他人之参预。盖其聪明才力，加以读书增其识见，于用人行政诸大端，颇得人之信服。昔之所赖，今则弃厌而疏远矣。昔日冲抑之怀，今则专断而把持之矣。”这是说，慈禧在掌握和运用国家权力上已趋成熟，她要高度集中皇权。这就必须削弱恭王的权力。因此，她抓住战机，主动进攻，以便达到皇权独揽的目的。
这三种说法，孰是孰非？我认为，都有一定道理。内因是慈禧企图皇权独揽，外因是奕的用事专擅，行为不检，而诱因则是安得海的谗言。黄浚说：“政变作而旋毕，自是权皆归六爷矣，于是有叔嫂之争。四年三月之事，除议政王之衔，以示裁抑。此中机括，不问而知为那拉后之以孝贞为傀儡，共削恭王之权，以儆之也。”
那么，导火线是什么呢？
这里有两说，一为蔡寿祺弹劾说，二为恭亲王起立说。前一说如上述。后一说源于《慈禧外纪》：“一日恭王奏对时，忽不自检而起立，此则大背朝廷制度。凡臣工召见，不许起立，特立此制，以免臣工或有异常之举，危及皇帝。太监禀知太后，慈禧大声呼助，说‘恭王起立，恐有异志，以危两宫’。侍卫闻之入内，引恭王而下，乃下一谕旨，言恭王侵朝廷大权，滥举妄动，罢议政王之位，开去军机大臣及其他宫廷要职，总理衙门之差亦撤去。”
我认为以前一说为是。后一说与事实不符。因为恭王奏对时，一般都是起立的。这条子虚乌有的记载，也许是来自于奏对失仪传闻的夸大。
总之，慈禧同慈安合作，削掉了恭王奕的议政王头衔。并使奕明白，他是两宫太后的臣下。生杀予夺之权，均操纵在两位年龄比他小的年轻女子手中。搞得好，可以合作；搞不好，下场可悲。肃顺等八大臣及胜保等二大臣就是前车之鉴。这是慈禧对奕的一次政治试探和政治较量。试探的结果，全部剥夺奕权力显然时机不够成熟。较量的结果，说明慈禧确实握有至高无上的绝对权力。奕再也不敢小觑慈禧，否则后果不堪设想。其他王公大臣则更是俯首帖耳、心甘情愿地拜倒在慈禧的面前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