进军新疆面临的重大问题是军饷和粮食转输问题。当时，清政府的财政入不敷出，捉襟见肘。左宗棠统帅的军队，一年的军费支出约八百多万两白银，国库只能拨给五百多万两白银。为了摆脱窘境，左宗棠只好请求借外债以充军费。在征得清政府的同意后，左宗棠在整个进兵新疆期间，共借外债三次。由于出关作战，战线长达数千里，军队要经过浩翰的沙漠，翻越峻峭的天山，这就使军粮的筹集和运输都产生了很大的困难。在筹措军粮时，左宗棠以政治家的眼光，注意处理好“军食”与“民食”的关系，他的主张是：“要筹军食，必先筹民食，乃为不竭之源。”他深知解决军粮问题不能单靠征购，因此还十分重视屯田，不仅兴办军屯，还强调搞好民屯。关于运粮问题，左宗棠主张关内以车运为主，关外以驼运为主。在运输方式上，采用“节节转运”的短途运输方法。为了加快运输速度和扩大运输量，他很重视组织民运。由于左宗棠的努力，西征军所需粮食，经分途采运，达到了预期目的。
左宗棠知道阿古柏的部队大多用洋枪洋炮，西征军武器装备如不改善，作战将会遇到困难。当时虽然李鸿章创办了江南制造局、金陵机器局和天津机器局。但李鸿章是反对左宗棠进军新疆的，自然不会将这些机器生产出来的枪炮支援左宗棠。在这种情况下，他于同治十二年（公元1873年）在兰州南关创办了兰州机器局，从广东、浙江聘请熟练工人。这个厂一年之后，便能造出各种枪炮，为了做到“知己知彼”，左宗棠很重视对敌情的搜集和分析。他多次派人出关了解阿古柏窃踞新疆的各种情况，并认真地加以分析。他还通过在上海筹办军需的胡光墉了解各国动向，搜集外交情报，以配合军事行动。
左宗棠做了较为充分的准备之后，才于光绪二年（公元1876年）夏天揭开了驱逐侵略者、收复新疆的战幕。
左宗棠经过一番调查研究，认为阿古柏与白彦虎有矛盾，阿古柏想保存实力，不一定愿与左军决战，而白彦虎所部系乌合之众，并不耐战。根据北高南低的新疆地形，加上乌鲁木齐系北疆重镇，如果攻克乌鲁木齐，南疆就会震动。于是，左宗棠决定先攻乌鲁木齐，由刘锦棠部负责主攻。一切部署停当之后，于八月攻克乌鲁木齐附近的古牧地。刘锦棠从俘虏处搜获一封乌鲁木齐的急信，得知乌鲁木齐“防守乏人”。刘锦棠当机立断，下令立即进攻乌鲁木齐。西征军收复乌鲁木齐，白彦虎已从古牧地逃往南疆，阿古柏派兵来援，军到离乌鲁木齐二百里左右的达坂，得知乌鲁木齐已被左军攻克，立即退回南疆。
收复乌鲁木齐后，左宗棠开始准备进军南疆。阿古柏在吐鲁番、达坂、托克逊等地集结部队，征集粮草和军火，准备和左军作战。达坂是军事要地，也是阿古柏重点设防地。如果清军攻下达坂，南疆门户洞开，吐鲁番、托克逊也就攻之不难。因此，左宗棠进军南疆的第一个军事目标是达坂。他决定由他的得力部将刘锦棠来担任主攻。光绪三年（公元1877年），刘锦棠率兵二十余部自乌鲁木齐出发，到达坂城附近，敌军引湖水阻止清军进城，但刘部骁勇善战，骑兵涉水而过，步兵继之，很快就包围了达坂城，击败自托克逊来增援的骑兵，城中匪贼成了瓮中之鳖。刘锦棠命令用开花炮攻城，一炮击中城里火药库，经过一场恶战大获全胜。攻克达坂城之后，刘锦棠率军又攻克了托克逊，与此同时，左宗棠的另一部将张曜也攻克了吐鲁番。
西征军在攻克达坂等三城之后，阿古柏见大势已去，服毒自杀。九月，天山南北秋高气爽，左宗棠令西征军向驻守在南疆各城的阿古柏匪帮残余发起攻击。刘锦棠等率部一路猛攻，连下库尔勒，库车、阿克苏、乌什、喀什噶尔、叶尔羌和英吉沙尔，最后于1878年初收复和田。至此，除少数阿古柏匪帮残余逃至俄国外，南疆作战取得全胜。
左宗棠收复新疆之举，仅运粮修路就颇具气魄。据记载，凡大军经过的地方，他都命令修筑道路，并且沿途命令士兵种树。光绪五年（公元1879年），杨昌浚应左宗棠之请，到西北旅行，亲眼看到沿途绿柳成荫，触景生情，写了这样一首诗：
大将筹边尚未还，
湖湘子弟满天山。
新栽杨柳三千里，
引得春风度玉关。
沙俄在侵占伊犁后，一直不相信清政府能够击败阿古柏，所以曾虚伪地表示，只要清政府能在新疆恢复秩序，就主动交还伊犁。但随着西征军的节节胜利，沙俄政府感到事出意外，逐渐显露其狰狞面目。清政府在沙俄的威胁下签订了《里瓦吉亚条约》，中国虽索回伊犁九城，但却割让霍尔果斯河以西地区、特克斯河流域和穆素尔山口给俄国。消息传至国内，上下震惊，左宗棠更是痛心疾首。他上奏清廷指出：俄国人未动枪，未动炮，竟然如此轻易地占我要地，割我胰疆，其后患何堪设想？他提出修约，挽回损失，否则就以武力收复伊犁。清廷同意了左宗棠的主张，一面另派使节赴俄谈判，一面令左宗棠做好打仗的准备。俄见清政府没有批准《里瓦吉亚条约》，恼羞成怒，也加紧调兵遣将，大搞军事讹诈。一时间，中俄边境的军事形势变得非常紧张。
面对险恶的形势，年届69岁的左宗棠毫不畏惧，决心奋起对付沙俄的猖狂挑战。艰苦的边塞生活和繁忙的军务，对年近古稀的左宗棠来说是很不适应的。他终于病倒在边疆，“忽吐鲜血十数口尚未能止”，但为了报国，仍坚持处理军务，置疾病于不顾。光绪六年（公元1880年），左宗棠率亲军六大哨一千多人离开肃州，出嘉峪关向哈密进发。为了表示抗俄决心，在他的后面，一队士兵抬着一口黑漆棺材随行，以表示他有去无回、马革裹尸的抗敌决心。尽管左宗棠调兵遣将，秣马厉兵，积极准备通过战斗收复伊犁，但是，腐朽的清政府却对用武力收复失地心存疑惧，希望通过谈判来解决这个问题。曾任“洋枪队”头目的英国人戈登，受清政府之聘，到北京对伊犁问题进行“调停”。戈登先到天津同力主要妥协的李鸿章密谈，在李鸿章的影响下，许多官员都赞成委曲求全，与俄妥协。
沙俄色厉内荏，对左宗棠的积极准备作战，感到惴惴不安。当时沙俄刚刚结束了对土耳其的战争，财政已经枯竭，财政赤字达五千万卢布。因此，沙皇政府虽然想通过战争打败清军而永远霸占伊犁，但限于财力，不敢贸然兴戎。参加谈判的俄国外交高级顾问若米尼承认：“战争对于我们将是耗费巨大，没有止境而又无益的。”沙俄迫于形势，不得不同意改约。曾纪泽力持收回伊犁的意见，而在其他方面则有所让步。这样终于在光绪七年（公元1881年），与沙俄签订了《改门条约》，这仍然是沙俄强加给中国的一个不平等条约，但从中国方面说，这与崇厚签订的条约相比，总算收回了一些权益。中俄《改门条约》的签订，宣告了沙俄在我国伊犁地区殖民统治的结束，伊犁终于从侵略者手中回到了祖国怀抱。
光绪七年（公元1881年），左宗棠以东阁大学士、军机大臣、总理衙门大臣、管理军部事务外放两江总督兼南洋通商事务大臣。他任职于京师，实际不到九个月。光绪八年（公元1882年），左宗棠到南京两江总督任上，极力主张抗英，在沿海沿江加强防备。由于和李鸿章矛盾越来越大，李鸿章对左宗棠力主抗法的行为十分不满。左宗棠再次向清廷奏请开缺回籍休养。中法战争爆发后，福州水师在马尾全军覆没，朝野上下一致遣责李鸿章的投降政策。光绪十年（公元1884年），清政府不得不重新起用抗战派左宗棠督办福建军务。这时左宗棠已七十三岁，但依然有“伏波伏鞭之概，其志甚坚”。光绪十一年（公元1885年），当中国军队取得镇南关大捷时，李鸿章却与法国签订了《中法天津条约》，下令在镇南关前线的冯子材、王德榜撤兵。左宗棠坚决反对撤兵，并且上奏清廷，陈明撤兵之害，但事已无可挽回。左宗棠忧愤交集，病逝于福州。他在临终口授的遗折中表示：“迄未大伸挞伐，张我国威，遗恨平生，不能瞑目。”
【作者点评】
综观左宗棠一生的事迹，可以把他概括为镇压农民起义的反动派，洋务运动中的爱国派，“塞防”与“海防”之争中的“塞防”派（即爱国派），中俄交涉中的抗俄派，中法战争中的抵抗派，而且在上述几次反侵略斗争的怒涛中，他都起了中流砥柱的作用。
左宗棠镇压太平天国运动，扑灭捻军起义，历来为人们所指责，称他是双手沾满了鲜血的刽子手，这也是左宗棠一生最大的污点。但我们也应该看到这是时代和阶级因素所造成的。
左宗棠创办洋务，其出发点是为了“富国强兵”，通过学习西方先进技术以洗雪国耻。在整个办洋务的过程中，始终贯穿着自尊自信的精神。他在对外交涉中没有奴颜和媚骨，在创办近代工业的过程中，他坚持自造和自己管理的独立自主原则，反对外国控制，强调发展民族工业，注意培养本国的科技人才。左宗棠从事洋务活动，前后不过二十年左右，而且其中十五六年是在戎马生活中度过的。他不是与洋务运动相始终的人物，所办洋务的规模和影响都不及李鸿章，但他炽热的爱国主义精神，可贵的民族自尊心与自信心，却是李鸿章不能望其项背的。但左宗棠企图在封建主义的基础上，吸取西方的科学技术，制造出一些新式的船炮，以为如此即可做到“鸦片之患可除，国耻足以振矣”，这种思想事实上只能是一种幻想。
在“塞防”与“海防”之争中，李鸿章敢冒天下之大不韪，反对征讨阿古柏叛军，叫嚷阿古柏“雄桀难制”，“新疆不复，于肢体之元气无伤”。在中俄伊犁交涉时，又发出“收回伊犁，尚不如不收回之为妥”的怪调。左宗棠则认为新疆自汉朝以来，即为中国国土，腴地不可弃，要地不可失，坚持新疆尺寸之地不可丧失。由于左宗棠的努力，在中俄伊犁交涉的过程中，中国出现了爱国力量的空前集结。清政府中的爱国人士纷纷参劾卖国贼崇厚，反对李鸿章的卖国观点。
当清政府决心以武力收复新疆时，年逾花甲的左宗棠勇挑重任，舁梓西行，指挥西征军肃清了横行天山北路的阿古柏反动势力，继而用兵南疆，追奔逐北，全歼阿古柏叛军，粉碎了英国侵略者妄图利用阿古柏政权肢解新疆的阴谋，收拾金瓯一片，使南疆重回祖国怀抱。继而左宗棠又陈兵伊犁，收复了被俄国侵占十年之久的伊犁地区，迫使沙俄武装退出了特克斯河流域。
中法战争爆发前夕，清政府命李鸿章前往广州督办抗法事宜，李鸿章非常气愤，抱怨这是“以珠弹雀”，“枢府调度如此轻率，令人寒心”。而左宗棠一再请缨到前线督师，他挺起胸向清政府表示：“不效，则请治臣之罪以谢天下。”1885年，左宗棠以74岁高龄，自北京前往福建，千里奔波，坐镇福州，指挥抗法军事，巡视于闽江口砾石纵横的要塞。他的部将王德榜在越桂前线，与老将冯子材协同作战，创造了扭转战局的镇南关大捷。在中法战争福建前线余烬未熄的时刻，左宗棠撒手尘寰，为祖国人民的反帝斗争鞠躬尽瘁，死而后已。
要谈到近代湖南人，人们必提到曾国藩和左宗棠。湖南人，从权贵政要、志士仁人到青年学子，大多推崇曾、左二人，青年毛泽东也是如此。他曾言：“曾，左吾之先民。”他在湖南自治运动中高呼“湖南者湖南人之湖南”，并以曾国藩、左宗棠、黄兴、蔡锷为湖南人之骄傲，借以唤起湖南人的反抗意识、自强意识。他说：“湖南人虽死，而未尽死。至于压之既甚之时，起为一瞑不视之举。”
青年毛泽东推崇曾、左，但他“独服曾文正”。在青年毛泽东眼里，曾国藩是圣贤、传教之人，而左宗棠只能称之为豪杰、办事之人。“豪杰，歉于品德，而有大功大名者”。在他看来，豪杰主要是办事之人，他们尊奉圣贤之所垂教，建功立业于当时，却难以穷究宇宙之真观，达不到立功又立德、立言的“三不朽”的境界。左宗棠非圣贤，而是豪杰，业已足矣！他的名字永远镌刻在中国人民反帝勋业的丰碑上！
（李 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