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朝太子太保曾国藩 曾国藩，字伯涵，号涤生，湖南湘乡人。其家世代务农，其父曾麟书四十三岁中秀才。曾国藩年少时喜欢读书，曾就读岳麓书院，二十八岁中进士，授职翰林院检讨，继任礼部侍郎。母丧，他回乡守孝，正逢金田起义爆发，于是夺情出山，奉旨督办团练，编练湘军。此后数十年，曾国藩为了捍卫清王朝，率军攻克武汉，下九江，入皖浙，进围天京，中途几起几落，出生入死，镇压太平军，成为屠杀太平天国起义军的头号刽子手、满清封建王朝的顽固卫道士。其著述今收入《曾文正公全集》。青年毛泽东认为其事功在于早期博学，并列举：“涤生日记，言士要转移世风，当重两义：曰厚，曰实。”
【毛泽东评点曾国藩】
为学之道，先搏而后约，先中而后西，先普通而后专门。质之吾兄，以为何如？前者已矣，今日为始。昔吾好独立蹊径，今乃知其非。学校分数奖励之虚荣，尤所鄙弃，今乃知其不是。尝见曾文正家书有云：吾阅性理书时，又好作文章；作文章时，又参以他务，以致百不一成。此言岂非金玉！吾今日舍治科学，求分数，尚有何事？别人或谓退化，吾自谓进化也。
——摘自毛泽东1915年6月25日致湘生信，见《毛泽东早期文摘》第7页。
涤生日记，言士要转移世风，当重两义：曰厚曰实。厚者勿忌人；实者不说大话，不好虚名，不行架空之事，不谈过高之理。
——摘自毛泽东的《讲堂录》，见《毛泽东早期文稿》第581页。
愚意所谓本源者，倡学而已矣。惟学如基础，今人无学，故基础不厚，进惧倾圮。愚于近人，独服曾文正，观其收拾洪杨一役，完满无缺。使以今人易其位，其能如彼之完满乎？
——摘自毛泽东1917年8月23日致黎锦熙的信，见《毛泽东早期文稿》第85页。
【曾国藩小传】
曾国藩，字伯涵，号涤生，湖南省湘乡人，生于嘉庆十六年（公元1811年）。其家世代务农，祖父曾玉屏时常肩着锄头，开田种地，喂养猪禽，颇能料理家务。虽没有什么文化，但社会阅历十分丰富。因其持家有方，曾家也渐渐富裕起来。曾国藩自小就很崇敬他的祖父。父亲曾麟书，苦心攻读，前后应试十七次，到四十三岁时才考上了秀才，总算成为一名下级绅士，在乡里教书为生。曾麟书曾就其家家风拟成一联，令曾国藩抄贴堂中道：
有诗书有田园，家风半耕半读，但以箕裘承祖泽；
无官守无言责，时事不闻不问，只将艰巨付儿曹。
曾家的确可称得上是一派田园风光。曾国藩是曾家长子，自小就被家里寄予厚望。六岁时即入私塾读书，八岁时随父学五经，作八股文，十四岁时赴长沙应童子试，成绩颇佳。后继读《周礼》、《仪礼》、《史记》诸书。二十岁时到衡阳师从名儒汪觉庵学习一年。道光十二年（公元1832年）曾国藩考取秀才，时年二十二岁。虽然在与之并世的名臣之中，这样的成绩实不足道，但较之乃父，仍是远远胜过了。两年后他就学于长沙著名学府——岳麓书院，其诗文颇受书院山长欧阳坦斋的赏识，以为早晚必成大器。1834年应乡试中举人。次年入京会试不中，乃作江南之游。在金陵借资购得二十三史，回家后日夜攻读。二十八岁（道光十八年—1838年）时，曾国藩再进京会试得中进士，终于由农家子跻身仕途，眼界也因之而阔达，“毅然有效法前贤，澄清天下志”。见《曾文正公全集·年谱》第1卷，第6页。
曾国藩会试成绩并不见佳，只中第三甲第四十二名进士。清代科举考试中会试录取分三甲，第一甲三名，即所谓状元、榜眼、探花，称进士及第，第二甲则称进士出身；第三甲为同进士出身。据说以后曾有同僚用“如夫人（指小老婆）同进士”一联来羞辱曾国藩科考之无能。不过，曾国藩在取中进士之后参加朝考，成绩非常好，考到一等第三名。试卷进呈皇帝御览以后，道光皇帝又特别将他拔置为一等第二名。这样，曾国藩才算考中了庶吉士。道光二十年（1840年），庶吉士散馆，曾国藩考到第二等第十九名，名次仍然很高，被授职翰林院检讨，幸运地成为翰林院正式成员。翰林院是所谓“清华之选”，晋升之途远非他处可比。1843年，他曾升为侍讲，同年六月充四川省乡试正考官。次年转为侍读。道光二十五年（1845年）三月，曾国藩充会试同考官，五月迁詹事府，九月升翰林院侍讲学士。次年充文渊阁直阁士，道光二十七年升内阁学士兼礼部侍郎衔，位居二品，时年三十七岁。其官运之亨通，可谓青云直上。这大概是他始终对清廷感恩戴德，甘心效劳的重要原因吧。
曾国藩十多年的京官生活，主要以读书修身为主。大理寺卿倭仁，太常寺卿唐鉴都是当时京中名噪一时的理学家。曾国藩与他们过从甚密，不时向他们请教。唐鉴告诉他：读书明理，当以朱子全书为宗。修身养性要在‘静’字上下功夫。倭仁更是十分注意修身，每天都写札记，记下自己的言行。曾国藩深受他们的影响，每天坚持写日记，以朱子全书为日课，每天安排课程和作息。包括：早起、静坐、养气、保身、读书、作字等。但曾国藩并不局限于理学，他详览史籍，探求“经世致用”之学，在学习中注重“考信于载籍，问途于已经，苦思以求其通，躬行以试其效”。在工作上，他也能勤于职守，办事谨慎，因而颇受员司、同僚钦佩。当朝大学士穆彰阿是他的座师，对他颇为器重。
道光朝政治风气柔靡，如江河日下，官吏多数不负责任，以圆滑弥缝为做官之诀窃。由于贪官污吏的迫害，广大人民大众无日不在水深火热之中挣扎。就在太平天国运动爆发并呈星火燎原之势之际，道光皇帝驾崩，咸丰继位。下旨群臣就如何重振朝纲详议具奏。曾国藩应诏连续上呈了四个奏折。其中第一折《应诏陈言疏》中提及天下有三大患及解决办法，认为解决人才问题是当前关键之所在。在《议汰兵疏》中则揭露清代八旗、绿营军“兵位不精”，长官坐吃空额等诸多弊端，建议清廷裁军。曾国藩的这一建议虽未被清廷采纳，但却表明了曾国藩对当时军队不满，亟图革除其弊端的愿望。这对曾氏日后以组练湘军而著称于世打下了一定的思想基础。最著称一时的奏折则为《敬陈圣德三端，预防流弊疏》，在此疏中，曾国藩对当时的政治风尚及皇帝个性，痛下针砭，称得上是犯颜直谏。倘若咸丰皇帝因此而龙颜大怒，曾氏命运真是不堪设想。据说咸丰帝初见此疏时，确曾大为震怒，将之掷到地上并欲对曾国藩重加惩治。但经过一番深思熟虑之后，他不仅不加治罪，反而降旨褒奖曾国藩之敢言，命兼署刑部侍郎。自此咸丰皇帝脑海中对曾国藩之耿直忠心，敢言大事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此后，曾氏还上了《备陈民间疾苦疏》，要求清廷采取措施解决民间疾苦，防止民心涣散。结果却被清廷漠然视之。曾国藩对此大为失望。不久曾被派往江西主考乡试，途中得讯母亲亡故，即赶奔家乡，回籍守制。
1851年，洪秀全在广西金田发动起义，太平军队伍很快就发展壮大起来。这引起了清廷的极大震惊。清朝统治者慌忙调兵遣将，力图剿灭这支农民起义队伍。无奈清朝的八旗、绿营此时早已腐败不堪，难以为战。太平军接连打破清军的围追堵截，一路势如破竹。1853年1月，太平军攻克武昌，势力大增。3月攻克江宁（即南京），并定为国都，更名天京。仅用了二年多的功夫，太平军便取得了如此重大的胜利。咸丰帝只得谕令大江南北在籍官绅组织地方团练协助清军作战，维护地方秩序。曾国藩受命会同湖南巡抚张亮基办理团练。经过好友郭崇焘的大力劝说与敦促，曾国藩顾不得母丧未满，夺情出山，开始积极地办团练勇、编练湘军。
当时奉旨督办团练的清廷大员，实不止曾国藩一人，办团练的省份，也不光湖南一省。然而最终独曾国藩所练湘军最为出名，成为太平天国最难对付的敌人。之所以如此，显然离不开曾国藩本人的一番苦心谋划与惨淡经营。湖南湘军在曾国藩的同乡好友罗泽南所募练的千余名湘勇的基础上，复经曾国藩本人亲自招募扩展，统一编练而成。湘军编制，系仿照明代抗倭名将戚继光营制，经曾国藩加以因革损益而定。因而具有鲜明的特征，与他省所办团练迥然不同。
曾国藩组练的湘军具有以下特点：
（一）士兵：不收游卒滑弁，不要城市壮丁，只择乡民壮健朴实者，以其易于训练制驭，不染习气。
（二）军官：多从同乡、同学、师生、亲友中聘任。都是孔孟儒家思想的忠实信徒，以“忠君”、“卫道”相标榜。尤其是各营营官，要求不怕死，不图名，智勇深沉，才堪治民。
（三）招募办法：先聘营官，再由营官自己招募兵士。使士兵均对其营官心存感激，营官对统帅（即曾国藩本人）死心塌地，感恩戴德。以封建家法关系作为维系湘军的纽带，建立起严格的封建隶属关系。
（四）编制：360人为一营（后增为500人），营分四哨，哨分八队，每队正勇为10～12名，数营设一统领，俾以独挡一方。水师每营388人，分船长、炮手、篙手、舵手、桨手等，各有定制。军官不得坐吃空额。
（五）教育：曾国藩为了训练出一支有别于八旗绿营的劲旅，十分重视教以官兵“忠义之气”，随时向士兵灌输忠君卫道思想。战时强调齐心协力。部队军纪严明，行止一致。
（六）军饷：湘军粮饷来源，初由募捐，后仰给于税收，尤其是厘金收入。粮饷一般要比绿营军高，故士卒乐于用命。
几经训练，曾国藩终于编练出了一支所谓“诸将一心，土兵一气”的军队，在晚清军事史上独树一帜。这支军队很快成为太平天国运动的刽子手、满清王朝专制统治的坚强支柱。为了获取满洲贵族的信任，曾国藩力荐满人塔齐布为湘军大将，荐举多隆阿为湖北湘军将领，隶胡林翼部。至咸丰四年（1854年）二月湘军出战时，兵力已达一万人，水、陆军各五千，加上其他人等，共计一万七千余人。
1854年2月，曾国藩发布《讨粤匪檄》，攻击太平天国士兵到处烧杀抢掠，“荼毒生灵”，并大肆渲染太平军信仰拜上帝教，禁读孔孟书籍，破坏神堂庙宇，“举中国数千年礼义人伦诗书典则一旦扫地荡尽”，动员一切反动势力尤其封建知识分子起来镇压太平天国革命运动。曾国藩高举起忠君卫道的旗帜，在当时产生了较大的影响。
初次出兵，曾国藩不免踌躇满志，大有不可一世之气概。然而他在战场上却并不如意。太平天国运动初期，天朝内部团结，士兵革命热情高涨，斗志旺盛，所到之处，深受广大民众的支持和拥护。因而曾国藩的湘军并不是其对手。湘军出师后与太平军首战于岳州，一触即溃。曾国藩在靖港亲督水师与太平军对阵，也遭惨败，水师几乎全军覆没。曾国藩本人羞愤交加，投水欲死，被随从捞起。接着他用了近三个月时间重整旗鼓，修造战船，再次出击，并攻陷岳州，初步扭转了战局。十月，又经激战，攻取武汉三镇，朝廷赏加给他兵部侍郎衔。曾国藩继而率师东下，攻破太平军水上要塞田家镇。咸丰五年（1855年）一月，湘军进逼九江。曾国藩气焰又变得嚣张起来，企图“肃清江西，直捣金陵”。
面临这一局面，太平天国立即派遣富于军事才干的翼王石达开为统帅，率师西援。两军对峙于湖口、九江一带。曾国藩军队久攻不克，粮饷接济也日益困难，内心焦躁不安。石达开机智地利用曾氏急于求战的心理，故意疏忽由湖口通向鄱阳湖的防备。曾国藩果然上当，竟派水师快船驶入鄱阳湖，企图打通同南昌的联系，威胁太平军后路。曾氏快船刚入鄱阳湖，石达开立即封锁湖口江卡水关，将曾国藩赖以横冲直撞的水师隔为两段。江面上的湘军水师船只大而笨重，行动不便，遭到太平军猛烈焚烧、攻击。是役，湘军水师损失惨重，百余艘战船被焚毁。曾国藩的坐船也遭受突袭而成为太平军的战利品。两次出师，均损兵折将，曾氏本人也受到清朝地方官吏、士绅们的讥讽、嘲笑。恼羞之下，他又一次投水寻死，被官佐拉起。太平军迅速展开反攻，旋克武汉三镇。曾国藩退守南昌，当时江西有五十多个州县均被太平军所控制，曾国藩处在太平军的重重包围之中，成了瓮中之鳖。此时假若太平军一鼓作气攻取南昌，生擒活捉曾国藩易如反掌。可惜太平天国当时并未将捉拿曾国藩作为自己最重要的战略目标，而是忙于四处攻城掠地。不久，石达开奉命率军解天京之围。曾国藩因此获得了一条生路。太平军此次失机，无疑是一次重大失误。
到1856年上半年，除北伐战争受挫外，太平军取得重大胜利。通过西征，在长江中下游控制了从武昌、九江、安庆到镇江等沿江重要城市，安徽、江西、湖北东部、江苏部分地区也掌握在太平天国手中。在天京外围，太平军打垮了清军的江北大营和江南大营，从而达到了军事上最光辉的鼎盛时期。可惜好景不长，就在这时，太平天国领导集团内部爆发了内讧，为争权夺利而导致了严重的自相残杀。东王杨秀清企图谋反遭到杀害，所部二万多个骨干精锐因韦昌辉的滥杀而倒在了血泊中。翼王石达开不满韦昌辉的滥杀、株连，举起靖难大旗，洪秀全在天京军民要求下处死韦昌辉、秦日纲。石达开被拥戴主持政务，却又遭洪秀全疑忌、排挤，愤而带兵出走，走上了分裂的道路。太平天国力量受到严重削弱。太平天国的悲剧无疑给曾国藩提供了镇压革命运动的大好时机。
咸丰六年（1856年）年底，曾国藩指挥湘军乘太平天国内江力量削弱之机，组织反攻，再次攻取了武汉，在湖北巡抚胡林翼的支持下，建立起了巩固的后方。咸丰八年（1858年）五月，他率军占领九江。致使守卫天京门户的太平军军事重镇安庆完全暴露在湘军的进攻面前。大敌当前，洪秀全大胆起用了青年将领陈玉成、李秀成等来挽救危局。
1895年9月，陈玉成、李秀成率军第二次大破江北大营，清军全线溃败。11月，陈玉成率部神速地包围三河城外湘军悍将李续宜部，并发动猛烈攻击。李秀成也从江南率军助攻，太平军三河守军从城内杀出，里应外合，三面夹击，一举全歼李续宜所部湘军精锐六千余人。李续宜和曾国藩的弟弟曾国华，同被击毙。曾国藩不禁哀叹：“三河败后，元气大伤”见《曾文正公全集·书札》卷八，东方文学社出版。，“不特大局顿坏，而吾邑土气亦为不扬”见上书，卷七。。因而为之“悲恸填膺，减食数日”见黎庶昌的《曾文正公年谱》。。
太平军挫败了湘军的攻势，稳定了在皖、赣两省的战局。1860年5月，李秀成与陈玉成率部再次击溃江南大营，挺进苏、浙，清朝财赋富庶之区受到严重威胁。
但使咸丰帝更感威胁的是：此时江南清廷嫡系部队八旗绿营已被消灭殆尽，再也无力抵抗太平军的攻势。湘军虽受重创，但毕竟实力尚存。因此咸丰帝不得不把全部希望寄托在曾国藩的身上。1860年6月八日，清廷上谕加曾国藩尚书衔，署理两江总督，八月又改为实授，并任命曾国藩为钦差大臣，督办江南军务，节制大江南北水陆各军。这样，曾国藩终于大权在握，得以调动一切力量，统筹全局，展开对太平天国的全面进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