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道原，天津人称其为“花子头儿”，也就是现今人们所说的“乞丐王”。旧时天津乞丐，有所谓叫街花子，也有挨门乞讨花子，有沿街追逐相熟识的亲朋乞讨的花子，有在马路旁写“告地状”希求过往路人予以怜恤的花子，有跪在路旁哭哭泣泣叫苦连天的花子，有站在电车站口向坐车人伸手哀求钱的花子，有专在年节敲打“呱哒呱”骨头板的花子，其骨头板系着绳穗、铃铛，挨着门地敲，嘴里念着合辙押韵的顺口溜：“新年新月过新春，花红对子贴满门，前门进的摇钱树，后门进的聚宝盆，聚宝盆插金花，富贵荣华头一家。”如此等等，完全出自穷途歌者的创编。而刘道原则属于“文乞丐”，他的招术比上述各种花样都要高出一筹。
刘本是前清的一位秀才，此人博览群书，精通经史，文笔流畅，长于诗词，尤能写得一笔喜人的唐隶。民国年间刊行一本《沽水旧闻》，书中说他“举凡商店新张，新官到任，人家喜寿等事，均赠联一副，视格局如何，而索馈遗。”当年天津各大宅门有喜寿事，或大买卖商店新开市的日子，刘道原必要带着他亲自书写的庆贺对联，作为礼物，到场祝贺，并参加筵席，临告辞时，事主必照例回赠刘道原一些钱，表示敬意。天津居民习俗，都要在旧历新年——春节前贴春联。刘道原每逢进入腊月，要到估衣街文美斋南纸局，买些大红纸，都裁成一尺见方大小，写唐隶体的“福”字若干，派人分送各大买卖商店。各大商店都乐于接受，还回敬一些钱。刘道原就利用这些机会向富商巨贾们敛钱。
刘道原得到的钱不是肥己，装入自己腰包，而是全部用于周济穷人，他把这一招儿叫“讹富济贫”。他常把所得到的银元或整两的银子，换成制钱或铜元，分散给“要饭花子”们。“要饭花子”全认识他，每逢发现这位“刘大爷”出门应酬，就尾随在他的后边，看到他走进某个大宅门或某个大买卖家，便候在门外，等他出来，簇拥在他周围，他必照例逐一分散一些钱。有时他出门坐“胶皮”，手里拿些零钱，看到有“要饭花子”，便扔给几枚铜元也习以为常。往日天津乡里中人，都知道刘道原有这样的好心肠，当他平日给人送喜寿对联或过年送“福”，谁也不好意思少给。
清宣统年间，天津发生了一件震撼人心的事。直隶省南皮县有个叫张绍庭的穷苦人，因生活所迫来天津拉“胶皮”谋生。两年多省吃俭用，略有节余，便接其妻携立姑、春姑两个女儿来天津共谋生计，不幸被一个叫戴富有的地痞无赖用骗婚的手段，将两个姑娘强行卖入妓院。张绍庭上告到直隶高等审判厅。世道黑暗，主审的推事（法官）受贿，有意错断了此案。立姑、春姑性格刚毅，以死抗暴，双双服毒身亡。
此事传到刘道原的耳朵里，刘道原义愤填膺，拍案而起，当即撰写一副挽联，上联是“高等审判厅，伤天害理”，下联是“张氏双烈女，杀身成仁”。在天津人为“双女”出殡时，亲自将挽联举出来表示抗议。因此事引发了天津人民对当局的不满情绪，警署唯恐事态扩大，又得知被害者与清末重臣张之洞同族，对上不好交代，便将二女葬于西门外的烈女墓中，并立碑一座，立碑那天又召开了隆重的纪念大会。从此事中也可看出这位“花子头儿”同情弱者的一片善心。
刘道原无子女，夫人逝后也没再娶。他曾自刻一方“生平不二”四字的图章，钤在晚年所写的书件上，以示忠于老婆，不再续弦。晚年过着孤栖生活的刘道原，为了亲眼看看自己最后的收场，他趁着个人还活着的时候，出了一次“活殡”。因为他有人缘，出赁红白货的赁货铺，全都支持他，对他出“活殡”所用的各项仪仗，应有尽有，概不收费。特别是受过他施舍周济的乞丐们，争先恐后地参加他的“殡仪”。在他出“活殡”那天，刘道原聚精会神地端坐在一乘八人抬的绿呢官轿里，排在“殡仪”的最后，随着各项仪仗前进。刘道原对这个不寻常的场面顾而乐之，且语人曰：“吾愿足矣”。他的这场“活殡”，招摇过市，轰动一时。不久后刘道原即因年老，无疾而终。
刘道原独出心裁，举办这场“活殡”，在旧时的天津真可谓是一出独一无二的闹剧，至今天津人仍流传着“刘道原活人出大殡”这句老俗话。而谈起刘的趣事，老人们多是哈哈大笑，以至有人将他的故事写成了小说。
三不管的把式，光说不练
北京有“天桥”，天津有“三不管”，都是中下层劳动大众娱乐的去处，也是流氓横行、纨绔子弟游闲的乐园。北京有“天桥的把式，光说不练”之说，天津则有“三不管的把式，光说不练”之说，两者意思相同。天津人管只说不练的叫“嘴把式”，管只练不说的叫“傻把式”，用“三不管”把式说事确有来头。
天津的“三不管”位于和平区，今南市食品街一带，现已踪影皆无。提起“三不管”名称，有一段令人啼笑皆非的故事。听老人说，早年间这里还是一片洼地，人称“城南洼”。清光绪二十一年（1895年）中日甲午战争后，日本强行在天津划定日本租界。1900年日本租界扩张，把这个地方列为日本的预备扩充租界。作为交换条件，中国把毗连日租界的芦庄子、闸口一带划归日租界，而日本则把这个地方归还给中国。但是当时昏庸腐败的天津当局，仍然对这一日本曾染指过的地区的归属说不清楚，不敢贸然进驻。询问邻近的法租界当局，法国也表示不属它的管界。于是这一地区成了中国不管、日本不管、法国不管的真空地带，长期无人过问，无人管理。久而久之，“三不管”成了这一地区的代称。直到1912年天津警察厅在确信日法当局不过问这一地区以后，才派人进驻，实行管理，不久便将这一地区正式命名为“南市”。但“三不管”的名称早已深入人心，成了南市的代名词。
“三不管”实为一处简陋低俗的露天游乐场，场内聚集着各地的江湖艺人，以从事所谓“金”（相面卜卦）、“评”（说书演唱）、“彩”（变戏法）、“卦”（打把式卖艺）谋生。于是，“撂地”卖艺者，卖大力丸和假药者，拉洋片、耍猴、卖“折箩”、卖小吃、摆茶摊的，以及剃头、算卦的三教九流都聚集在这里。武林名师李文贞一家、练武场上的“霸州李”、砸石头的穆祥凤、专吃生羊肉以打弹弓见长的孙玉洋、摔跤场大力丸高大愣等各色人等，纷纷在“三不管”亮相。这里消费水平低，以平头百姓为主要服务对象。天津还有一句俗话：“有逛客，登高楼，听戏下馆真风流。”这在南市恐怕是更高一级人物的去处了。
“三不管”的娱乐业全天候进行，早场游客多来自近郊乡间，他们清早进城谋生，余暇便到“三不管”游逛；午后光顾者多为无事闲游的市民；入夜来此游乐的是忙碌了一天的工匠和小商小贩。而那些“撂档子”卖艺的江湖艺人无一不是为了养家糊口。他们不可能从早到晚一个劲儿地连续表演，也不可能一古脑地把自己的看家本领和真玩艺儿全部抖搂出去。在这种情况下，他们大都用嘴白活儿，说得多练得少，净让观众干等着。久而久之，常来“三不管”的老少爷们都知道了他们那一套，于是便口头流传一句话：“三不管的把式，光说不练。”
20世纪50年代，“三不管”大体保持原貌，仍然有江湖艺人“撂地”卖艺。我曾进去看摔跤，但见两个块头很大的人各穿着一件帆布背心，在场子上转来转去，像是被关在动物园的笼子里；另有一人在两人中间说说道道，似充当裁判角色。两个表演者转了一圈又一圈，就是不动真格的。等了很长时间，我小小年纪腿都站累了，两人才真的动起手来，最后终于看见一方将另一方撂倒在地，这个当口几乎是在刹那间，而精彩又全在这里，这就使人不得不想起了那句老俗话——“光学不练”真是说到家了。然而细细想来，“三不管的把式”还真不能一味地傻练，如果真是“苦干实干加蛮干”的话，那就活把人累死了，那钱也没法子赚了。
拾毛篮，捡煤茧儿，拉胶皮的满街跑
“拾毛篮”就是捡拾垃圾，天津人也有叫“拾破烂儿”的；“捡煤茧儿”就是捡煤核儿，“茧”或写作“碱”；“胶皮”即东洋车（简称洋车），上海人称做“黄包车”，天津人称人力车夫为“拉胶皮的”。在旧社会这些都是穷人的营生。
“拾毛篮的”大都集中在臭河边、坑塘旁、贫民区，住小破房，天津人叫“篱笆灯”。他们不像今天收废品的，或推小车，或蹬三轮，而是背着一个筐，提着一根棍，棍的一头连着一种带钩的针状物，一见到垃圾“宝物”用棍钩掇起，装入筐中。可能“拾毛篮”这个词儿就是这么来的。
“捡煤茧儿的”，有“业余”的，也有“专业”的。所谓“业余”即在工余时间捡点儿煤核以自用；所谓“专业”即以此为生卖煤核以糊口。“捡煤茧儿”一般都备有一只小篮子，用铁丝弯一个小叉子，用小叉子在炉灰堆里挖刨，将没有燃尽的煤核找出来放在小篮子里。旧时金家窑附近有一个叫“小铁道”的地方，实乃“电灯房”为清除火力发电产生的炉灰而铺设的两股长约一里的小铁道。工人们推着“轱辘马”在这两股小铁道上运炉灰，将炉灰倒在东河沿的北头（当时这儿还是北运河的废河，里面是有水的）。日子长了，附近的穷人便到这里捡煤茧儿。人们在小铁道旁搭起了临时棚房，形成一条胡同，叫做“小铁道胡同”。我幼时，那倾倒煤灰的地方还是座大坑，小铁道一直保留到上世纪50年代。
“拉胶皮的满街跑”，这种仿自日本的“东洋车”兴起于1900年以前。这是用人力拉的双轮车，初为铁轮，以后改用胶皮轮胎，故称“胶皮”。最初全市不过几十辆，1930年前后增至两万辆，以后仍不断增加。“拉胶皮的”标准打扮是短衣、洒裤、小帽，倚车而立，或者坐在踏板上小憩片刻，等着走上前来的主顾。他们的工作条件差，生活很苦，一年四季栉风沐雨，还受到警察的欺凌和重税的盘剥。遇有争吵，警察总是偏袒乘客，稍不遂意，就把车两旁的扶手板打坏，或把车垫拿走，最后还得车夫赔礼央求，做些“孝敬”了事。
天津有九国租界，因美租界始终未进行有效的管理，后来又并入英租界，故旧时习称天津有“八国租界”。据老辈人讲，当年八国租界分据一方，各自为政。洋车本来是流动的，走到哪国的“租界”，都要上捐，共计八道捐，全部上齐才能通行无阻。因此为上捐车夫必须花一大笔钱和很长时间（每上一道捐都得付出半天时间），是否赚得回来，还不得而知。
“拉胶皮的”大致分两种：一种是自己买车拉活儿，这种情况极少；另一种是到车场租车，这类车夫占大多数。向车场租车要有殷实铺保，保证：每天拉车，须交租车费，叫做“车份”，数目由车主规定；胶皮大修归场方，小修归自己，诸如轮胎放炮、轮条撞折等，都由车夫负责；车夫因事不能拉车，须提前声明，否则照交当天车份；出车、收车均有规定时间，超过时间回场要受罚。以上均载在“场规”，写入“保约”。我有一位小学同学，姓刘，外号“刘秃子”，他家就是开车场的，“刘秃子”家的院子比一般人家的院子要大，人们都管这里叫“刘家车场子”。
车夫中最体面的活儿莫过于拉“包月”。“包月”就是只拉固定的主顾，不再兜揽别的顾客。这种包月车，有的由雇主购买，有的由拉车人自备。有了固定的坐车人，就用不着在街上跑冤枉路了，收入也差不多固定了。大凡能拉包月的人心里都很知足，这毕竟比“拉散座”要强多了。坐包月就像今天的人有专车，外出时均由专用小卧车接送。能坐包月的多是有钱有势有头有脸的人。过去津门老百姓说某人地位高，神气，便说“某某出门坐包月，下馆子，你可别跟人家比”。有人拉包月美得屁颠屁颠，有人坐包月还嫌不足——人比人气死人啊！
打一套，又一套，陈家沟子娘娘庙，小船要五百，大船要一吊
这是天津老百姓形容鱼锅伙盘剥渔船的一句老俗话。当年，鱼锅伙不光盘踞在陈家沟子娘娘庙一带，闸口、龙王庙等鱼贩较为集中的地方也有，只是由于陈家沟子最具代表性，故而有此一说。
“日进千金的东西淀，日进万金的渤海湾”，这是旧时天津流传的一句民谣。天津水产丰富，而天津人爱吃鱼虾是出了名的。鱼虾类水产品，从捕捞到消费者手中，要经过四五道环节，其中盘剥最严重的是由混混组织的鱼行，天津俗称之为鱼锅伙。鱼锅伙是聚众成伙同锅吃饭的意思。这是个牙行性质的生意，但他们比其他行业的牙行还厉害，本身既无资金又无设备，靠的是一张嘴两杆秤，多的也不过几个鱼篓，一个账桌，一本流水账（行话叫溜子），完全靠耍嘴皮子给买卖双方搭桥，从中吃“过水面”。双方各付佣金百分之十，而货款又往往不能立即交割，他们也无钱垫付，常常是赊购赊销，平地抠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