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资产阶级看来，世界上没有一样东西不是为了金钱而存在的，连他们本身也不例外，因为他们活着就是为了赚钱，除了快快发财，他们不知道还有别的幸福，除了金钱的损失，也不知道还有别的痛苦。
贪婪
我从来没有看到过一个阶级像英国资产阶级那样堕落，那样自私自利到不可救药的地步，那样腐朽，那样无力再前进一步。
在这种贪得无厌和利欲熏心的情况下，人的心灵的任何活动都不可能是清白的。
归根到底，唯一的决定性的因素还是个人的利益，特别是发财的渴望。
一切生活关系都以能否赚钱来衡量，凡是不赚钱的都是蠢事，都不切实际，都是幻想。
甚至他和自己的老婆之间的联系百分之九十九也是表现在同样的“现钱交易”上。
由于资产者的统治，金钱使资产阶级所处的那种可耻的奴隶状态甚至在语言上都留下了它的痕迹。
自由竞争不能忍受任何限制，不能忍受任何国家监督，整个国家对自由竞争是一种累赘，对它来说，最好是没有任何国家制度存在，使每个人都可以随心所欲地剥削他人。
小商人的气质渗透了全部语言，一切关系都用商业术语、经济概念来表现。
我在这一章里所谈的资产阶级，也包括所谓的贵族阶级在内，因为说它是贵族阶级，说它享有特权，这只是对资产阶级而言，并不是对无产阶级而言。无产者把它们二者都仅仅看做有产阶级，即资产者。在财产特权面前，其他一切特权都算不了什么。区别只在于狭义的资产者是和工厂无产者、部分地和矿业无产者打交道，作为农场主的资产者是和农业工人打交道，而所谓贵族只是和一部分矿业无产阶级以及农业无产阶级相接触。
我从来没有看到过一个阶级像英国资产阶级那样堕落，那样自私自利到不可救药的地步，那样腐朽，那样无力再前进一步。在这里我指的首先是狭义的资产阶级，特别是反对谷物法的自由资产阶级。在资产阶级看来，世界上没有一样东西不是为了金钱而存在的，连他们本身也不例外，因为他们活着就是为了赚钱，除了快快发财，他们不知道还有别的幸福，除了金钱的损失，也不知道还有别的痛苦（注：卡莱尔在他的1843年出版于伦敦的《过去和现在》[《Past and Present》，London，1843]一书中绝妙地描述了英国资产阶级极其令人作呕的贪欲；该书的一部分我已经译出，登在《德法年鉴》上，希读者参阅。——恩格斯原注）
在这种贪得无厌和利欲熏心的情况下，人的心灵的任何活动都不可能是清白的。当然，这些英国资产者都是很好的丈夫和父亲，他们都具有各种各样的所谓私德，在日常的交往中，和其他一切资产者一样，也是一些可敬的和体面的人物；在商业关系上，他们甚至比德国人好些，他们不像我们的小商人那样讨价还价，斤斤较量，但是这又有什么用呢？归根到底，唯一的决定性的因素还是个人的利益，特别是发财的渴望。有一次我和这样一个资产者在曼彻斯特街上走，和他谈到工人区的恶劣的不合卫生的建筑体系，谈到这些地区的可怕的居住条件，我说我还没有看到过比曼彻斯特建筑得更坏的城市。他静静地听完这一切，在走到拐角上和我告别的时候，他说：“and yet，there is a great deal of money made here（但是在这里到底可以赚很多钱）。再见，先生！”英国资产者对自己的工人是否挨饿，是毫不在乎的，只要他自己能赚钱就行。一切生活关系都以能否赚钱来衡量，凡是不赚钱的都是蠢事，都不切实际，都是幻想。所以政治经济学这门专讲赚钱方法的科学就成为这些人所喜爱的科学。他们每一个人都是政治经济学家。厂主对工人的关系并不是人和人的关系，而是纯粹的经济关系。厂主是“资本”，工人是“劳动”。而当工人不愿意让别人把自己当做这样一种抽象的东西的时候，当他肯定自己不是“劳动”而是人（的确，这个人除具有其他特点外，也还具有劳动的能力）的时候，当他认为自己决不能被当做“劳动”、当做商品在市场上买卖的时候，资产者就想不通了。他不能了解他和工人之间除了买卖关系还有别的关系存在；他不把工人看做人，而仅仅看做“手”（hands），他经常就这样当面称呼工人；正如卡莱尔所说的，除现钱交易外，他不承认人和人之间还有其他任何联系。甚至他和自己的老婆之间的联系百分之九十九也是表现在同样的“现钱交易”上。由于资产者的统治，金钱使资产阶级所处的那种可耻的奴隶状态甚至在语言上都留下了它的痕迹。金钱确定人的价值：这个人值一万英镑（he is worth ten thousand pounds），就是说，他拥有这样一笔钱。谁有钱，谁就“值得尊敬”，就属于“上等人”（the better sort of people），就“有势力”（influential），而且在他那个圈子里在各方面都是领头的。小商人的气质渗透了全部语言，一切关系都用商业术语、经济概念来表现。供应和需求（supply and demand），这就是英国人用来判断整个人生的逻辑公式。因此，在生活的各个方面都是自由竞争，放任自由，自由体验到（laissez faire，laissez aller）的制度支配着行政、医务、教育，或许不久在宗教方面也会这样，因为国教教会的统治已趋于崩溃。自由竞争不能忍受任何限制，不能忍受任何国家监督，整个国家对自由竞争是一种累赘，对它来说，最好是没有任何国家制度存在，使每个人都可以随心所欲地剥削他人，譬如说，就像在可爱的施蒂纳所鼓吹的“联合会”里那样。但是，资产阶级为了使自己必不可少的无产者就范，就不能不要国家，所以他们利用国家来对付无产者，同时尽量使国家离自己远些。
小恩小惠
你们吸干了无产者最后的一滴血，然后再对他们施以小恩小惠，使自己自满的伪善的心灵感到快慰，并在世人面前摆出一副人类恩人的姿态，好像这就对无产者有了什么好处似的！
英国资产阶级行善就是为了他们自己的利益；他们不会白白地施舍，他们把自己的施舍看做一笔买卖。他们和穷人做买卖，对穷人说：我为慈善事业花了这么多钱，我就买得了不再受你们搅扰的权利，而你们就得待在自己的阴暗的狗窝里，不要用你们的那副穷相来刺激我的敏感的神经！
但是千万不要以为“有教养的”英国人会公开承认这种自私自利。相反地，他用最可耻的伪善的假面具把它遮盖起来。怎么，难道英国的财主就不关心穷人？他们不是已经创办了其他任何国家都没有的慈善机关吗？不错，慈善机关！你们吸干了无产者最后的一滴血，然后再对他们施以小恩小惠，使自己自满的伪善的心灵感到快慰，并在世人面前摆出一副人类恩人的姿态（其实你们还给被剥削者的只是他们应得的百分之一），好像这就对无产者有了什么好处似的！这种布施使施者比受者更加人格扫地；这种布施使得本来就被侮辱的人遭到更大的侮辱，要求那些被社会排挤并已失掉人的面貌的贱民放弃他最后的一点东西——人的称号；这种布施在用施舍物给不幸的人打上被唾弃的烙印以前，还要不幸的人卑躬屈膝地去乞求！但是这一切究竟是为了什么呢？让我们来听听英国资产阶级自己说的话吧。大半年以前，我在《曼彻斯特卫报》上读到一封给编辑部的信，编辑部把这封信当做极为自然的和合乎情理的东西，不加任何按语就登了出来。下面就是这封信：
编辑先生！
近来在我们城里的大街上出现了大批乞丐，他们时常企图用他们那褴褛的衣服和生病的样子，或者用令人作呕的化脓的伤口和残废的肢体，以极端无耻的和令人讨厌的方式来唤起过路人的注意和怜悯。我认为，一个不仅已经付过济贫捐而且还给慈善机关捐过不少钱的人，应该说已经有充分的权利要求不再碰到这种不愉快的和无耻的纠缠了。如果城市的警察连保证我们安安静静地在城里来往都做不到，那我们究竟为什么要付出那样多的捐税来供养他们呢？我希望这封信在你们这个拥有广大读者的报纸上发表以后，能促使当局设法消除这种恶劣现象（nuisance）。
永远忠实于您的一位太太
英国资产阶级行善就是为了他们自己的利益；他们不会白白地施舍，他们把自己的施舍看做一笔买卖。他们和穷人做买卖，对穷人说：我为慈善事业花了这么多钱，我就买得了不再受你们搅扰的权利，而你们就得待在自己阴暗的狗窝里，不要用你们的那副穷相来刺激我的敏感的神经！你们不妨继续悲观失望，但是要做得让人觉察不到。这就是我提出的条件，这就是我捐给医院20英镑所换取的东西！基督徒资产者的这种慈善是多么叫人恶心！“一位太太”就是这样写的！是的，一位太太！她这样署名是很恰当的。幸亏她没有足够的勇气称自己为一个女人！既然“太太们”是这个样子，那么“老爷们”又该怎样呢？人们会说，这封信所说的只是个别情形。不，它正好表现了绝大多数英国资产阶级的想法，否则编辑部就不会把它登出来，否则一登出来就会引起某种异议，我留意了以后几天的报纸，没有找到这种异议。至于这些慈善行为的效果，帕金逊掌教就亲口说过，穷人从他们的穷弟兄那里得到的帮助，比从资产阶级那里得到的要多得多。淳朴的无产者深知饥饿的苦楚，所以他们虽然自己也不够吃，还是乐意舍己救人。他们这种援助的意义是与穷奢极欲的资产者所扔出来的那点布施迥然不同的。
抛香肠换火腿
在其他方面，资产阶级也装出一副大慈大悲的样子，——但也只是在他们自己的利益需要这样做的时候才如此。他们在政治和政治经济方面便是这样做的。
可是谁不知道，他们不过是想抛出香肠换回火腿，他们打算在谷物法废除后的最初几年内就能十倍百倍地捞回来。
工人不再上资产阶级的当了，特别是在1842年的起义以后。谁说自己关心工人的幸福，工人就要求他宣布赞成《人民宪章》来证明自己的诚意。
在其他方面，资产阶级也装出一副大慈大悲的样子，——但也只是在他们自己的利益需要这样做的时候才如此。他们在政治和政治经济方面便是这样做的。五年来资产阶级一直在竭力向工人表明，他们只是为了无产阶级的利益才希望废除谷物法。但事情的真相却是这样：谷物法使英国的粮价保持在高于其他国家的水平上，因而抬高了工资，使厂主难以和其他粮价较低因而工资也较低的国家的厂主竞争。如果废除了谷物法，粮价就会下跌，工资就会接近于欧洲其他文明国家的水平。这一切分明都是从上述的调整工资的原则中产生的。这样就会更便于厂主竞争，对英国商品的需求就会增加，从而对人手的需求也会跟着增加。由于这种需求的增加，固然工资也会重新稍稍提高一点，失业工人也会找到工作，但是这能维持多久呢？英国的特别是爱尔兰的“过剩人口”是足够满足英国工业对工人的需要的，即使它的规模扩大一倍也没有问题；而且从废除谷物法得到的一点点好处过几年就会重新消失，新的危机会跟着到来，我们又得回到原来的处境，因为对工业的第一个刺激也会加速人口的增长。这一切无产者都看得很清楚，并且对资产者直截了当地说过好多次了。可是，厂主们只看到废除谷物法给他们带来的直接利益，而且由于目光短浅，甚至不懂得，从这种措施得来的利益对他们说来也是不会长久的，因为厂主彼此间的竞争很快就会把他们每个人的利润降低到从前的水平；而他们却不停地向工人大吹大擂地说，所有这一切都只是为了工人，只是为了千百万挨饿的人，自由党的阔佬们才把成百成千的英镑投到反谷物法同盟的金库里去。可是谁不知道，他们不过是想抛出香肠换回火腿，他们打算在谷物法废除后的最初几年内就能十倍百倍地捞回来。但是工人不再上资产阶级的当了，特别是在1842年的起义以后。谁说自己关心工人的幸福，工人就要求他宣布赞成《人民宪章》来证明自己的诚意。因此，工人反对一切不相干的帮助，因为在宪章里他们所要求的只是赋予他们以权力，以便他们能够自己帮助自己。谁不同意这样，工人便有充分的理由向他宣战，无论他是公开的敌人，还是伪装的朋友。此外，为了把工人争取到自己这方面来，反谷物法同盟采用了最卑鄙的谎言和诡计。它企图使工人相信，劳动的价格和粮食的价格成反比，粮价低，工资就高，反过来也是一样。它企图用最荒唐的论据来证明这个论断；而这个论断本身就比出自任何经济学家之口的任何主张都要荒唐。当这一切都无济于事的时候，他们就答应工人说，对人手的需求增加，就会带来最大的幸福。他们甚至无耻地抬着两个大面包模型在街上走，在大的一个上写着：8便士一个的美国面包，工资一天4先令，而在另一个小得多的上面写着：8便士一个的英国面包，工资一天2先令。但是工人并没有上当，他们对自己的老板认识得太清楚了。
国家与法律
要彻底认清这些漂亮诺言的虚伪性，只要考察一下实际生活就够了。
整个立法首先就是为了保护有产者反对无产者，这是显而易见的。只是因为有了无产者，所以才必须有法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