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滩上的七小姐
上世纪30年代的上海滩，有两位七小姐都十分有名。一位是北洋政府国务总理孙宝琦的七小姐孙用蕃，也就是在张爱玲笔下出了名的后母。另一位则是曾斗垮"红顶商人"胡雪岩的上海巨贾盛宣怀的七小姐盛爱颐。
盛家七小姐的出名主要是因为显赫的家世，老父盛宣怀不仅是晚清重臣李鸿章的洋务干将，后又独立经商办教育，有"中国第一位大学校长"之称。但盛爱颐的出名却也并非仅仅是靠着家族父辈这棵参天大树。
盛爱颐是盛府的当家庄夫人的亲生女儿，盛宣怀去世时她才十六岁，可已经出落得闭月羞花一般，时常跟随庄夫人进进出出，有时庄夫人不方便出面的就由这位七小姐出来周旋应酬。所以不到二十岁的年纪，这盛七小姐不仅国色天香，还历练出了一副伶牙俐齿，"盛七"的名号响彻了当时的社交界。
许多名门公子为一亲芳泽而踏破了盛家的门槛，可这七小姐不仅是貌美，心气也十分高，平常人都看不上。更何况盛家家大业大，寻常人要想见上盛七小姐一面也是很难的。
一把金叶子，与宋子文的前世今生
老一辈退出江湖后，支撑起盛家生意的是盛老四盛恩颐。洋务运动兴起，上海大户都流行起学英文。这股风盛行商界，甚至年事已高的庄夫人都有了自己的私人英文教师，当年宋霭龄就曾做过庄夫人和盛家五小姐的英文家教。
也正是因了这层关系，宋霭龄引见了她刚从美国留学回来的弟弟宋子文担任盛老四的英文秘书。当年的宋子文也是一表人才，又因长年在国外养成的雷厉风行的做派很得盛家人的喜爱。每日他都会到盛公馆汇报工作，而盛老四因交际应酬多习惯晚睡晚起，总是到中午才能起身见他。庄夫人和七小姐看不过去了，就时常出来招呼他一下，也正是借着这个机会，宋子文才有幸开始接近这位出了名的七小姐。
才子见了佳人自然追求得十分热烈，可盛家毕竟是名门大户，而宋子文当时只是个普通传教士的儿子。不过他有的是年轻人的冲动和满肚子在国外生活的见闻趣事，从未出过国的七小姐自然是经不住这年轻博士的"唬"，宋子文借着给佳人上英文课的工夫尽情地展示他的幽默与博学，盛爱颐那原本高傲的心便一点点地向这年轻的男子靠拢了。
可即使是说动了盛七小姐，盛家的高门槛也远非这初初留洋回来的愣头青可以轻易跨过去的。这隐蔽的情事最终还是被庄夫人知道了，最初她并不十分在意这事，因觉着宋子文长得还算不错，又是留洋回来的，两个年轻人又聊得投缘。待到大管家打听来宋家的家世背景为"广东人信基督教，他父亲是教堂里拉洋琴的"，便决然斩断了宋子文再进盛家门的可能。
庄夫人心里琢磨着，门不当户不对，盛宣怀的女儿怎么能嫁给这样的人家。于是盛老四便一个命令将这英文秘书调到了武汉，明着是升职做汉阳铁厂的会记处科长，但宋子文心里明白这实际就是调虎离山。到武汉没几天，他便返回上海了。凭着倔气一直纠缠着七小姐，有时就直接拦了盛府的轿车，硬逼着七小姐在街上和他聊上一阵。
就在这样的两难里，一方面盛爱颐不想惹母亲伤心，一方面又对自由恋爱和婚姻充满了向往。就在这个当口，孙中山在广州建立了革命政权，正是需要各路人才施展才能的时候。二姐宋庆龄便将宋子文引荐给了孙中山，一纸将令宋子文便准备南下迎接他个人事业发展的真正好时机。
唯一放不下的便是这七小姐，一路追到杭州的宋子文捏着三张开往广州的船票，力邀七小姐和八小姐一起去广州，共创年轻人的天下。从未离过家门的盛爱颐心里斗争得厉害，最终她掏出了一把金叶子给宋子文，她心里知道宋子文没钱，去广州也是很难，"还是你自己去吧，我等你回来。"
宋子文虽然失望，但也早预料到了结果，只是对佳人赠金叶子的情谊还是十分感动。可他这一去便是许多年，宋子文从中央银行行长一直坐到了广东省财政厅厅长的高位，这位宋部长一旦高官厚禄到手便把一直在上海等着他的盛七小姐抛到了脑后。庄夫人去世后，按说当年阻碍他们婚姻的主要障碍已经不存在了，可直到1930年他才荣归故里，时下早已经带着张乐怡夫人出入公开场合，一副时运亨通的样子。
一场山盟海誓最终却是佳人独守空灯，盛七小姐没有想到多年的等待最终却是这样的结局。为此她狠狠地闹了一场大病，直到三十二岁她才和庄夫人的一个内侄庄铸九结婚。虽然已为人妇，但心中的芥蒂却从来没有解开过。
抗战胜利后，宋子文几次想见见七小姐，尽管盛家人百般安排筹措，却都被盛爱颐断然拒绝。她的理由是："大家都有了自己的生活，何必再去惹麻烦，何况他正是高官厚禄，春风得意，我又何必去巴结他呢？但话说回来，他那把金叶子还没还我呢！"
中国第一女权案
盛宣怀去世后一直由老太太庄夫人当家，而等到1927年庄夫人也离世时，盛家偌大的家产便成了一个大问题。所谓大门大户子孙多，本来按老规矩，一半的家产分给盛家的五房子孙，另一半归为盛氏愚斋义庄。照规矩办大家都分得欢欢喜喜，相安无事。可一直打理盛家生意的盛老四却节外生枝起来，想将盛氏愚斋义庄的那份原作为慈善基金的钱也拿出来分给盛氏的五房子孙。
也就是这个决定惹得盛氏家族内部起了争执，首先不服的便是七小姐。这笔基金历来都是公产怎么能再次讨回。即使可以讨回的话，那么按照民国的法律，未出嫁的女子也有继承权，时年七小姐和八小姐都还待字闺中，所以自然也要求分到一份遗产，于是七小姐便向盛老四提出了要十万银元出洋留学的要求。
两方争执不下，于是闹上了法庭。盛爱颐以一介女子的身份将三个哥哥和两个侄儿告上了法庭，一纸诉状写上去，报界一下子便起了轩然大波。按中国传统的礼法教训，女子是没有继承权的，而在民国以后政府推行男女平等，自然继承权也是平等的，只是在实际操作上还是困难重重，多年来没有一个带头维护女子权益的人出来实践一把，自然这法律就成了一纸空文。
盛爱颐所打的这个官司便成了民国以来第一例女权案，其中的意义远胜于为她个人争得一份财产权益，作为社会上摒除流弊的革新之举，盛家的这场官司所引发的轰动，实在是盛老四等人万万没有想到的。当时《申报》就大段地刊载了盛七小姐的诉讼书，一时便有了"盛氏一案实为中华之首例，影响全国女同胞之幸福，关系甚巨"云云。
9月5日开庭时可谓盛况空前，可搞笑的是盛家的各位原告被告都没有亲自出席，双方皆请了律师代理。这场无原告被告出席的审判最终在一个月后宣布了下来，盛七小姐不仅胜诉，还分得了遗产五十万元。八小姐见情势如此，便也壮着胆子依样画符，依然是双方律师的一番口舌之辩，众位看官又欣赏了一场精彩好戏。
尽管付出了高昂的律师费，但由盛爱颐所引发的这场女性革命毕竟是迎来了民国以来的第一次胜利，由此这位名门闺秀不由得让人又一次刮目相看。
繁华过后，生命是朵莲花
抗战八年，盛家经历了楼市大涨到股市大变，早已不复从前盛世的模样。即使是家族中最富有的盛老四也栽了大跟头。七小姐的丈夫倒是个平常性情的人，在上海银行踏实做事，两人一直过得还算安稳，生了一对儿女。
直至上世纪60年代，丈夫和儿子先后被送到农村劳动改造，女儿也离散到了福建教书，只剩下盛爱颐一个人被安排到了一个特殊的汽车间居住，而这汽车间就是那栋楼化粪池的出口。丈夫病逝后，她就一个人住在这个化粪池的小间里，悄无声息。
面对翻天覆地的变故，盛七小姐表现得异常镇定，也许常喜书法的盛爱颐早就练就了一番铮铮铁骨如海心胸，看淡了这世间的风起云涌。更何况她心里明白，盛家已经富庶了四代之久，所谓缘起缘灭，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无论是家族的败落还是个人的得失，在她心里早已化作了那黄粱一梦。
在她晚年时，偶有海外亲友寄来雪茄烟给她，她就搬出一只小凳子坐到自家的门口，优雅散淡地点上一支，那来来往往的人群，熙熙攘攘的世相便如雾里看花一般，在她眼里心中又真切又模糊地浮现起来。
盛爱颐淡淡地活到了八十三岁，走的时候依然是干干净净，从从容容，就像她出生时一般模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