方便之门关上后，他重新感受到了签证之苦。
中国护照到哪儿都是‘红灯’。无论大国小国，穷国富国，签证申请得越多，就越能感受这本护照有多少不好用。他没有邀请函，没有酒店和机票预订，也没有工作证明，收入证明，除了一些登过他事迹的各国报纸和几本用过的护照，他什么都拿不出来。没了外交照会的“绿灯”，他举步维艰。
“所有国家都欢迎旅行者，但你很难让那些签证官相信咱是来旅行的，不是来打工的。很多日本人、韩国人只需填张表就能拿到的签证，就因哥们儿递进去的是中国护照，他们就要求我回北京办理，说没法在第三国了解我。还有些跟中国关系很好的国家，同样会拒签，中国再怎么崛起到这事儿上都没用，国家和个人根本就是两回事。而拿不到那些该死的签证，哥们儿就得打道回府。所以，我必须跟各种各样的护照歧视做斗争，让‘红灯’变‘绿灯’，通过个人的努力，让咱中国护照变得好使起来。”
为表明自己是真正的旅行者。他会在申请签证递护照时，附上一张路线图。图上标着他从首都到边境口岸要走的路线，圈着沿途经过的城市，还注明了各城市间的公里数和自己骑车的天数。
签证就像赌博，没人确定自己哪天会走运。在哥斯达黎加，一名男签证官看完他的路线图，听完他的介绍后把他拒了，过了一礼拜，他又去，同样的图，同样的话，因为是另一个女签证官，半小时后，签证到手。
跟拒签比起来，他更怕“回去等消息”这样的答复。拒了他还可以再来向其他签证官碰运气，而等消息只能是默默地、度日如年地干等，问也没用。
等签证时，他一天就吃一顿饭，东西尽量少吃。没消耗时得节约，有限的那点钱，得花在刀刃上，不能浪费一分。他相信饿死并不容易，但吃坏肚子很容易。五花八门的各国食物，他会给它们拍照，但从不品尝，因为，病从口入。在“干净、简单”的饮食原则下，面包、饼干、巧克力和罐头成了他常年在外的四大主食。他也许是硬汉，但拉不起肚子，进嘴的东西很重要。
水是唯一可以多喝的，多喝水才能少吃药，如果签证需要等上好几天，他就会买25升的桶装水而不买瓶装水，因为这样合算。
六
有些国家的签证像兔子一样，不是肯等就能有的。“哥们儿的‘签证斗争’也有失败的时候。十年里，我回了两次国，都是因为对方死活不给签，坚持让我回北京办。那时，北京已经取得了奥运会的主办权，我想，骑自行车环游世界是多好的奥运宣传啊，何况奥运会在北京办，咱又是北京人。我去找奥组委，请他们出个证明，我办起签证来也许能方便些，可奥组委外联司的一司长说，你这纯属个人行为，还警告我不要乱用北京奥运会的标志。哥们儿心里不服气，又去找国家体育总局，他们表示支持，但同样不给我开证明，”郭大浩从包里拿出一叠报纸摊开在星巴克的长条桌上，都是报道他的。他双手拉着五星红旗，站在自行车旁的大幅照片被刊登于各国报纸的显著版面上。“我能让这玩意儿上报纸。”他从包的顶袋里扯出了那面五星红旗，骄傲地说。“请支持2008年北京奥运会，欢迎大家到北京我的家中做客。”这句话被世界各地的报纸翻译成了法语、德语、阿拉伯语、英语等近20种语言。尽管祖国的体育部门拒绝给他出具任何证明，但在过去的几年中，他仍乐此不疲地宣传奥运，宣传自己。“在一些小城市，我只要把国旗一拉，跟人一说我在干吗，就会有人说，你稍等，我们最大的报纸的记者马上就来。”记者们喜欢问他一路上遇到最大的困难是什么。他很少告诉他们是签证，这会让他觉得没面子。他会跟他们聊去乌干达布隆迪的路上，浑身过敏，长红斑；跟他们聊在肯尼亚没遇到狮子，只遇到了一些狒狒，而狒狒如果不小心被惹怒了，也是会吃人的；跟他们聊自己刚到东亚时睡在庙里，那里有很多蛇，差点把他咬死；告诉他们冬天要往赤道南边骑，夏天要往北边骑，独自旅行最好住在坟地、加油站、教堂或是警察局的院子里，因为那样才安全；告诉他们如果不能找块木板垫着，宁愿在书包上坐一晚上，也不能在草地上睡，因为睡眠状态下受的寒，一辈子都好不了；告诉他们山是最让人绝望的地形，地图上不远的距离时常让他精疲力竭，要么滑下来，要么推着上，很少有能骑的时候，晒伤、脱皮，连着一周在海拔四五千米的山上不停地翻越，还有无数小虫子迎面而来，绕过这个山头依然是另一个山头；告诉他们那次在危地马拉的山里，自己又饿又累，晕倒在路旁，路过的当地人以为他死了，叫来了警车。
他从不跟记者诉说自己的孤独。人们钦佩他，把他视为“孤胆英雄”，他又怎么好意思唠叨自己的孤独呢？
他会跟他们分享中国不仅有毛泽东，还有奥运会，跟吃大餐相比，骑完一天车，能找个地方用热水泡泡脚就是最幸福的事，等于享受了那种叫做“周林频谱”的东西。
七
“富丽华大酒店”、“华人基督教会”、“巴西某某自行车店”……各种莫名其妙的印章盖在他护照的签证页上，那都是帮助过他的。一开始，他也写日记，记录那些奇闻异事和帮过他的人，但很快他就放弃了，因为总有记不完的东西，而日记本里的那些纸都是木头。远道无轻载。
旅途中遇到的华侨大多对他不错。印尼华侨给过他2500美元，巴西华侨给他捐过价值人民币20000元的自行车。
他只要说，“大哥，这剃须刀救济给我吧”，别人就会给他。
华侨们跟他说了很多话。有的说：“前面只要还有亮光，就坚持。”有的说：“骑得差不多就得了，我有个女儿挺不错，就留在这儿吧，干吗非要上西天，女儿国也挺好。”留下的机会太多了。一路上，不少漂亮富有的姑娘对他一见钟情，劝他留下。当他婉言谢绝时，姑娘们又表示会等他回来。他总是笑笑，他知道，时间不等人，感情也不等人。对他来说，在一个国家停留的时间只取决于获得下一个国家签证的时间，以及骑到下一个口岸的时间。实现梦想需要克服的不仅仅是困难，还有欲望。常年在外，看似天马行空，无拘无束，但缺了自制力也是危险的。华侨常用一些连他自己都不清楚的美德来夸赞他。他知道那并不是什么美德，只是为了实现梦想所必须付出的代价。他也知道睡席梦思比睡在地上舒服，油焖大虾比干面包好吃，跟姑娘共度良宵比独自熬过漫漫长夜更有乐趣……但为了实现梦想，他必须像珠峰大本营遇到的那个日本人一样自律，远离各种诱惑。“这世上好人多，坏人少，但特别好和特别坏的人特别少”，这是父亲对他说的。有热情就会有冷漠。在秘鲁首都的唐人街，他一连推开了17家华人商店的门，请求给点吃的，住一晚，但都遭到了拒绝，直到最后一家给了他一点钱，他心里清楚，给钱的人，是不会留宿他的。
八
“你骑车时听歌吗？”“傻逼才骑车时听歌呢，哥们儿骑车时精神别提多紧张了。”
郭大浩脱掉右脚的鞋和袜，向我展示脚后跟上那道清晰的伤痕，那是被吉普车保险杠刮断脚筋后留下的。尽管他骑车时竖起耳朵，频繁回头，可还是被刮到了，吉普车在他的痛苦中呼啸而过，在2000年的希腊和保加利亚边境。医药费是天文数字，幸好得到当地侨界的帮助，他住了45天的院，养了半年伤。从那以后，他骑车成了逆行，迎面而来的车用灯晃他，用喇叭吼他，他都无所谓，习惯就好了，主动规避保护自己才是最重要的。自行车没有后视镜，他也没有长后眼。
他偶尔也会泛起乡愁，也会对旅行感到厌倦，也会怀念母亲的炸酱面。他没心思去考察各个国家的历史文化和风土人情，但他喜欢在路上遇到那些为梦想而拿出另外一种气势的人。
在巴西亚马孙平原上，他曾遇到了一个德国的建筑工程师，那人的梦想是看遍世界上的鸟。在德国挣一年的钱，出国看一年的鸟，然后把新看到的鸟添进自己的鸟类名单。那个德国人告诉他，巴西是自己最喜欢的国家，因为在那里能看到色彩最斑斓的鸟。德国人问他最喜欢哪个国家？他回答说：“如果我在土耳其办德国签证，德国签证官看完我那堆报纸和护照说声，‘欢迎来德国’，并马上给我签证，德国就是我最喜欢的国家。”
对一个国家是赞美还是咒骂，完全是偶然性的。德国不是他喜欢的国家。他永远记得那个签证官。2004年，在土耳其首都伊斯坦布尔，那个德国签证官一边优雅地翻看他的护照一边问：“你来土耳其之前在哪儿？”“伊朗。”“伊朗之前呢？”“巴基斯坦。”“巴基斯坦以前呢？”“印度。”“印度之前呢？”“尼泊尔。”“尼泊尔之前呢？”“……”
一连说了几十个国家之后，签证官问：“你去那么多国家想干吗？”
“我热爱自行车旅行，有了点钱，想看看世界。”
“那你到了德国住在哪儿？”德国人问他。
“那你到了中国住在哪儿？”他反问他。
九
拉着警报的警车不时呼啸而过。墨西哥城是一座让人感到不安的城市，报纸头版几乎每天都充斥着车祸、谋杀和无名尸体的照片，据说，监狱已经人满为患。
离开墨西哥的前一天，我约他在街上拍照，他很配合，阳光也很配合。“嘿，大哥，帮哥们儿‘掐’一张。”我拍完后，他展开那面五星红旗，并把一部小巧的傻瓜相机从兜里掏出来递给我。 尽管我们断断续续见了好几次面，但他始终记不得我的名字。凡是中国人，男的他都叫大哥，女的他都叫大姐，从不问年龄。帮他“掐”了几张，当我还他傻瓜相机时，他又变魔术般地取出一台家用摄像机说：“大哥，再帮哥们按会儿这个。”郭大浩把国旗举在胸前对着镜头说：“我现在在墨西哥首都墨西哥城，昨天已经拿到了美国签证，我将沿着东海岸，从迈阿密一直骑到渥太华。我计划2010年年底前完成所有的旅程，回到北京，把我的经历献给祖国人民。”
§§§后记
离开墨西哥后，我与郭大浩失去了联系。再听到他的消息是在2011年6 月5 日的微博上，我收到了一位女性朋友发来的私信——
“昨天的《非诚勿扰》有个男嘉宾是你之前采访过的郭大浩，骑行的那个，节目里说还要去新西兰，骑完最后4 个国家，今年10 月结束旅行。靠，还带走了一个女嘉宾，你不是说要介绍给我的吗？大爷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