另有消息称，安国军总司令部外交处处长吴晋上校与宪兵司令部的人，业已抵达荷兰使馆，就近协调与观察搜查行动。
也就是说，中方武装人员进入使馆区，是履行了法律程序的，而且，申请搜查的目标并非各国使馆，而只是苏联使馆附属的几处地方。
自1901年9月《辛丑各国和约》（即《辛丑条约》）签订以来，二十六年没有中国人持枪进入东交民巷。
然而，直到军警们封锁了东交民巷东、西、北三个出口时，距西口不远的苏联大使馆仍一无所知。
而且，中国外交部也一无所知！张作霖绕开了由顾维钧等职业外交官组成的政府部门，直接调动军方出面行动了。
若干年以后，定居美国的顾氏犹忿然地说：
他们之所以没有通知外交部，是因为他们深知外交部不会同意。他们也知道，这件事一定会使外交部为难。
我的确是会反对这种行动的，在致苏俄使馆的照会中，我申明外交部事先不知道此事。在我任职期间，我尽力使中国政府给人以井井有条的印象，尊重法律和惯例，可是军阀们的行为使我的愿望难以实现。
经常不按既定规则出牌却每每出奇制胜的张作霖，又打赢了这一局—几个小时之后，从苏联使馆武官室和旧兵营里查获的颠覆中国政府的文件、宣传品和枪械等物品装了整整七辆卡车，其武官室被军警查封并继续占领，藏匿于旧兵营的李大钊等众多党人悉数落网。
十一
民国十六年（1927年）4月7日，北京各大报均刊发了一条爆炸性新闻，其中尤以李大钊担任过副刊主编的《晨报》披露得详尽（为方便阅读，笔者另分段落）：
昨日军警包围搜查共产党大本营
逮捕中俄男女六十余名
搜去手枪炸弹文件数车
李大钊路友于被捕说
昨日东交民巷内发生极重大事件，为《辛丑条约》设定保卫界以来，空前未有之事。
昨晨十时半东交民巷东西北各路口，停留多数洋车及便服行路者之徘徊观望，过者早知有异。迨十一时，有制服警察一大队约一百五十名，宪兵一队亦有一百名，均全副武装，自警察厅分路直趋东交民巷，首先把守各路口，余皆集中包围俄国大使馆旁邻之中东铁路办公处、俄款委员会、远东银行。所有便衣侦探，一律胸系红线为记。
搜查队上到三处门口时，即严守大门，大部即时全体入内搜索。时在内者突见有许多军警趋入，闻有人向空中放手枪数响，意似报警，令人逃走。唯当时军警一入室内，便又分头搜检致无脱逃余地。当经逐房查索，逮捕之中俄两国人有八十名之多。被捕者皆一一捆缚，编成号数，先后用汽车送往警厅，交由司法处审讯。
当时事出仓猝，欲逃无路，闻有藏身于烟囱者，亦有匿于厕所者，然无不被发见，足知搜索何等严厉矣。
至被捕者之人数，报告不一，其较可信者，则俄人十四五名，华人四十五六名（中有仆役等）。
上海发行量最大的《申报》，对被捕者的情况有进一步报道：
华人之中，其属远东银行雇员者，昨今两日已开释十余名，现在羁押中者，华俄人共有六十余名。唯其中有为共产党机关之仆役、厨房等约二十余人，故实际上所捕之共产党员只有三十五名左右（俄人在外）。知名者只有李大钊、路友于二人。
闻李大钊受审问时，直认真姓名，并不隐讳，态度甚从容，毫不惊慌。彼自述其信仰共产主义之由来，及该党之工作，但否认最近于北方有何密谋而已。
昨日除捕人外，尚搜得各种物件甚多，闻运至警厅竟费数辆汽车之多。物件之中，有步枪三十余支、手枪十余支、手提机关枪二架。国民党特别市党部名册确被搜去，共产党临时执行委员会名册、共产党北京市党部党员名册、共产党政治委员会名册等，又共产党临时招待委员会方印一颗，及共产党各机关印信数颗。此外如宣传品及关于共产党书籍等，不计其数。
国民党的《国民日报》更是惊呼连连！除案发当天即报道“中国国民党中央委员会执行委员李大钊今日在俄使馆被捕”的“当日讯”后，第二天下午又登出后续报道：
截至本日下午二时止，被捕者俄人十六名，华人三十二名，内有女子四名。
四位女性被捕者，我们已经知道了，即与李大钊一起住在俄旧兵营30号房间的妻子赵纫兰和两个女儿李星华、李炎华，另一位是北大毕业生、国民党北京市党部妇女部部长张挹兰女士，二十二天之后，她和导师一起被推上了绞刑架，李氏妻女则被释放回家。
还在这一天，下午，即中国军警撤离东交民巷之后，气急败坏的苏联驻华代办齐尔内赫亲自跑到外交部去抗议，却不料本日虽是礼拜三，却是中国的清明节，顾总长等领导人均放假了。代办先生遂径往京师警察厅，要求立即释放被捕之苏方人员。遭到拒绝后，他只得悻悻而归。
深夜，外交总长顾维钧奉命向苏联政府提出抗议，抗议俄使馆违反国际公法和中俄协定，容留共产党人阴谋暴乱。
4月7日，事态进一步升级。齐尔内赫代表本国正式向中国外交部提出抗议。因搜查者已经闯入苏联使馆办公区内的武官室，故欧登科也因中国军警超出约定范围搜查而以公使团名义向外交部提出抗议。不过，明眼人都看出，后者的抗议更像是走过场。
4月8日，天津军警进入天津法租界内，强行搜查了一家俄国人开的商店。七年前，李大钊等“党人开会，图谋不轨”被曝光事件，即发生在天津租界内，政府认定此店为苏共在津门的一处秘密据点。
4月9日，在遥远的莫斯科，苏联代理外交人民委员（外交部代部长）齐契林召见中国驻俄代办郑延禧，“严重抗议”中国政府搜查本国使馆的违犯国际法的行为，要求中方“立即撤出”被占的使馆武官室、交还从武官室搜去的所有文件、释放被捕之俄使馆人员。最后，这位外长忿忿地称：此事乃帝国主义者之教唆，借以诬蔑苏联，北京政府已成帝国主义之工具，云云。
可怜的郑代办根本不知道本国发生了这么一出严重的涉外事件，只得含混其辞地支吾了几句，退回使馆内，再拍电报询问北京。
4月16日，已得国内指令的郑延禧前往苏联外交部，正式拒绝了苏联政府的“四九”抗议，谓：使馆内不能容许组织、助长所驻国的内乱机关，俟将搜出的宣传共产之文件翻译完后，再提严重抗议。他提交的中国外交部的照会，是对俄人两次抗议的正式答复：
此次中国军警搜查俄旧兵营，系因乱党在内组织机关，图谋推翻政府，扰乱治安。此实违反国际公法和《中俄协定》，不得已乃根据国家自卫之发动而实行搜查。
搜查结果，获得重要乱党及党员起事时所用旗帜、钤印、名单及各种证据文件，其它多数军械及各种机关枪子弹，及私与乱党通谋之证据文件等。此皆在苏俄大使馆管辖下或有密切关系各机关内所得。
4月19日，北京外交部将整理出来的有关苏联使馆颠覆中国政府的证据编纂成《苏联阴谋文证汇编》册子，提供给了中外各报馆和公使团。
同日，齐尔内赫率馆员黯然回国。至国民党建都南京之前，中苏两国关系名存实亡。
安国军政府的目的达到了。让苏联人“推翻驻在国政府”的阴谋破产，同时摧毁了存身于他们保护下的南方革命党在北方的总堡垒。
窃以为，这才是“四六”事件的真正原委。
被捕前的李大钊并非高枕无忧，他已经从自己的交通员阎某的突然失踪上，从应聘而来的伙夫的可疑面目上，从突然收到一封问候他的未署名的纸条上，嗅到了空气中弥漫着越来越不祥的气息。
他所不知道的是，他的学生、前中共北京市委书记、现市委宣传部部长李渤海，已经在警察厅里被迫供出了他的所在；那个经验老到的侦缉队队长雷恒成也在西交民巷的邮电局—即我看到的那个小邮局—的例行抽查中，发现了越来越多的苏俄使馆收和发的奇怪信函，政府方面已经确认李大钊等党人正藏身于苏联使馆！
为防止不虞，李大钊开始亲手焚烧文件。跟他同日入监的大女儿李星华回忆说：
我们住的那座院落后面，有一个僻静的小院子。父亲和他的同志们在那里生起一个小火炉，一叠叠的文件被父亲扔进熊熊的炉火中。
李大钊已经感觉到了危险的逼近！他甚至从苏联人那儿领来了一把防身用的精致的勃郎宁手枪。
然而，手枪并没派上用场，李大钊被捕的那一刻，尽管一直握着那支手枪，却并没扣过一下扳机。
与父母同住在一起的李星华回忆过那个惊心动魂的时刻：
就听见一声尖锐的枪声，接着就听见庚子赔款委员会那边发出一阵纷乱的喊叫，接着又听见有许多人从那堵矮小的花墙上跳到我们的院子里来。
什么？爹！我瞪着两只受惊的眼睛问父亲。
没有什么，不要怕。星儿，跟我到外面去看看吧。他不慌不忙地从抽屉里取出那支闪亮的小手枪，就向院里走。我们刚走出房门，就看见许多赤手空拳的青年像一群受惊的小鸟似的东奔西撞，找不到适当的去处。刚才就是他们从墙上跳过来的。我紧随父亲身后，走出这座一时充满恐怖的院子，找到一间僻静的小屋，进去后暂时安静下来。
父亲坐在椅子上，一句话也没说，神情非常冷静，手里握着那唯一的武器。看样子，假如可能抵抗，他一定要抵抗一下的。我也有些胆壮起来。
一会儿，外面传来一阵沉重的皮鞋声，我的心剧烈地跳动起来。我没有吭气，只用恐怖的眼光瞅了瞅父亲。听声音，来的人不在少数，而且已经把这间小屋团团围住。
不要放走一个！粗暴的吼声在窗外响起来，喊声未落，穿着灰制服和长筒皮靴的宪兵们、穿便衣的侦探和穿黑制服的警察就蜂拥而入，一瞬间挤满了这间小屋子。他们像一群魔鬼似的，把我们包围起来，十几只黑洞洞的枪口对着父亲和我。一个坏蛋立刻冲到跟前，把父亲的手枪夺过去了。
残暴的匪徒们把父亲绑起来，簇拥着走了。
二十五年之后的1952年10月20日，被上海公安局抓获的“赵志安”终于交代自己正是当年的侦缉队队长雷恒成，正是上前把李大钊的小手枪“下”了的那个“坏蛋”。手枪到手以后，他爱不释手，擅自留用了。雷氏招供后的第五十八天，此“历史反革命分子”即以“为李大钊等烈士复仇”的名义，被判处死刑并被“立即执行”了。
雷恒成被处死的数年后，与李大钊案相关的前北洋人士，虽已年迈并各用化名隐匿于京沪坊间，均遭到了最严厉的惩处。原京师警察厅侦缉处处长吴郁文，因李大钊案晋升为陆军中将，后脱离军界，隐居北京鼓楼后的一座大杂院儿里，1951年6月20日，他被追踪而来的北京市公安局抓获并判处死刑，未待执行即于1953年5月17日瘐死狱中。原京师警察厅厅长陈兴亚，化名定居上海，1950年“镇反”时被人举报入狱，1959年瘐死。需要说明的是，当年，陈某人虽是李大钊被捕的最高执行者，却也是在张作霖面前“主张宽大主义”的一位。原京师警察厅司法处处长蒲志中迫于压力向北京市公安局投案自首，下场不详。负责审判李大钊的京师高等审判厅推事（审判员）王振南在上海被捕并枪决。那位当年的共产党北京要员李渤海，成为本党叛徒后，竟被张学良所赏识，调为身边人，后竟成了鼓动“少不更事”（蒋介石语）的“少帅”悍然发动“西安事变”的主要策士黎天才！1949年后，他在上海被追捕入狱，因“曾做过有益于人民的事”，被上海高等法院从轻判处无期徒刑，1961年瘐死牢中。
在历史的祭坛上，底层执行者总是第一道牺牲品。
北京市文物管理局文物处处长王鸿年先生告诉我：他们已经准备在原苏俄大使馆内立一块“李大钊烈士被俘地”铭牌，当作“市级文物保护单位”。只是，“立了也白立，因为现在那里是最高法院的大院儿，外人是不可能进去的”。
十二
对现今的人们来说，李大钊是个遥远的存在，遥远得已经不太真实了。
照片上的李大钊，平顶，圆脸，一副敦厚长者模样，而最明显的是他唇上的那一抹浓密的胡子。长时间以来我有一种错觉，认为这位中共的主要创建者是一位年岁不小的长者。
是胡子连累了他。
李大钊是不讲究穿戴的，但他对自己的胡须倒是很在意的。身体发肤，受之父母，不敢毁伤，孝之始也。而清末民初，男子蓄胡还是有身份的人的一种时尚。不信你看，从北方的大总统袁世凯，到他之后的北洋大帅、将军们，大都是威风凛凛一把胡子；而南方的革命党首领孙中山、黄兴、廖仲恺等人，也无不是这般留胡节不辱的尊容。学者们也多以蓄胡为美，鲁迅就曾在回国返乡时被绍兴老乡错认成日本人，只因他鼻子下面有一抹如同隶书“一”的黑胡髭。也许古戏文里的白面书生让人看腻了？彼时有条件留须的军、政、商、学各界男子，多以拂髯捻须为美。胡子成了民国初年有身份者的“身份证”。
我读过许多张李大钊的照片，从不同时代的留影来看，他留胡子的历史竟近生命的一半之久！早在北洋法政学堂时，他就开始留须，那时，他不过才二十岁上下，照片上的同学们没有一个像他这般模样。倒是在日本时的一张照片上，他的脸上没了胡须，脸庞如同常人一般清爽，不知是在异国时他的审美观发生了变化，还是屈从于严格的日本国的教育制度不得不剃去？回国后的照片，他都是一把大胡子的傲岸形象，无论是与《宪法公言》同人们还是与“少年中国学会”同志们的合影，总是他一个人留着标新立异的胡子，让人一眼就能从众人中认出他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