士钊念儿女乃家家所有，良用痛心，为政而人人悦之，亦无是理。该师范大学，号为全国女子最高学府，强自取柱，柔自取束，立表不正，其影可知。当此女教绝续之秋，宜为根本改图之计，拟请查照马前次长处理美术专门学校成例，将该大学暂行停办。该校长杨荫榆调部任用，一面遴选专家，妥速筹画，务期重立宏规，树之楷模，以副执政“与民更始不遗女子”之至意。是否有当？理合具文。仰祈钧鉴施行。
再，该校学生，半由各省考送，家长戚族，未必在京，责令即时解散，亦未便操之过急。日者士钊曾偕部员，亲赴该校视察，见留校女生二十余人，起居饮食，诸感困苦。迹其行为，宜有惩罚；观其情态，亦甚可矜。当由部派员商同各该保证人妥为料理，无须警察干预。外传警察殴伤学生各节，全属讹言。
此后校事部了，尤不至有学警冲突之虞。合并陈明。
章士钊
肯定是想让更多的人知道“女师大风波”的来龙去脉和停办的原因，章士钊把送给领导人的请示报告直接登在了自己的《甲寅》周刊上。由是，我们才得以听到这一种声音。
从这件“呈文”上，我们至少可以看出这样几个向所不知的问题：
首先，停办女师大并非章氏的“悍然”首创，在他长教育部之前，就有本部第二把手（次长）停办了美术专门学校。他不过是在援引“成例”而已。而且，也不是永久停办，只是“暂行停办”。
再者，他具体指出了二十几个参与学生的恶劣表现，但却并未一味指责她们，而是对缺乏长远教育政策的政府、对一味指责校方的社会舆论、对“浪士”与“狡黠者”的推波助澜，统统给以直言不讳的批评，这自然要惹恼上上下下。本就敏感多疑的周树人反应之强烈自是难免的。许寿裳等人也公开在报上刊出反对顶头上司章士钊的启事。
最后，他写出了自己的担忧：每次北京闹学潮，大都是被开除的学生在社会的支持下获胜而校长反倒被驱逐，这样只会使“学纪大紊，礼教全荒”，最终就是“灭学”！
顺便，我们还知道了“屠杀爱国学生的大刽子手”段祺瑞，居然有过“与民更始，不遗女子”（重新开始，不能落下女学生）的重要指示！
夫复何言！
章士钊这位早年领导了“废学救国”的学生领袖深知离校会对孩子们造成多大的损失，他以自己曾带领三十几人离校出走的教训痛心地告诫道：“罢学之于学生，有百毁而无一成！”这样一个闹学潮的“过来人”，一个颇讲礼义道德的名士，一个接受了西方自由民主意识的思想家，一个崇信“调和立国”的“温和派”，既没有理由非得与“爱国学生”们作对不可，更无道理在自己任上把一所好端端的大学搞垮。他也许会判断失误，但不会睁眼瞎说；他也许手段过于简单，但用心绝非险恶。
在《西滢闲话》里，我们也可以看到相同的记载：
以前学校闹风潮，学生几乎没有对的；现在学校闹风潮，学生几乎没有错的。这可以说是今昔言论界的一种信条。女师大的风潮究竟学生是对的还是错的？反对校长的是少数还是多数？我们没有调查详细的事实，无从知道。我们只觉得这次闹得太不像样了！同系学生同时登两个相反的启事已经发现了。学生把守校门，误认了一个缓缓驶行的汽车为校长回校而群起包围它的笑话，也到处流传了。校长不能在校开会，不得不借邻近饭店召集教员会议的奇闻，也见于报章了。学校的丑态既然毕露，教育界的面目也就丢尽。
其实，任何一个政府，任何一位执政者，无论其政治信仰或道德标准如何，其本意都应该是想维护社会秩序，保护公众利益，提倡公共道德，即使欲谋取一党一己之私利，也只能在游戏规则许可的范围之内操作，否则，只会加速垮台。
段执政接受了章总长的提议，以教育部部员周树人擅自参加“伪女师大维持会”为由免掉其佥事职，并停办了女子师范大学，而在原校址成立了“国立女子大学”。
执政者们知道，停办旧校是为了终止京城里愈演愈烈的“学生运动”，而另办新校则为了让原女师大里更多的学子们按部就班地上课—章士钊现场接触过，参与闹学潮的只有区区二十几人。
但周树人的反应更为强硬，这个维持会的总务主任决定：参与学潮的学生坚决不离校，也不接受教育部所发的文件，并且，从教育界“驱逐章士钊”！
于是，前来接收校产的教育部专门教育司司长刘百昭等官方人士被留在校内的女学生轰出门外。三天后，刘百昭在军警的保护下，率部员和从河北三河县雇来的老妈子（女佣）共百余人翻墙入校。大脚的老妈子们以马桶刷子为武器，一顿臭打，愣把那些不肯离校的女生制服并塞上汽车拉走。
校园又传出了女生们的诵书声，不过，这回是国立女子大学的安分守己的学生们了。
是月底，段祺瑞发布了章士钊起草的《整饬学风令》，将女师大风潮定性为“一部分不职之教职员与旷课滋事之学生交相结托”酿成的事件，并称如再有故酿风潮、蔑视政令者，要“依法从事，决不姑贷”。
可那几十个女孩子们在周树人等老师的支持下，根本没拿执政的警告当回事儿，她们在别处赁了一处房子，继续开课，而周家兄弟则义务为之授业。
学潮起时，学生们要“驱杨”；学潮期间，改“驱章”；后来，目标已经升级—“驱段”！
当年的11月28日，在南方革命党北方组织的领导下，北京学生们和市民数万人上街大游行，明确提出要推翻段祺瑞政府。会后，章士钊的家再一次被愤怒的学生们捣毁，同时遭殃的还有前往女师大执行任务的刘百昭和首都警察总监朱深的家。《晨报》因刊发过批评学生越轨的言论，这一天，报馆也被举着“打倒舆论界之蟊贼”的旗帜的人们烧毁了。
扬眉吐气的人们称这是“首都革命”。
“革命”的第三天，周树人率领他的那些流落在外的原女师大的学生们“复课闹革命”来了。凯旋的师生们喜气洋洋地打着小旗（旗中写着“女师大万岁！”、“胜利归来！”等），将章士钊题写的“国立女子大学”的校牌涂掉，重新挂上女师大校牌，然后，气宇轩昂地闯进校门。曾有警察上前阻拦，但被像后世的红卫兵一样英勇的女学生们泼了一身墨汁，便再也不敢趋前—看过老舍的《我这一辈子》的人也许会理解北洋警察们的尴尬处境。
在激进学生们的凯歌声中，幽愤的章士钊再一次辞职并离开京城，直到转年（1926年）的2月份才回来出任段政府的秘书长。
一直冷冷地在岸上观“潮”的陈源，当时就为章氏大鸣不平！幸好有这位留英博士的这些文字，章士钊的呈文才不是那段历史真相的孤证。陈氏在一篇题为《走马灯》的短文里忿然写道：
苏俄无故的逮捕了多少中国人，监禁在黑暗的牢狱里，我们似乎应当竭力的反抗了？张宗昌在山东，李景林在直隶压逼爱国运动，不遗余力，至于枪毙了不少人，我们似乎更应当竭力的反抗了？从一部分的报纸和爱国运动的目标看来，这似乎还不是值得注意的问题。
现在一部分报纸的篇幅，几乎全让女师风潮占去了。
为什么呢？为了（白话文之初的“为了”即今日之“因为”—笔者注）压逼女师的是章士钊，章士钊是英日帝国主义的走狗，所以打倒章士钊就是打倒英日帝国主义的势力啊。可是英日帝国主义者也实在是瞎了眼，怎样会选中章士钊做他们的走狗？你看他有了英国日本两大帝国做靠山，还险些弄不过二三十个“毛丫头”。
文末，一向倡言“公理”的陈博士苦笑道：
外国人说，中国人是重男轻女的。我看不见得吧。
汹涌的学潮不光令鲁迅所讥讽的陈源、徐志摩等“正人君子”们看不下去了，也最终冲毁了“革命队伍”首领的忍耐底线—一直躲在幕后的国民军总司令冯玉祥恼怒了，他令手下的两员大将相继作出强硬反应—
西北边防督办张之江将军发出了“主张整顿学风”的通电，各报馆纷纷刊载了通电，并发了一通议论。
颇有影响的《京报》评论说：
国军首领对学界之严正讽诲，此尚为第一次。
直接负责首都公共秩序的京畿警备总司令鹿钟麟则发出了一则措辞严厉的布告：
自此次布告以后，学生、工人应即停止开会运动，以期免为奸人所乘。其希图乘机扰乱者，一经拿获，定意严惩不贷！勿谓言之不早也。
军人一声吼，士人始俯首。
然而，“沉默啊，沉默”，对闹意正浓而横遭压迫的人来说，“不在沉默中爆发”，那是不可能的！学潮平息没多久，国民军与日本军舰在大沽口外交火，革命党领袖因势利导，北京学潮死灰复燃，最终酿成了谁也不愿意看到的“三·一八”惨案。
作为执政府秘书长，章士钊亲笔拟定了通缉令，五位具体领导了群众运动的国民党北方区负责人—徐谦、李大钊、李煜瀛、易培基和顾孟余，不得不紧急躲藏起来。据说，这份通缉令的底稿现存于北京的李大钊纪念馆里。把故友大钊之名从最末一位提到第二位，不知这是章氏在“大义灭亲”，还是他迫于政府内其他阁员的压力所为？风传还有一份五十人的通缉名单，周树人听说自家榜上有名，便在拂晓时分化装逃往日本人山本开的私人医院躲藏，后又转往更保险的东交民巷里的德国医院栖身，在那里，他与许寿裳等十几个有被捕之虞的人挤在一间大屋里共同避难。
两位与女师大风潮有关的责任人，并没得到政府的褒奖，反倒被免职。然而，我不能不郑重提及的是，此二人都在此后的岁月里继续从事教书育人的职业。
四十岁开外的杨荫榆女士回到了老家无锡。这位毕业于美国著名的哥伦比亚大学的教育学硕士，矢志为人师表，当过区立民众教育院的讲师，当过江苏中学校的英文教师，五十四岁那年，竟然被日本兵推到河里淹死了！所幸杨女士的侄女杨绛（钱钟书夫人）后来把其姑母的悲惨晚景写了出来，人们才知道，被鲁迅所穷追猛打的那个女校长，其实很可怜！
时年三十二岁的刘百昭，被免司长职后，担任了北京艺术专科学校的校长，后来和章士钊一样，也去东北大学当过教授和院长。此人结局不详。
章士钊的结局更麻烦一些。因他曾负“摧残教育”的恶谥，“三·一八”惨案发生时又正任执政府秘书长，所以，理所当然地成了罪在不赦的“历史罪人”。
那张与他有过节的《世界晚报》甚至刊文直指他即下令开枪的“主谋”！尽管有知情人说，该报曾在与段祺瑞之子的官司中败诉，遂迁怒于司法总长章士钊，便借此血案将章氏推向俎板；也尽管事发后章本人曾在《京报》大报上发表《章士钊启事》摆脱干系，但谁也不再原谅他。
3月18日那天的四十七位死难者中，有女师大的两个学生—刘和珍和杨德群。惨案发生一周后的3月25日上午，她俩的追悼会就在学校礼堂里召开了。主祭的是前校长许寿裳。悲愤的学生们为死者敬献了挽联，其中，最令人心碎的当是刘和珍的未婚夫送的那副挽联：
生未同衾，死难同穴，劳燕每分飞，六载订婚成一梦；
外抗强权，内除国贼，疆场空有约，白宫溅血泣黄泉。
参加了追悼会的鲁迅过后写下了一批极有分量的文章，文章内的好多话已经成为人们时常引用的经典句子。而举行过追悼会的大礼堂，现在则成了纪念鲁迅的场馆。
我去参观时因为是星期天，礼堂大门上锁，只有一尊鲁迅先生的半身汉白玉雕像立于楼前—还是人们熟悉的那么一副冷峻的模样。
当时的周树人，已经恢复了被免了五个月的职，又回到教育部当佥事去也。
当初，周树人因不服被免职而将章士钊上诉至平政院。这个专门审理行政诉讼和官员违法案件的机构，经数月审理后，认定政府未按《文官惩戒条例》和《文官保障法草案》规定的程序（须呈书面申请并由惩戒委员会审理后执行）办事，而是直接将周树人免职，故做出书面裁决：取消教育部之处分。
周树人等人自然弹冠相庆。非常时期的民告官，对抗中的部下告上司，居然赢了！其实，这不仅是上诉人依法捍卫自己权益的胜利，又何尝不是法律至上原则的胜利—因为章士钊乃前任司法总长兼教育总长。七十多年后，让我们在为鲁迅依法获胜而庆幸的同时，也为当时的司法独立现象而不吝一声赞叹吧！
由于冯军的又一次反叛，被各方拥戴出山的段祺瑞一夜之间成了“革命”的对象。执政难以为继，老段只好率众要员撤出北京，同车离京赴津的随员中，也有章士钊。
也许，直到此时，黯然神伤的章士钊才会一遍遍想起已经过世的杨昌济对自己的奉劝吧？他的睿智的老友早就颇有先见之明地忠告过他：
政治漩涡中诚非吾辈所应托足，无补国事，徒有堕落人格
北京新文化街上的鲁迅中学，其前身即北洋政府时期的女师大。现校园里唯一的雕像，是当时在该校兼课并找到爱情的教育部官员周树人。之忧。军阀政客，皆不当与之为缘。不当迎合恶社会，当造新社会；当筑室于盘石之上，不当筑室于沙石之上。吾辈救世惟赖此一支笔，改革思想，提倡真理，要耐清苦，耐寂寞，望幡然改图，天下幸甚！
章士钊离开了北京，也自兹离开了政坛。
写完那几篇著名的文章之后，教育部佥事周树人也辞了公职，携心爱的女师大学生许广平离开了北京，把母亲和妻子朱安女士留在了京城白塔寺下的那座小院儿里。与章士钊的这场斗争使他心身交瘁，以致在给老母的信中还曾承认被章氏气得吐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