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对这位乡贤实在是够客气的了！政治上宽容，经济上接济，对毛泽东这位铁石心肠的大政治家来说，唯章一例，绝无仅有。
共和国的大管家周恩来对章士钊当年的关照也一直不忘。周恩来不光能整段地背诵章氏早年发表的诗，还对章含之讲过在欧洲时的一段往事：
章士钊第二次赴欧洲考察之际，中共旅欧支部负责人张申府与周恩来在巴黎找到章士钊，托其将一部印刷机带给留学德国的朱德。张申府是周恩来的入党介绍人，曾在北大就读，为章士钊的学生。因法国当局已接到中国政府的通知，对这帮来自东方的热心于政治活动的青年格外留神，所以，这笔货运业务是不可能办理的。而章身为中国要人，享有外交豁免权，他便顺手帮了中共一把，走前还留给青年共产党领袖们一千元钱。
有趣的是，当女儿回到家中把总理的回忆讲给老父听时，章士钊竟然记不得也！
章士钊不记得自己做过的许多好事了，但人们却一直记得他做过的那两件“坏事”—镇压了女师大学生运动，参与了“三·一八”惨案。这两桩公案一直像口香糖一样被人反复嚼着，末了，还要吐在他瘦巴巴的身上，让他至今也洗刷不掉斑斑污渍。当年郭沫若（时任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在八宝山为他致悼词时，只赞誉了他漫长生命的后二十几年（1949年他参加开国大典时已六十八岁），如“拥护中国共产党”，“关心社会主义建设”，如“为国家的统一大业，不辞劳苦，鞠躬尽瘁”等，但对他更为丰富而多彩的前面的大半生，却只字未提。
至少，他营救李大钊一节，人们不该忽略啊！
前面已经说过，他和李大钊是相识于日本的好友，回国后，是他把年轻的李大钊介绍到《晨报》当编辑，后来又介绍其到北大当图书馆主任的。他的夫人吴弱男是大钊女儿的干妈，而大钊则是他儿子们的课外老师。两家夫人也互有往来。章士钊赴欧时认真研究过马克思主义，李大钊则是公认的中国共产党创始人之一，他非常希望把好友发展为本党同志。章士钊说过：“守常时则以共产主义向吾启示，并约吾共同奋斗。”只因章氏乃“不肯受党派之羁绊”之人，才未成为中共早期重要人物。
民国十五年（1926年），举国震惊的“三·一八”惨案发生后，是执政府秘书长章士钊亲笔把李大钊的名字从后头勾到了第二名（列徐谦之后），使力主“赤化”的守常老弟一下子成了执政府通缉的首犯。但政见归政见，两家还是照常往来。周作人就曾在北大图书馆里见过正在找李大钊的总长夫人，而章士钊保存下来的一张李大钊相片，背面则有“弱男同志惠存”的李大钊手迹。
民国十六年（1927年）4月初的章士钊，已经不再是政府里的高官，随着段祺瑞执政府的垮台，他也失去了待在权力中枢的机会。是杨度匆匆赶来向他报的信：张作霖近日将派军警进入苏俄使馆捕人，让守常赶紧躲避！
章的夫人吴弱男匆匆去了东交民巷，以给儿子办签证为由进入苏俄使馆。章士钊和夫人的设想是，李大钊从速潜出京城，到天津日租界的章宅里一避风头。
但是，几天后，报上刊登了李大钊等众多党人于苏联使馆内被捕的消息和照片！章士钊遂直接出面找到奉军总参议杨宇霆，请他转告“雨帅”：“切不可为一时意气杀戮国士。”
但张作霖犹豫了几天后，却谁的面子也没给。4月28日，章士钊主办过的《晨报》上刊出了李大钊昨日被处绞刑的新闻。章士钊与吴弱男乃赶往宣武门外的长椿寺，望着停厝于斯的烈士灵柩，这位倔犟的“孤桐”失声恸哭！过后，他与其他几位大钊生前的好友共筹两千元钱，留给了李夫人。
他尽自己全力去挽留一位正值盛年的国士的性命却没能成功。“人生各有托，君去独不归”—共和国成立后，章士钊还用这样的诗句表达了他对故友的深切缅怀。
是啊，这个有恩于共产党的人，怎么会连自己的故居都没被保留下来呢？
民国十四年（1925年）的5月7日这一天，章家人又将经历心惊肉跳的一幕。
那一天，两百多个热血沸腾的学生从故宫后门的神武门那里集合好后，气势汹汹地涌进这魏家胡同，他们要质问“老虎总长”为何要“摧残教育，禁止爱国”？
邹小站著的《章士钊传》中有对当时经过的详细记述：
其时，章士钊还在教育部上班，章夫人吴弱男也因事外出，家中只有一个家庭教师以及章士钊的三个儿子，另外有几个仆人，但是都没有见过这样的场面，无人敢出面交涉，只是说章总长不在家。学生不信，乃开始搜索，搜来搜去不见章的踪影，学生不觉大怒，乃将章宅的玻璃以及一些器皿、古玩、字画等捣毁。正捣毁之中，有警长率六七十名警察到来。警长先入室对学生说：“诸君有事，可以派出代表数人以便谈话。”不巧的是，这位警长着的是便服，加以留以短髯，仪态气度都不错，结果被学生误认为是章士钊。一位学生大喊：“章士钊乎？该打！”言未已，即飞来一拳。警察当即还手，于是一场混战就在章宅打开了。正打着，又有一队警察赶来。学生终究敌不过警察，最后，有十八名学生被捕。
单从这段文字看，学生们委实过分了。警察叔叔已经够忍耐了啊！你闯入私宅随意打砸，难道执法者能不制止吗？请你派代表有话好好说，难道该挨打吗？但我们看到的北洋时代的学生们就是如此豪迈，如此无畏。
“天下者，我们的天下；国家者，我们的国家；社会者，我们的社会。我们不干，谁干？我们不说，谁说？”“文化大革命”初期的大街小巷上，都张贴着这段据说是伟大领袖当年在长沙当学生领袖时发出的豪言壮语。其实一想到“红卫兵”的“壮举”，就不难理解20世纪20年代的学生运动到底是怎么回事。乱世的学生运动，往往会被政治势力所操纵。
捣毁章宅的时代背景不可不交代。
本来章士钊已厌倦政治了，与他相识的那些大人物也渐渐淡忘了他。但忽然时来运转，在天津当寓公的北洋元老段祺瑞招呼他了！
老段是被冯玉祥和张作霖联手请出来的，而章又是被段请出来的。
民国十三年（1924年）10月，直军将领冯玉祥发动北京政变后，与张作霖联手请出了息政津门的段祺瑞主政。段祺瑞治国，要有人才辅佐，于是，久负清名的章士钊被召入天津的段公府中。
这时的章士钊已经人至中年，早就看不惯他所说的“邦基将沦”的时局，并自认做官可以“小行其志”。所以，段那边一请，他这边就“怀国士之报”投奔过去了。历晚清而民初，他尽管是袁世凯、黎元洪和南方的孙中山、黄兴等政坛巨头的座上客或好朋友，但没有一个人像老段这样深为倚重自己，所以，为报答段氏的知遇之恩，他欣然“跌入粪坑”—朋友们用这样的词惋惜他的“出山”。
当年11月24日，段祺瑞就在与魏家胡同只隔一条胡同的铁狮子胡同宣誓就任“中华民国临时总执政”，章士钊成为执政府的司法总长。这位民国名流第一次成为政府实官，而不仅仅是策士。
从“执政”的名义，到具体的办法、执政府的若干政策，都是章士钊为段祺瑞设计的。
然而，该书生又把问题想简单了！他总是像当年主动跑到巡捕房去打探案情一般过于天真。这位司法总长主持查办卷入曹锟贿选案的议员，雷声很大，但总也查不下去，最后反倒落了个“老虎总长”的绰号—人家把他《甲寅》封面上的老虎套在了他头上。他承认自己“不存心机”，亦即不擅权术，与执政府内部的许多官僚关系不睦，所以，他的失败是迟早的事。
倒是段祺瑞还信任他，转年4月，又任命他兼任教育总长。
“章老虎”携凛凛虎威入主教育部，自然有人惊悚。果然，他要“整顿学风”，其主要内容为，合并京城大学，提高师资素质，加强考试。
其时，正是首都的学潮闹得最凶的时候。由于中央财政的困难，国立大学的经费每每不能兑现，便有教员们把对政府的不满借用学生的力量发泄出来。你要合并大学，就要有人失业；而提高师资素质，就要滥竽充数者“下课”；学生中自然不乏荒怠学业者，你要加强考试，这部分人就会没有出路，即使一般学生，又有哪个喜欢考试？所以，志在“整顿学风”、改变“士气嚣张”局面的章士钊，一到教育部就成了很多人的矛头所向。而蜜月中的国共两党的推波助澜，更使得学生的爱国热情越来越具有了明确的政治目标。
北洋时期，军阀当政，人人怕兵又恨兵，便有聪明人把“兵”字拆开，念作“丘八”（冯玉祥就把自己写的那一大堆打油诗自称为“丘八诗”）。后来，由于有了“五四”运动大获全胜的经验，“学生万能”、“学生神圣”的观念在京城的院校里居然大行其道，教师甚至校长每每要去巴结学生的怪诞现象也出现了。一事不和，学生们便闹学潮；一上大街，校长往往就要下台。学生们的脾气往往并不比“丘八”们小到哪里去，所以又有聪明人把学生称为“丘九”。当时的重要刊物《现代评论》上就曾有人著文批评利用学生的人是“利用丘九也可以得地盘、争饭碗”。
在英国获政治学博士学位归来的北大教授陈源先生亦为社会名流，《现代评论》是他和同人们的舆论阵地。凡熟读鲁迅的人，没有一个不知道这位笔名“西滢”的反面人物的。陈为我们留下了这样一桩旧事：
星期一北大许多学生开会反对考试，一个学生演说道：“他们利用我们去驱章，我们也交换条件，利用他们不考试。”（据某教授报告教务长的话—原注）。
瞧瞧！白纸黑字嘛！就是有教师在利用学生，而学生们上街也并非都是源于纯洁无瑕的爱国热情，这和历史教科书所告诉我们的事实有多大的不一致啊！
正是在这个大气候下，章士钊的私宅被捣毁。
事发第二天，章士钊就给段祺瑞写信说明家中被毁的情况，并认为是学生中荒废学业的人要蓄意破坏他设立考试委员会整顿教育的计划。接着，大度的他替学生说情道：“年幼书生之偶然冲动，不足深较。”但又坚定地表示：“惟本部秉承执政（段祺瑞）所定之教育方针，决不因此而有所增减。”
这边还在表示要坚定不移地“按既定方针办”，那边却掀起了滔天巨澜—两天之后，北大等三十多所大中学校的学子们举行了声势浩大的请愿活动，要执政府罢免教育总长和警察总监，释放被捕的学生。5月11日，各大学校长与章士钊共同商讨平息学潮办法，章士钊还豁达地表态：“对于青年学生，意气冲动，决不主张深咎。”但他已心灰意冷，向老段递上辞呈，未等批准便携家人离京去了天津。
5月7日，原本是袁世凯在日本人的压力下签订所谓的“二十一条”的日子，知识界就把这一天定为“国耻纪念日”，每到这一天，便有学界大游行。万不料，以学生领袖起家的章士钊在成为国家最高教育官员后，竟然成了激进学生要打倒的对象！
巧合的是，我从小就能背诵的一段毛泽东1966年《给林彪同志的一封信》也是这一天写的，故称“五七指示”。信中有毛泽东对解放军和工人、农民、学生等各业的全面设想。有关学生一章，是这样说的：
学生也是这样，以学为主，兼学别样，即不但学文，也要学工、学农、学军，也要批判资产阶级。学制要缩短，教育要革命，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统治我们学校的现象，再也不能继续下去了。
这段话，把毛泽东对传统教育制度的厌恶表达得清清楚楚。近年有研究者称，“文化大革命”前毛泽东曾为教育事业问计于章士钊。老实说，我不相信这种说法。我更愿意把自称有猴气的毛泽东当成永远的学生运动领袖。他少时就不肯老老实实上课，而且，特烦考试。当年湖南省里那一场场学潮，浪尖上总能看到他的身影。他对学生运动的理解，显然十分透彻，而那场“史无前例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就是他引导学生运动达到其巨大政治目的的一个最为成功的范例。
比之他的小同乡毛润之氏，章士钊显然过于笨拙，他不仅不善于引导学生的爱国热情以达到自己的目的，反倒以孤桐的梗直对付八面的来风。数月后，他因段祺瑞的极力挽留又回到任上，更大的麻烦也摊在了面前。
我说的是女师大风潮。
离开魏家胡同之后的那天下午，我们从宣武门地铁站钻出来，顺着宣武门内大街一路向北，去找新文化街。
北洋时期，那条街叫石驸马大街。
当时的石驸马大街，是一条有名的政治街，杨度等六位名士组织的“筹安会”即设在这条大街上。大街上最显眼的是一座正在维修的郡王府，不知杨度先生他们请袁大总统当皇帝的那个机构是否曾借此宅办公。
北洋时的“大街”，如今已似胡同般狭窄，汽车、行人往返梭行，以致我想在马路对面拍张画面清净点的照片的机会都很难得。
我拍的是新文化街45号，一幢保存得非常完整的民初建筑，西洋风格自上而下，从墙到门，从楼到院。“鲁迅中学”四个金字赫然嵌在正门内的楼上方。显然，这是集的鲁迅的字体。
原样的灰墙很好看，每一方的四角都嵌着花卉图案的砖雕。紧挨大门的那方墙中间砌着一块很显眼的汉白玉石牌：
北京市文物保护单位
原国立北平大学女子师范学院
因是星期天，学校的大铁栏门锁着，旁边的小铁门留着道缝。仄身进去，河北口音的看门人正与妻子在扯绳晾衣服。
我的记者证很管用，看门人同意我在院内转转。
正楼门洞前立着一块锃亮的铜牌，我一字不落地把上面的文字抄录下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