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到中年，熟人之间的饭局便往往顺便成为毛片资源交流的场所，酒菜将上未上之前，笔记本和移动硬盘便纷纷亮相，拷来拷去，出手都很豪阔，动不动就是几十个G的大买卖。于是，下三路的话题就很自然地成了下酒菜。
男人们的毛片观看史仿佛都很漫长，伴随着从男孩到男人的变化过程，而女人的观看史往往要滞后几年。比如说我。
我的大学时光，是混浊而美好的录像厅时代，那时最大的校外娱乐就是录像厅。三元钱入场费，可以在那里待上一整天不出来。我们一般是忍饥挨饿地连着看五六个香港武打枪杀电影，出来之后腿脚发软，眼冒金星，所有的经典情节都被自动嫁接到一个片名之下，成为自我记忆中的DIY串烧版。
与学长兴致勃勃地聊港台古惑仔的时候，学长们常常露出不屑一顾的神秘表情，追问之下，才知道我们正在热衷的是高年级男生玩剩下的小儿科。而他们之间现在流行的是到一些特定的秘密录像厅里去看毛片。
到大三还以为接吻就会怀孕的我不太明白毛片的概念，只隐约知道会露点，很是好奇，于是十分虔诚地央求着师兄们带我去他们为之得意的神秘地方看毛片。开始答应得好好的，临去，人家又变卦了。师兄很严肃地对我说：那里不适合女孩子去。求看毛片而不得其门，大学四年
就这样在没有毛片的遗憾中快乐地过完了。
毕业分配到延边当地一所郊区的职业中学。留校住宿的单身老师中，俩男俩女脾气投机，其中包括我。那时没有电视，一放学，校园就寂静
一片，除了聊天，几乎没有业余生活。一个周末聊到我一直神往的毛片，俩男孩就很仗义地打车带我俩去找录像厅。
七拐八拐，找到一个偏僻地儿。看了三个武打片，还是不见毛片的影子，我的耐心快被困倦折磨到极点了，男孩很体贴地解释，十二点以后才会放。于是，继续耐心苦等。
十二点，突然灯亮了。开始清场，要重新收费，于是走了一大半。两台电视的人并到一台电视前。我知道，我期待的那个光辉瞬间就要到来了！不经意往后一瞟，发现后面有一排人行为古怪——六七个人，齐齐地把头埋着。我觉得奇怪，就又回头看了一眼，结果他们也有人忍不住抬头偷看了我一眼——天哪！竟然是我的学生！
还没等我从尴尬中回过神来正襟危坐地教训他们，他们就乌泱一下子全都撒丫子跑了。
尴尬很快被对即将来临的毛片的期待替代。于是在重新暗下来的电视屏幕前，我虔诚地瞪大眼睛，时刻准备迎接激动人心的一刻。
一个小时过去了，依然是枪战，眼皮已经打架，强撑着，又半个小时过去了，依然没有任何角色有要脱的迹象。绝望之下，我决定撤。
车上议论此郁闷事，司机在一旁插话：“这几天严打，所有录像厅都不放毛片。”
就这样，在奇差无比的毛片运气中，我又过完了有缺憾的毕业元年，之后，带着遗憾来到北京。 终于看到毛片的时候，我已经二十七岁了。
那归功于一个当时住在中央音乐学院里的一个小矮平房里的朋友。那时我们连电视机都没有，更别提录像机了。而那个朋友却一应俱全，包括各色毛片录像带。所以，那小小十平方米的地方就成了朋友们经常出入的窝点。
一日，只有我和老公在。于是找出向往已久的毛片录像带。虽然已婚了，但第一次看人体所有器官都赤裸裸地在屏幕上摆动，还是心惊肉跳的。可是看第二部的时候，就已经审美疲劳了。除了搞就是搞，换了演员换了场景也还是那些事，更何况在我心中很是神圣的性爱之美都被动物性的表演给颠覆了，于是瞬间厌恶起毛片。这个情绪延续至今，当然，主要是指欧美毛片。
我很庆幸我那么晚才看到毛片。要是少女时期看了，我要么会因为刺激成为色情狂，要么会因为恶心器官暴露而成为性冷淡。还好，老天眷顾我，让我当初踏破铁鞋无觅处，所以，一切正好。
这是题外话，接着讲故事。
第一次看毛片，而且是在朋友家，而且是在朋友不在的时候，觉得像是在做贼。内心被紧张感和兴奋感交替折磨着，以至于血液异常奔涌。直到朋友恰到好处地在我们看完时回来，心还是狂跳不已。脸涨得通红，好像刚刚做过见不得人的坏事儿。
另一个朋友的运气就没我们这么好了。他也是一个人在这里偷看毛片，看得正投入，主人回来了，他一紧张，把遥控器上的暂停键错当了停止键按了下去。结果主人看到的是静止在屏幕上的器官大特写。
我一直搞不懂的是，网上老看见有人如数家珍地谈论“日本AV女优”——毛片演员怎么还会有名有姓？而且还会让人记住同一张面孔？甚至还有人写文章《纪念武藤兰君》，说“为人不识武藤兰，看尽毛片也枉然”。这样的口号，让我不得不自卑——为什么我就不认识武藤兰？为什么？为什么？这是为什么？？？
直到2008年的春节，在一个转了N道手的移动硬盘中，我终于看到了所谓“日本AV”。那个片子叫《女搜查官》，主演叫立花里子。看完那个片子，我才知道，原来，第一次我看的是毛片中的下品，而真正的上品是日本的AV（虽然我到现在也不知道AV俩字是什么意思）。日本AV中，各个是珠圆玉润的尤物，长相、身材、气质，包括剧情和调情，一切都刚刚好，既不像欧美那样夸张和野蛮，又不像港台的那样做作，虽然有马赛克，但看得人心神荡漾。难怪AV女优会被人这样念念不忘津津乐道！
三十八岁高龄之际，我终于搞清毛片也分三六九等，终于搞清什么是日本AV，终于可以在面对所有毛片界人士的时候腰杆儿倍儿直、鼻孔朝天了。但迄今为止，我也只看过这一部，而且打算再不看第二部，我怕再度审美疲劳，最后连津津乐道的兴趣都没了。
别了，我的毛片史！别了，我的女拖拉机手！别了，我晚熟的前半生！
第一次做贼是在大学。几个闺蜜为了庆生中午去学校的快餐店吃包子，吃完喊了半天结账，没人理我们。太生气了，我们纷纷嚷着：“再不理我们，我们就跑单了！”发出这样的威胁，居然还是引不起注意，海今提议：“咱们真走一下试试！”于是我们就犹疑着站起身来，犹疑着蹩出门，回头张望，没人追出来，于是撒丫子就跑！跑到他们彻底不可能看见的地方，我们几个笑得上气不接下气！“居然真的成功啦！”海今感慨道：“原来当小偷这么刺激！难怪好多名人也要当小偷呢！以后还要找机会当小偷！”
说归说，跑单的事儿后来再没干过。那家快餐店我们也半年没敢去，怕被认出来抓个正着。
不过跟偷类似的事还是有的。刚到北京时，在一家文化公司做编辑，主管是从化工部退下来的一个处长，学风严谨，为人也正直。一次，她让我去王府井书店给编辑部买资料，回来时，我夹带了一本几块钱的私货，书款开在公司的发票里了。终究不是做贼的料，心理素质不行，忐忑了大半天，还是老实向主管主动交代了。主管正色道：“不以恶小而为之。虽然只有几块钱，但性质跟偷窃是一样的，占便宜的心一点都不能有！”
我听得汗如雨下，但也如释重负——总归是说出来了，不然这件事会成为压在我心底的一块大石头。那天下班后坐公车，钱包不翼而飞！
里面没什么东西，就七八块钱。我突然觉得这是老天给我的惩罚，占了多少便宜，就要损失多少等值的东西。后来的一次真正的偷，再次印证
了这个事实。
要结婚了，两个京城的白领蜜友打算请我俩去吃自助火锅小庆祝一下。年轻时我们还一无所有，家里的所有家当都是朋友给留下的二手货。
下馆子的机会也很少，那时候吃的包括肯德基在内的大部分的高档饭，都是这俩白领蜜友请的。自助火锅是第一次，觉得不吃撑了就赔了，我
们一盘又一盘地往回端东西，直到撑得快爆了，才心不甘情不愿地罢手。吃完我又注意起盘子来，发现自助的盘子很轻薄，塑料的，摔不烂。我随口说，这么多盘子，真想顺回去几个啊！
本来完全是一句说笑，结果美女白领邢柯马上来了精神，说：“那咱们就顺回去几个！”我一听就开始紧张了，但又难以自抑地兴奋：“真的可以吗？这咋偷啊！”邢柯二话不说，打开我的大包，刷刷刷地就往里塞盘子，我们看得目瞪口呆，又觉得刺激无比。我紧张得不行，说够了够了别再装了，她又顺了一大把勺子，才干脆利落地拉上拉链。出得门来，一溜烟地钻进了出租车，上车之后，惊魂未定，就开始哈哈大笑！继包子铺逃单事件的许多年之后，再次重温了做贼的快感。其实并不是真想要，她们也不是送不起，纯粹想恶作剧一次，还真就成功了！ 回到家中，我把所有东西都拿出来，细数今天收获的结婚礼物，盘子和勺子都在，但，英子送我的全新的化妆品却不翼而飞了。把所有东西都倒了出来，依旧不见，而其他东西，包括钱包都完好如初。我瞬间又想起了那个恶咒——你占了多少便宜，老天就会收回多少。
我觉得上帝是偏爱我的，他用这种方式提醒我，不可作恶，不可贪婪。自此，我彻底断了贪便宜的心，类似的恶作剧再也没敢搞过。因为每每有唾手可得的便宜在眼前，我都会想到上帝的屡次提醒。这个不贪便宜的作风，让很多朋友都钦佩不已。
可以定性为偷窃的行为不是恶作剧就是贪小便宜，从来没有像小说里写的是为生活所迫。不过还是有一次因为面临绝境而偷盗，虽然未遂——
住在圆明园画家村的那段日子，我的朋友不多，只有一个笔友哥哥在鲁迅文学院上研修班，算是我为数不多的可以串亲戚的地方。鲁迅文学院在东八里庄，与圆明园一东一西，路途遥远。一次去找哥哥玩，待得晚了，心急火燎坐车到三元桥倒车的时候，眼睁睁看着302末班车刚刚驶出站台。
打面的需要至少二十元钱，而我那时没钱，一般出门身上就十来块钱。怎么办？我想起了可以拦截骑自行车的行人搭顺路车，于是边顺着三环朝中关村方向走，边频频回身招手，一连过去十几辆车，都无人敢停。正绝望时，有一中年男子停了下来，我说明了情况然后诚恳地问：“你能带我一段吗？”他欣然答应。我高兴地坐上后座。才骑了没一会儿，眼看到一个立交桥了，他说：“咱们到下面去坐会儿吧？”我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惊讶地问：“你要干什吗？”他说：“不干什么，就去亲热一会儿。”听我愣着没接话，他又补了一句：“我给你一百块钱。”
我立马觉得有一百只蟾蜍爬遍了我周身，当即就要吐，大喊：“你把我当成啥人了？停车！”他停下来，一点尴尬的表情都没有，相当平静地上上下下又把我打量了一遍，甩给我一句“装什么正经”后，就飘然而去。
我气愤至极，觉得受到了巨大的侮辱，气冲冲地往前走，再不敢搭车。心想，走到天亮总能走到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