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055年，仲敦巴在聂塘主持了悼念阿底峡的仪式，并在那里建了一座寺院。这以后，他回家乡去了一次。不久，藏北当雄一带的地方头人们集会，派人请仲敦巴到热振地方去传教。1056年初，仲敦巴带领阿底峡的其他弟子，连同阿底峡的遗体一起搬到了热振地方，同年修建了热振寺，将阿底峡的遗骨供奉在热振寺银塔中。噶当派就是以热振寺为根本寺院，由仲敦巴传承阿底峡的教旨而逐步发展起来的。
仲敦巴一生虽未受过比丘戒，但他持戒极严，佛法精深，传教极广，开创噶当派，胜过其他比丘僧，将一生奉献给了弘扬佛法事业。他于1064年圆寂。
09.噶玛巴·都松钦巴
宋大观四年（1110年），都松钦巴诞生于朵康哲雪地方（今四川省甘孜州新龙县境内），幼名格佩，又名康巴乌巴。他的父亲叫贡巴多吉衮，母亲名拉妥萨冈江明珍，都是虔诚的瑜伽行者，均修习密法。都松钦巴自小便从父亲和祖父贡巴格布学习藏文，开始涉猎深奥的佛学知识。
宋宣和七年（1125年），都松钦巴年满十六岁，便依父母命，到噶查寺在堪布丘格喇嘛及规范师恰僧格查座前剃度出家，取法名贝曲扎巴，皈依佛门。少年都松钦巴自此踏上了艰难的学经之路。他出家后不到两年，便建立一座小寺，跟随阿底峡大师的弟子学习大师所传密法。
南宋建炎二年（1128年），都松钦巴已是十九岁的年轻人，他为了扩大知识面，寻求得道之路，历尽千辛万苦，到吐蕃逻些等地学法。他对学习的态度是兼容并举，不耻下问，认真刻苦。他先后从嘉玛尔巴、恰巴师徒学习“慈氏五论”、“中观六论”，从夏尔哇巴和喜饶僧格师徒学噶当派教法凡六年，从巴曹译师学《中观六如理聚》，从梅律师受比丘戒，并习戒律。此后，都松钦巴还从瓜译师和康巴阿僧学时转“六加行”等法。
南宋绍兴九年（1139年），都松钦巴在咱波扎卡幸遇达波拉结，大开了眼界。在达波拉结和粗墀宁波叔侄的教诲下，他在佛学领域里有了新的开拓。达波拉结为他讲授了噶当派的《菩提道次第》，亲自传给他噶举派的“拙火定”修持法。都松钦巴在名师的指导下，进步很快，短期内便身感异常，并由“定力”引生“拙火”，寒冬腊月，身着单布衣仍热得双手冒汗。都松钦巴坚韧不拔、刻苦修炼的精神，在当时的八百余修行弟子中如鹤立鸡群。不久，达波拉结让他去桑日静修。都松钦巴的学习范围极广，他曾到洛绕地方从热琼巴学习那绕巴、弥勒巴所传的教法，还学过萨迦派的“道果教授”以及宁玛巴的“大圆满法”。但在所有各派的教法中，他功底最深且认为最有效的，则为噶举派的“拙火定”和“大手印法”。
宋绍兴十七年（1147年），都松钦巴在吐蕃修习佛法及传经近三十年，依各派名僧学得深奥的显密教法，可谓学贯三藏。以后，都松钦巴载誉而归，东去类乌齐，在该地附近的噶玛地方建成噶玛丹萨寺（噶玛噶举即由此寺得名）。都松钦巴超群的佛学知识，积德扬善，惠泽众生，使他威望日增，仅康区一带，徒众就达数千人。
噶玛噶举派后来为了解决自己的领袖继承问题，遂追认德高望重的噶玛巴·都松钦巴为该派黑帽系第一世活佛，首创藏传佛教活佛转世制度。
10.宗喀巴
宗喀巴为藏传佛教格鲁派创立者、佛教理论家，沙弥戒名罗桑扎巴（善慧称吉祥），青海湟中人。藏语称湟中（今塔尔寺所在地一带）为“宗喀”，故被尊称为宗喀巴。他出生于佛教家庭，三岁时，噶玛噶举黑帽系四世活佛乳必多吉为授近事戒，赐号贡噶宁布（庆喜藏）。后随敦珠仁庆学习经论，并授密教灌顶，称号不空金刚。七岁正式出家受沙弥戒。十六岁前往西藏深造，开始独立进行宗教活动。
宗喀巴二十五岁时，已深入研究了“弥勒五论”、《俱舍论》《量释论》《入中论》及律藏、五明等，并在寺院立宗答辩，产生了一定影响。三十一岁时，他为振兴戒律，改戴持律者所戴的黄色僧帽。以后弟子们也随之戴黄帽，因此被称为黄帽派。三十六岁开始讲经收徒，先后在各地讲《现观庄严论》、因明、《中论》《俱舍论》等。同时系统地研习密法，研究萨迦派的“道果法”、噶举派的“大手印法”等，学习噶当派的教法及《菩提道灯论》等要籍，终于通达显密各派教义。
他以中观为正宗，月称为依止，以噶当派教义为立说之本，综合大小乘各派显密教法，结合自己的见解，以实践和修证为主，建立体系。同时从倡导戒律入手，进行宗教改革，主张显密教僧人均须恪守戒律、住院，严禁娶妻生子，规定学经次第，严密寺院组织，并著书立说，撰写佛教著作，复兴旧寺，建立新寺，广收门徒，挑选继承人，创立法会，讲经说法，宣传自己的主张，终于形成一代宗风，正式创立格鲁派。其改革得到西藏帕竹地方政权的支持。
明永乐七年（1409年），在被明朝封为阐化王的所巴坚赞等资助下，于拉萨大昭寺发起大祈愿法会，他被公认为西藏佛教界的领袖，格鲁派遂成为西藏第一大教派，藏传佛教信徒大多崇奉他为教主。后其弟子在各地广为建寺弘法，以其逝世的十月二十五日为宗教节日。
他的著作甚多，全集藏文推萨版共十八帙，一百六十多种。著名弟子有贾曹杰（原名达玛仁钦，甘丹寺第一代坐床者）、克主杰（原名格雷贝桑，后被追认为第一世班禅）、绛央却杰（原名扎西贝丹，哲蚌寺的建立者）、绛钦却杰（原名释迦也失，为向内地传格鲁派教义的最有力者）、根敦主（扎什伦布寺的创建者，后世追认为第一世达赖喇嘛）、推·喜饶桑布、麦·喜饶桑布、喜饶僧格等。
01.僧官制度的建立
佛住世的时代，佛陀针对弟子所犯的过失，因时因地，随机制定生活的规矩，这就是制戒的动机。当时，有关僧团的事务、大众生活的秩序，包括对于触犯戒律者的处置，完全由僧团自行裁决处分，这就是所谓“僧事僧决”的最高原则。佛教传入中国后，在发展过程中，为适应社会环境，佛教寺院及僧团与国家政治、社会、经济形成了密不可分的关系，在此背景下出现了僧官制度。
僧官，是由国家任命僧众中有德望的高僧，给予官职乃至俸给，从事纠察违戒失职僧尼的统理工作，也就是负责统领全国寺院僧尼以维持教法的官职。僧官不但是僧团的统理者，更是国家的职官，因此佛教与国家政治、社会，产生了互为影响的互动关系，形成中国佛教的一大特色。
僧官制度，始于魏晋南北朝时期的后秦，当时的职称为“僧正”，又称“僧主”。僧正，意思是须先自正，然后才可以正人。最初，僧正是僧团中职位最高的僧官，以佛法戒律规范僧尼；南北朝以后，历代承袭其制，只是职称随朝代而有变更。 据《梁高僧传·僧传》记载，鸠摩罗什入关后，弟子多达三千人，僧团的庞大，一时震撼了朝野上下。由于关内僧尼日渐增多，后秦姚兴唯恐僧团的组织与力量影响到政治的统领，于是在弘始七年（405年）颁布诏书，从僧尼当中礼派学优德芳的僧担任僧主，统领僧团。同时，在僧主之下，选派僧迁担任“悦众”，法钦与慧斌担任“僧录”之职，这可以说是中国僧官制度的开端。其中，悦众一职协助僧正管理僧团，负责僧团中的庶务；僧录则掌管僧团的人事，处理僧尼名籍与僧官补任事宜。
僧官由朝廷赐给丰厚的俸禄，例如车马、人事费用等，依照不同的职称，分任不同的事务。僧官制度的创置，是教团大规模发展下所产生的一种现象，这种现象显示出佛教所带给社会的，已不仅是一种精神内涵，同时也象征着佛教教团已形成强大的社会组织，拥有不可忽视的力量。
02.法果受命道人统
其实，在后秦设置僧官制度之前，早在东晋及北魏之时，就已经建立了僧官制度。根据《续高僧传》卷六记载，在晋代就有“僧司”的设置，它的时间，根据现代人的研究，至少应该是在401年之前。在与此同时或稍后的北魏时代，太祖道武帝拓跋珪也曾敕命沙门法果担任“道人统”，来统摄僧众。
太祖最初在汉地草创国业之际，虽处于兵荒马乱的状况，但仍不忘寻访高僧，探求佛理，可见他对佛教信仰的虔诚。他肯定佛教是救世济人的宗教，因此，在他迁都平城后，就敕命营造五重塔、佛殿，为僧众建设讲堂、禅堂、僧房、沙门座等完备的设施。这种种护持佛教的作为，都是沙门法果建议所致，法果当时是以策划建国的立场参与其事的。
法果戒行严谨，广弘佛法，受太祖迎请到平城，敕命为道人统，统领四众。法果常赞叹太祖明睿好佛道，他的意见深受太祖重视，形同参谋资政一般。
太宗时，担任道人统的法果，依然备受尊崇。太宗尊崇佛法的殷切，不亚于太祖，他在京都平城广建寺院和佛像，更请僧侣教导人民生活。永兴年间（409—414年），太宗授予法果“辅国宜城子”、“忠信侯”、“安成公”等爵号，但都被一一辞谢。太宗经常驾临法果的住处，但是因为寺门太狭小，皇帝的车舆通过不易，遂下令将寺门拆除扩建。法果八十岁示寂，在入殓之前，太宗三度前往吊丧，追赠“老寿将军赵胡灵公”谥号。由这些事迹可知，太宗对法果尊崇与信任的程度。
03.昙曜继任道人统
太武帝初时承继太祖、太宗的佛教政策，崇信佛法，礼敬沙门，每逢四月初八佛诞，即敕令举行行像仪式，并亲临门楼，观览盛况；后来受到宰相崔浩、道士寇谦之的煽惑，崇信道教，在全国建造道观。太平真君七年（446年），听信谗言，下诏普灭佛法，终于引发大规模的毁佛行动，造成佛教史上一大浩劫。
至文成帝即位，致力于佛教的复兴，设立一元化的僧官制度：中央以“监福曹”为官衙，“道人统”为首长，“都维那”为副首长；地方的机构则称为“僧曹”，僧官称为“州沙门统”。文成帝在昙曜继任道人统之后，鉴于僧团日益扩大，僧务繁忙，于是将监福曹改为“昭玄寺”。
昙曜担任道人统期间，对佛教、国家与社会有许多建树和贡献。他奏请设立“僧只户”和“佛图户”，作为佛教兴办事业的基础，同时致力于《大吉义神咒经》《净度三昧经》《付法藏因缘传》等书的译出和编纂。
北魏献文帝曾经攻打刘宋，将所得青齐地方的居民迁徙到平城，而把地位较高的民户设为“平齐户”，其余民户皆作为奴婢，分赐给百官。当时，献文帝依照昙曜的奏议，规定平齐户及人民每年必须捐给州郡的僧曹六十斛粟，称为“僧只粟”，这些民户就是“僧只户”。僧曹把收纳的僧只粟，加以统筹管理与运用，当遭逢凶年时，就赈放给饥民，等到丰年，再加付若干利息偿还。在制度上，僧只粟既非寺有物，也不是僧侣的私产，而是属于官有物，只是由出家人担任监督或营运的工作。除了赈灾之外，举凡教内的造寺、度僧、法事、讲经等事业，都可以运用这些基金。至于“佛图户”，是寺院所收容的重罪犯人或官奴、寺奴等，专门从事寺院的洒扫或耕作劳役。寺院对佛图户而言，可视为国家提供感化教育的场所，也是安定社会的一股力量。
04.三藏取代道人统
在“监福曹”改为“昭玄寺”的同时，这个中央机构的组织越加严密，权责也扩大。在组织编制上，昭玄寺置有“大统”一人、“统”一人、“都维那”三人，并置有“功曹”与“主簿员”，专门管理地方（州、郡、县）的“沙门曹”；在职权方面，可谓巨大而广泛。若僧众触犯杀人罪以下的过失，都直接交由昭玄寺，采取内律、僧制来处置。大致来说，昭玄寺具有司法权，可以惩治僧众；有立法权，可以制定僧制；有人事权，除了沙门统、都维那、寺主、上座等重要僧官是由皇帝直接任命之外，其他各层级的僧官，不论是铨选、任免、罢黜等人事权，都由昭玄寺掌管。
到了东魏、北齐，僧官制度不但全盘承袭北魏，并且增加僧官的人数，乃至演变到后来，用钱也可以买到官职，所以产生“断事沙门”的新僧官，由皇帝敕授，赋予管理的权力，与昭玄寺共治僧团。
西魏末年，专权二十几年的汉化胡人宇文泰，曾创设一种名为“三藏”的僧官，由皇帝敕授善于教导学徒、功绩卓著的高僧，封号三藏，担负教导与管理僧众的职责。后来这一职称取代道人统，而产生“国三藏”、“州三藏”、“昭玄三藏”等新的僧官。
05.南朝沿用僧正
南朝沿袭晋代的僧官制度，在中央政府设僧司，即衙署，也称为僧局、僧省或僧署。中央僧署的主官为僧正，或称僧主，刘宋武帝永初年间（420—422年）开始设置中央僧官，以瓦官寺法和为僧主，明帝于泰始元年（465年）任命僧瑾为“天下僧主”。僧主的职责，与东 晋、北魏、姚秦时代相同，主要在统领僧众。僧司通常备有定额的经费及人力，根据《梁高僧传》卷七 《僧瑾传》记载，皇帝下诏给僧瑾“法使一部，亲信二十人，月给三万，冬夏四时赐车舆、吏力”，作为僧官行政发展之用，僧署逐渐形同政府衙门一般管制着僧团，也为僧团解决问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