于是蒋总统在11月9日致书于杜鲁门总统，内称：
“支持国民政府作战目标的美国政策如能见诸坚决的宣言，将可维持军队的士气与人民的信心，因而加强中国政府的地位，以从事于正在北方与华中展开的大战。”
此一请求给杜鲁门总统拒绝了。他在11月12日所发出的复书，只举述美国业已给予中国的援助，并表示一些不着边际的同情。此一复书对于此时的中国正如冷水浇背。
对美国的书面请求既已失败，南京方面仍考虑如以中国一位要人亲访美国总统，是否更能发生效力。
一时颇有主张由张群负此任务者。其后，素为美国人尊重之蒋夫人愿将中国实情向华盛顿陈述。11月22日，她将中国危机向美国人民广播。24日，她又与美国国务卿马歇尔通长途电话，表示她愿意来华盛顿之意。马歇尔请她以其私人的上宾即来美国，并派一美国海军专机供她乘坐。蒋夫人遂于11月28日由上海起飞。
在华盛顿，蒋夫人所遭遇的官方态度多甚冷淡。关于中国问题的失败主义已笼罩了华盛顿。报界中的反蒋派向来不承认共匪控制中国后有何危险者，此时更热烈讨论胜利的毛泽东将会成为中国的铁托，美国尽可与彼安全交往通商。甚至长久赞助中国政府之人也不免怀疑，美国既已负担了对欧洲的马歇尔计划，是否尚能涉入亚洲的旋涡。
正在这样失意的气氛中，蒋夫人先后向马歇尔与杜鲁门提出一个请求美国援助的计划。她对他们说，此一计划可使中国政府遏止共匪再进一步。此计划包括有：（一）美国支持中国反共目标的正式宣言；（二）派一美国高级军官来中国主持反共战争之战略的与供应的计划；（三）核准一个军援与经援中国的三年计划，每年约需美金十亿元。
这些请求，按照美国后来在远东所受的惨祸而观察之，现在已不能算是不合理了；但在那时候却为报纸与广播批评家冷淡而不关心的态度所对付。蒋夫人留居美国约一年，无时不盼望美国远东政策之重行调整，但终未实现。民国三十九年（1950）年初，她在返国之前夕，对美国人民发表一次最动人的广播致辞。她的使命失败了，但她返国以后，仍受美国人民的尊重，认为是当代大人物之一。
董显光上面这些话，当然是语焉不详的，但这位蒋家的内侍近臣，还是不经意间，透露出蒋介石兵败山倒前的丑态——一相情愿倒向洋大人的丑态。其中所谓“派一美国高级军官来中国主持反共战争之战略的与供应的计划”，照当地驻美大使顾维钧的诠释，实际根本是“要求美国军官直接指挥中国军队”打自己同胞！《顾维钧回忆录》有看法如下。他说蒋介石：
他未能想到战局会恶化得如此之快。当局势确实急剧恶化时，当共军几乎兵临南京城下时，他根据美国过去的政策，自然指望华盛顿特别是杜鲁门和马歇尔予以援助，以提高全国的士气。如果反应不利，他肯定就会引退。
委员长作为最后一着拿出的，是11月初向美国提出的四点要求，其中包括要求美国军官直接指挥中国军队。他向来反对可以被解释为让外国人干涉的任何做法，因为他说中国必须维护主权和独立。所以，如果不是局势危急到如此地步，他绝不会提出这样的要求。那是最后的一着，甚至连蒋夫人访美，也可以理解为委员长寻求一切途径，用以敦促美国对那几点要求做出有利反应的愿望的一部分。他必定是说，他的最后决定，将取决于蒋夫人访美的结果。如果华盛顿支持他，答应给予更多的援助和派遣军事代表团，他就干下去。然而访美之行失败了，而且从我们待在华盛顿的人看来，显然谁也不能促使美国政府进一步有所作为，于是他决心下野了。
表面看来，照董显光说来，宋美龄去美国是单纯的。但究其内幕，却大有文章。顾维钧在回忆录中，以温柔敦厚之笔，保存了一些当时的秘辛。顾维钧说：
蒋荫恩带来了白宫与国务院人士盛传的报道。内容离奇古怪，我不大相信，不过还是记下了，因为蒋荫恩和白宫的记者与白宫工作人员以及国务院人士很接近。他通常每天到记者室去几次听闲谈。报告反映了他们讲的话。其中之一说，蒋夫人来美其实是个人原因，敦促美援的使命只是借口。这些原因是：第一，与委员长发生口角，委员长从沈阳回到南京，为时局担忧，把美国的态度归咎于宋氏家庭；第二，避免被共产党俘虏的危险，和为她个人的安全；第三，孔家和她在美国总统选举之前曾大做股票投机买卖，指望在共和党获胜后哄抬价格，结果大赔，他们来美是为了收拾财务上的烂摊子。我对蒋荫恩说，这些报道离奇古怪，不可靠。
虽然顾维钧说他“不大相信”，但在他的回忆录中，我们不难查出一些绝对可靠的“离奇古怪”。试看他提到外交部次长叶公超来电话：
他告诉我，蒋夫人不顾王世杰和委员长的劝阻，决定访美。接着，他传达了业经委员会同意的王世杰的下述口头指示：第一，蒋夫人将以私人身份访美，她将应美国各团体的邀请向美国政府中和美国人民中她的朋友们介绍中国的局势。（这是此次访问目的的官方说法！）第二，她不得公开露面。第三，她将是马歇尔将军夫妇的客人。第四，孔家的人，无论长幼，均不得参加她的活动；她的一切活动均须通过驻美大使馆并与之商议安排。第五，她将在华盛顿逗留一周至十天，至多不超过两周。
事实上，宋美龄在美国的动作，长达一年多，并且一下飞机即被“孔家的人”抢了风头，从种种方面看，她去美国，绝不止于“哭秦庭”式的求援洋大人，上面所说“白宫与国务院人士盛传的报道”，并非无中生有。
从政府对驻美大使的态度上看，从宋美龄对顾维均的态度上看，我们又可看到“离奇古怪”的现代史。顾维钧回忆：
从叶公超那天的电话里，我第一次听到蒋夫人即将来美的消息。但同日下午，国务院新闻发布官麦克德莫特宣布了蒋夫人计划访美。记者问他，蒋夫人是否应美国政府的邀请。他说他的声明只限于他已经宣布的内容。他显然是不愿回答，只是补充说，他对蒋夫人的访问计划和细节，一无所知。
中国“第一夫人”到美国访问，中国驻美大使却在美国官方发言人宣布的当天上午才被告知、才能得知，这叫什么体制！
非但大使靠边站，事实上，连外交部长也被撇在一旁。顾维钧回忆：
蒋夫人访问华盛顿的幕后原因是什么？当时情况这样不妙，而且经过我在华盛顿的联系、会谈与试探以及在巴黎与南京的会谈，我国政府对美国的观点已十分清楚，蒋夫人为何在此最后时刻前来访美？从官方的内部情报里，我找不出明确的答案。这次访问并未就其原委或理由与大使馆商议。据我所知，这件事也未与外交部长商议或征得他的同意。他只是被告知要派这样一个使节。
在正常情况下，派遣这样一个使节，需要进行充分的商讨，以考虑其得失利弊以及成功的可能或程度。但事实上，我只是在美国国务院宣布蒋夫人计划访美之前几个小时，而且只是在她1948年12月1日到达之前四天，才得知这次访问的。我没有机会就这次访问是否适时或适当向我国政府表示我的意见。我只能表示最良好的祝愿和当她到达时在机场向她致意，并且只要有成功的可能，就尽力使她的访问获得成功。
宋美龄抵美后，顾维钧说他作为驻美大使职员，自应请见。但在《顾维钧回忆录》中，我们却一再看到这些文字：
一、“次日，我返回华盛顿。我打电话给游建文，要求蒋夫人指定我会见她的日期。但一整天也未获回音。”
二、“那天早晨我曾再次约见蒋夫人，但游建文的答复还是和以前一样，就是一旦夫人确定时间，他便通知我。”
三、“自从在利斯堡我初次见她时要求指定会见日期，以后数日内又一再请求，她却始终未予约见。”
四、“12月5日星期日早晨，我再次打电话给在南京的叶公超，告诉他自从星期三至今我没见过蒋夫人。”
最后，在顾维钧提出他与美国总统会谈的记录后，有了转机：
次日，我把我和杜鲁门总统会谈的记录，及11月24日在白宫我和他讨论援华时，交给他的备忘录的抄本，给蒋夫人送去，同时附有致游建文的信，说明我由于刚刚得知蒋夫人离开南京时不了解这些内容，所以把文件送去。我又写道：
也许她对这些文件认为无用或不感兴趣，但是鉴于她即将访问杜鲁门总统并和他会谈，我认为把文件送去备她参考，是我的职责。
我估计她收到这封信后，将不得不找我谈话。同时按照游建文的要求，我送去了一份对报界声明的草稿。
我记载的各次声明，多少是个人性质的，但我把它们列入文件之内送去，以说明我的态度。首先，我认为把情况完全介绍给第一夫人，并向她提出有关这次重要访问的适当建议和忠告，使她能圆满完成任务，这是我的职责。虽然我觉得我的处境有些出乎意外而且很不正常，但我终于能够把我认为蒋夫人在和美国总统会谈中国局势之前所值得了解的，甚至是必须知道的情况告诉她，这使我很高兴。其次，在中国（在其他国家可能也一样），一般印象总是说外交使团并非总是警觉尽职的。假如一个特别使团未能完成任务，则这种批评更为突出。这是把责任推卸给常驻国外使团的惯用方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