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前在世界各国，尤其在我国这样的大变革国家，建立一整套严明有效的法律体系，以达到“遏恶扬善”的目的，仍然是一个相当紧迫而艰巨的历史任务。同时，在执行法律尤其是实施重刑时，要慎之又慎，小心从事，防止造成冤假错案；还要兼重道德教化，对能够接受教育、决心弃恶从善的人实行宽大处理。
《周易》的法制建设思想不仅对社会政治管理有借鉴意义，而且对经济管理同样具有启发价值。
在物欲横流、金钱摇身变为“上帝”的时期，经济犯罪成社会的最大祸害，这就使加强经济管理，减少经济犯罪成为迫与谚的需要，要求我们建立一套严密的经济法规，并辅以正确的舆引导，以减少此类犯罪。
具体到企业管理领域，也应健全奖惩制度，并严格实施，以达到“遏恶扬善”、严明纪律的目的。尽管那种无情严惩型的管模式不为现代管理理论与实践所接受，但这绝不意味着不要严严格规章了，那样只能造成“老实人吃亏，奸猾者得的反常现象，最终使企业陷入困境。而只有严明纪律，严格规章，恶惩善劝，才能使职员安分工作，积极进取。
“遏恶扬善”实质上就是要从消极和积极两个方面去激励工作。“遏恶”就是要严惩违章违纪行为，不留余地，不徇私情。
扬善”就是要大力表扬先进，树立楷模。这是正反结合、相反相成的激励行为。
而激励原理在现代管理学中是一项重要原理，它导源于组织行为学的一个著名公式：绩效=能力×激励。这就是说，一个人的工作成绩决定于其个人能力和激励水平两个因素，在能力一定的情况下，激励水平的高低将决定其工作成绩的大小。激励分自我激励和外来激励，这里主要指后者。
可见，“遏恶扬善”的激励措施在管理中是多么重要。“经营之神”、“日本电子工业之父”松下幸之助，曾为了仅有的一次上班迟到10分钟，把包括自己在内的八位领导处以减薪的惩罚，引起强烈的良好反响，激励了职员的自觉性、积极性，塑造了企业的良好形象。
这种“遏恶扬善”的激励措施适用于各个管理领域。它的广泛应用，无疑将会为人们创造良好的工作、生活环境，使人们乐于将自己的才智全部奉献出来。
在中国，民为邦本、政在民心的民本思想，一直是社会政治思潮的主流。从《尚书》的“民惟邦本，本固邦宁”，到孔子的“修己以安百姓”，《大学》的“大畏民志，此谓知本”，孟子的“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这一个个震撼人心的光辉命题，奠定了中国民本思想的坚实基础。《苟子·王制》对民本思想有一个绝妙的比喻：“君者，舟也。庶人者，水也。水则载舟，水则覆舟。”这很好地说明了民本思想的核心所在。
《周易》作为中国文化的代表经典，同样有着丰富的民本思想。《易传·象·泰》日：
后以财成天地之道，辅相天地之宜，以左右民。
就是说，统治者（尤其最高统治者）要充分运用自然规律进行管理，以使万物众生各得其所，以此帮助辅佐人民安居乐业。
可见，《周易》认为君只是为民服务的公仆，而不是高高在上的天子，君要努力辅佐佑助百姓幸福生活，而不要极力搜刮民脂民膏。这也就是《苟子·大略》说的“天之生民，非为君也。天之立君，以为民也”的深意所在。
《易传·文言·乾》日：“居上位而不骄”；《易传·象·乾》日：“天德不可为首”。这是说，领导者不可自以为居高位而骄纵放肆，自以为是。否则，就只能导致“贵而无位，高而无民，贤人在下位而无辅”的孤寡人下场。
《周易》认为，领导者要平易近人，“以贵下贱”，才会大得民心，受人拥戴；要“省方观民”，体恤民情，才会上下相亲，“天下和平”；要“损上益下”，博施济众，才会使人安居乐业，“民说无疆”；要以身作则，“说以先民”，才会使人竭力效忠，不惜牺牲；要泽及四海，“以继明照于四方”，才会国民安，“其道大光”；要“容保民无疆”，心怀万邦，才会成为“万夫之望”，治天下如运诸掌上。这些闪光思想对现代管理的个领域仍有其重大启发意义，值得认真学习、借鉴。
毋庸讳言，民本思想的根本目的仍是为了巩固统治阶级的专制统治。但其内含的一个重要而珍贵的价值观念却不能因此而被也，匹夫不可夺志也”，孟子的“人人有贵于己者”的“天爵”、“良贵”思想，和《易传·象·大过》的“独立不惧，遁世无闷”，都对人格尊严、人的内在价值作了充分肯定，这与其民本思想是一以贯之的。
我们现代人所提倡和向往的是民主自由，而不是什么民本思想。我们研究民本思想，当然不是要现代人重新拾起民本思想的沉重历史包袱，而是要说明这样一个简单的道理：即历史不能隔断，传统无法抛弃，社会文明的进步是以扬弃传统为前提的；民本思想固然不是民主自由，但民本思想是民主自由的必要历史前奏；如果没有这个前奏，民主自由这个令人振奋的壮丽乐章便成了无源之水、无本之木。
当然，民本思想与民主自由毕竟是两种截然不同的价值理念，有着大相径庭的历史背景和社会意义，从民本思想到民主自由还需要经历艰巨的革故鼎新过程，这便是我们所面l临的伟大历史任务：深入研究民本思想，奋勇实现民主自由。
我国领导人很早就提出，要以“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为最高宗旨，要坚持“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的群众路线，要以提高广大人民的物质、精神生活水平为最终目标。这些以民本思想为基础的指导方针，在一段时期内密切了干群关系，推动了革命和建设进程。
然而，不知从什么时候起，官僚主义歪风又开始在神州大地猖狂肆虐，连芝麻大的官都趾高气扬，目空一切，视百姓为草芥；他们人浮于事，拖拉推诿，一派衙门作风，严重脱离群众；甚至行贿受贿，贪污腐化，肆意违法乱纪，以至于造成干群关系极其紧张，人民大众义愤填膺、深恶痛绝的局面。但愿“反腐肃贪”能尽快取得实效，“勤政廉政”迅速蔚为风气。否则，照此下去，难免断送我国现代化建设的美好前程！
在经济管理领域，民本思想主要体现为以人为本，消费者就是上帝，注重产品质量和服务。
美国通用电气公司（GE）业务范围从通用电子产品到电视网络，为自己制定的目标是：不管生产什么，每百万件产品中只能有3．4件次品。正因为如此注重产品质量，所以才使其在2007年度全球最受赞赏公司排行榜中高居榜首。
垂衣裳而天下治的无为境界
道家学说认为，在社会管理中，“无为而治”乃是最为理想的境界。而“无为而治”这一术语则出自《论语》这一部儒家经典。“无为”并不是无所作为，而是有为的最高表现，“无为”是为了达到“无不为”的化境。所谓“无为而治”，就是说，由于管理者具有极高的领导艺术，虽然表面上看起来他非常清闲，并没有太多作为，但是他所管理的组织却井然有序，兴旺发达。
在中国，“无为而治”的思想主要导源于老子。老子认为，作为宇宙本原的“道”是“无为而无不为”的，它“生而不有，为而不恃，长而不宰”，生成万物而不占有，有所作为而不自傲，任物成长而不主宰。老子进而主张，“道”是自然无为的，却成就了仪态万方的宇宙万物；人也应效法“道”之无为，“以辅万物之自然而不敢为”，顺从自然规律，不可任性妄为；具体到社会管理中，也应努力达到“无为而无不为”的水平，因“取天下常以无事，及其有事，不足以取天下”。只有善于无为、菇才能达到无不为的理想境界。
无为思想在中国影响深远，就连主张弘毅进取、刚健有为的儒家，也有鲜明的无为思想。孔子说：“天何言哉？四时行焉，百物生焉，天何言哉？”他认为，天连一句话都不说，而成就了天下万物，人也应效法天的这种无为境界。《孟子·公孙丑上》样是把无为而无不为看作政治管理及人生的最高境界。
与老子、孔子、孟子等一样，《周易》也主张无为是最高境界。《易传·系辞下》日：
黄帝、尧、舜垂衣裳而天下治，盖取诸《乾》、《坤》。
在《周易》六十四卦中，《乾》、《坤》是居于首位的两卦，“乾”象征天，“坤”象征地，天地无为，任物自然，而天下欣欣向荣，万物顺利发展。黄帝、尧、舜效法天地的无为而治，“垂衣裳而天下治”，遂使国泰民安，天下协和。
《易传·说卦》日：
离也者，明也，万物皆相见，南方之卦也。圣人南面而听天下，向明而治，盖取诸此也。
“离，是八卦或六十四卦之一，象征太阳、光明、南方，圣人稳居高位，无为而治，“南面而听天下”，如同太阳普照万物，宇宙一片光明，使人民安居乐业，国家长治久安。
“垂衣裳而天下治”的无为思想有其重要的现实意义。在当今社会管理中，面临环境纷繁复杂，各种环节千头万绪，管理者（尤其是最高管理者）如果不能高瞻远瞩，把握全局，有所不为，无为而治，而是事必躬亲，大权独揽，那就难免陷入繁杂琐事而不可自拔，使自己疲于奔命，最后却是出力不讨好，把事情搞糟。
我国领导人提出，要以“有所为，有所不为”作为我国现代社会政治管理的指导思想，这是中国古代无为而治的思想在现代的应用。只有无为，才能无不为；只有有所不为，才能有所为；无为是为了无不为，有所不为是为了有所为；因此，有所不为是实现有所为的必要选择，无为实质上是有为的最高境界，它须以有为为坚实后盾和最高目标。
在经济管理领域，目前世界通行的所有权与经营权分离、董事长与总经理分权的企业制度，也可以看作是无为而治的一种表现形式。前述福特公司在1930年左右的衰败即与其总裁亨利·福特大权独揽的家长制作风有很大关系。美国经济竞争力高居世界第一的一大原因，是许多企业成立“小组”，下放权力，企业最高管理人员便可以摆脱琐事，对全局大事进行有效操纵。
可见，“垂衣裳而天下治”、“无为而无不为”等中国古代的无为思想，在现代仍有用武之地，值得进一步发扬光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