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然的一个有机组成部分，因此人应以“自家心便是鸟兽草木之心”的宇宙伦理情怀，与字宙万物和睦相处，同生共存，一起造就一个更加和谐融洽，有利共同发展的生存环境；（2）人又大自然的一个特殊组成部分，人有自我意识，有卓越的主体性。《尚书·泰誓上》的“惟天地万物父母，惟人万物之灵”、《左传》的“吉凶由人”、“夫民，神之主也”、老子的“域中有四大，而王居其一焉”、孔子的“天地之性人为贵”等伟大命题早就充分肯定了人在宇宙中的特殊地位和价值；（3）大自然有其自身运行的客观规律，人应刚健有为，积极进取，“制天命而用之”，自觉认识和运用自然规律为自己服务，唯其如此，人才能在越来越高的水平上“与天为一”；（4）大自然是一个平衡和谐、朝气蓬勃的有机整体，因此，人在利用自然造福自己的同时，应该注意爱护作为一个生命整体的大自然，要保持节制，高瞻远瞩，这样才能使人类拥有可持续发展的美好未来；（5）人应效法大自然的优秀德性，以提升自我、完善自我，天地的生生不息，海洋的博大胸襟，日月的光明正大，花卉的亮丽芬芳，彩云的雍容典雅，山川的灵秀壮观……这一切都是人类最伟大的永恒的精神导师，是人类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灵慧宝藏；（6）自觉地与天地万物在根本上融为一体，乃是人生的最高极致和理想境界，是实现自我、超越自我的最佳途径和最终成就。中国哲学中的天人合一思想便主要是在上述最后两点上放射出灼灼光华的。
与中国文化以天人合一思想占绝对主流地位形成鲜明对照的是，西方文化始终以天人相分（或叫天人相争、主客二分）思想为主流思潮。古希腊哲学家以外在于人的“水”、“气”、“无限者”、“火”、“原子”等作为宇宙本原的思想，苏格拉底（Socra-tes，公元前469～前399）的外在之“神”是要把世界“安排得最好的力量”的观点，柏拉图的理念世界与可感世界分立为二的理念论，亚里士多德把神、形式与个别事物并列为三种实体的主张，中世纪上帝君临西方社会的事实，近代哲学中经验论和唯理论旷日持久的纷争，德国的康德将“自在之物”、“上帝”、“至善”、“自由”、“目的国”等以不可知或“应当”推向永远可望而不可即的彼岸世界，黑格尔以高高在上的“绝对理念”为宇宙的本原和万物展开的原型的思想，现代西方追求客观实证的科学主义思潮的盛行……这一切都是以天人相分观为基本内核的。
在这里，需要明确指出的是，上述论及文化性格的“天人合一”、“天人相分”乃是在其价值取向、文化理想的意义上使用的，而不是在客观情态、真实现状的意义上使用的。事实上，在后一种意义上，“天人相分”还能存在，而“天人合一”则已失去存在的合理}生。因为在此意义上，“天人合一”只可能是天人未分之前的原始的“天人合一”。而这种天人浑沌一体的伊甸园态的“天人合一”，本质上是无所谓“天人合”的，甚至也是无所谓“一”的。只有在“天人相分”的基础上，即在人作为卓越的主体诞生后，才会产生文化，才会产生作为文化特质“天人相分”和“天人合一”。当然，随着人类主体性水平的不断提高，穗随着人类实践能力的不断增强，人类不断将自己巨大丰富的本质j力量对象化，使得自在的、异己的自然不断向人生成为为我的蠢属人的自然，人类也就随之不断从必然王国走向自由王国，“簿人合一”也便不断由价值理想转化为客观现实，“天人相分”擎会随之不断融入“天人合一”的历史洪流之中。萄作为中国传统文化的主要代表经典，《周易》在天人观上也是主张天人合一的，它以著名的“三才之道”说表明，人是天地万物中的一个有机组成部分，并肯定了人是一种堪与天、地鼎立而三并居天地万物之中心地位的特殊存在；以“天地设位，圣成能’、“裁成天地之道，辅相天地之宜，的光辉命题主张，人应充分发挥其天赋的卓越主体性，以自强不息的积极乐观态度，自觉认识和运用自然规律为自己服务；以“各正性命，保合太和，乃利贞”、“天地节而四时成。节以制度，不伤财，不害民”的可贵思想提醒人类，在利用自然造福自己的同时，要注意保持节度，以维护大自然的清静和谐和完美神圣，从而使人类的生存环境更加温馨宜人，也使人类能够在可持续发展的光明大道上昂首挺进；以几乎全部的篇幅提倡，人类应效法大自然的一切优秀德行，把这圣洁美丽的大自然当作自己渊博可敬、虔诚崇拜的永恒的精神导师，以不断提升自我，完善自我；以“范围天地之化而不过，曲成万物而不遗”、“与天地合其德，与日月合其明”等著名命题昭示着人类实现自我、超越自我的人生理想胜境。
中国近代史学巨擘王国维曾以其深邃锐敏的史学眼光指出：
“中国政治与文化之变革，莫剧于殷周之际。”的确，当我们蓦然回首五千年的中国文化史，我们便不难发现，殷周之际确实是一个具有划时代意义的伟大历史时期，因为正是在这一非同寻常的历史阶段，中国文化开始日益焕发出自己的特质异彩，开始迈出自己人文主义的矫健步伐。如果说，在此之前，中国人还是匍匐在天帝脚下的一群任凭宰割、可怜牺惶的小生灵，那么，从此以后，中国人便开始了他们征服以天帝为代表的一切异己力量的壮烈历程，从而日益成为享有尊严、昂首云天的真正的人。
“民之所欲，天必从之”；“天视自我民视，天听自我民听”；天地万物父母，惟人万物之灵”；“皇天无亲，惟德是辅”……这一声声振奋人心、响彻云霄的大声呐喊，分明奏响了中国文化新纪元的庄严序曲，并已基本预示了中国文化的主旋律。其中蕴涵的天从民意、天民（人）合一、人为万物之灵、皇天惟德是辅的光辉思想充分表明，中国文化对人在宇宙中的特殊地位、作用和价值是持积极肯定态度的。从此，这种充分肯定人的特殊地位、竭力高扬人的独特价值、高度重视人的主体性而否定天帝主宰作用的可贵思想，成为中国文化的主流思潮。
《周易》的相关思想也是这个主流思潮中的一股重要支流。
在继承上述《尚书》及《左传》的“吉凶由人”、“夫民，神之主也”，孔子的“天地之性人为贵”，老子的“道大，天大，地大，王亦大；域中有四大，而王居其一焉”等光辉思想的基础上，《易传》提出了“三才之道”、“三极之道”的著名命题：
易之为书也，广大悉备，有天道焉，有人道焉，有地道焉。
兼三才而两之，故六。六者非它也，三才之道也。六爻之动。三极之道也。
“三极之道”即“三才之道”，二者均指天、地、人“三才”或“三极”的相互关系及其一般规律。《易传》认为，《易经》
六十四卦每一卦的六爻中，上面两爻象征高高在上的苍天，下两爻象征广厚无边的大地，中间两爻象征卓然屹立于天地之间的人，人在天、地、人“三才”中居于中心地位。这是对人就是上顶天、下立地的一种存在之客观情状的摹拟，同时也反映了《易传》作者的一种人文主义的价值取向，即：人不仅客观上就是大中上顶天、下立地的一种存在，而且人事实上就是天地间的种有自我意识和独立意志的主体性存在，一种卓然屹立于苍茫宇宙中的顶天立地的特殊存在；人应该无愧于大自然赋予自己的特殊地位和崇高使命，充分发挥自己天赋的卓越智慧和超凡能力，努力认识和运用自然规律，协和乾坤，调理阴阳，从而使得宇宙万物“各正性命，保合太和”，共同组成一个更加和谐融洽的有机整体，使得自身的生存环境更加赏心悦目。
《易传》的“三才之道”所蕴涵的极为可贵的人文主义思想，乃是春秋战国的主流时代精神的具体表现。当时，充分肯定人在宇宙万物中居于中心地位、享有至上价值的思潮，成为时代精神的核心内容。与“三才之道”相映成辉的闪光命题还有：孟子的“万物皆备于我”；荀子的“人有气、有生、有知亦且有义，故最为天下贵”；《礼记·礼运》的“人者，天地之心也，五行之端也”，“人者，其天地之德、阴阳之交、鬼神之会、五行之秀气也”；《内经·素问》的“天覆地载，万物悉备，莫贵于人”……此后，这种充分肯定人的中心地位和至上价值的思潮，一直是中国文化的强劲主流。西汉大哲学家董仲舒指出：“人受命于天，固超然异于群生……其得天之灵，贵于物也”，认为人禀天地灵秀之气而生，天然超拔迥异于万物，因而自然享有价值中心之特殊地位。西汉末年的哲学家扬雄则说：“天地之所贵日生，物之所尊日人。”南北朝的何承天更提出：“人非天地不生，天地非人不灵”，主张人是天地灵明之所在，如果没有人，大自然就会是一片蒙昧沉寂。以后还有宋代周敦颐的“惟人也得其秀而最灵”；邵雍的“人也者，物之至者也”，“唯人兼乎万物，而为万物之灵”；朱熹的“唯人之生，乃得其气之正且通者，而其性为最贵”；清代戴震（1723～1777）的“人也者，天地至盛之征也”，毛泽东（1893～1976）的“世间一切事物中，人是第一个可宝贵的”……所有这些充分肯定人的中心价值的光辉思想，构成了中国文化扣人心弦的人文主义主旋律。正是它，一直在激励着中国人雄健豪迈、势不可挡的前进步伐，推动着中国人创造了灿烂辉煌的中国文化。
这种充分肯定人在宇宙中的特殊地位和崇高价值的思想，在西方一般被称为“人类中心论”（Anthropocentrism），它是广义人道主义（humanism，或叫人文主义、人本主义）的一项重要内容。根据颇具权威性的《韦氏第三新国际词典》（Webster's ThirdNew International Dictionary），“人类中心论”曾在三个意义上被使用：（1）人是宇宙的中心；（2）人是万物的尺度；（3）按照人类的价值和经验解释或认识世界。
古希腊智者派大哲学家普罗泰戈拉（Protagoras，约公元前490～前421）提出“人是万物的尺度”的不朽命题，充分肯定人在宇宙万物中享有中心地位，他拥有按照自身尺度理解、驾驭世界的卓越主体智慧。古希腊民主政治家伯里克利（Peicles，约公元前495～前429）指出：“人是第一重要的，其他一切都是人的劳动成果。”充分重视人在天地万物中享有价值优先地位。
文艺复兴时期，但丁（Dante A，1265～1321）高呼：“人的高贵，就其许许多多的成果而言，超过了天使的高贵。”这又是在颂扬人在天地万物中享有的至上价值和超凡能力。“人文主义。之父”彼特拉克（F.Petrarch，1304～1374）则宣称：“我不想变。成上帝，或者居住在永恒中，或者把天地抱在怀抱里。属于人的那种光荣对我就够了。这是我所祈求的一切，我自己是凡人，我只要求凡人的幸福。”他的这段震撼人心的名言，高度赞颂了人之为人的至上价值和崇高地位，表明人在逐渐推翻以上帝为代表己力量对自己的无情统治，从而日益成为顶天立地的真正的皮科（G.Pico，1463～1494）同样认为，人是一切生灵当中幸福的，是值得所有可能的称颂，人在宇宙万物中占居着连日月星辰和上帝都妒忌的崇高地位，是大自然创造的“一件大迹”。
法国启蒙思想家卢梭（J.J.Rousseau，1712～1778）和德国古典哲学奠基人康德提出“人是目的”的闪光思想，呼吁社会对人的生存权利和生命价值要给予充分尊重。德国古典哲学巅峰人物黑格尔的哲学体系中的至高无上、君临一切的“绝对精神”，实质上便是作为天地之心、万物之灵的人的理论化身。德国哲学大师费尔巴哈（LA.Feuerbach，1804～1872）主张：“人就是人的上帝——这就是最高的实践原则，这就是世界史的转折点。”他进而倡导一种以人本身为唯一偶像的“爱的宗教”，希望人们能够真诚地互相关爱、尊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