八路军、新四军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抗日武装队伍。它的前身是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的工农红军和南方游击区的红军游击队。
八路军、新四军是怎样组建起来的呢？要回答这个问题，当然必须简要地概述日本帝国主义发动的对华侵略战争，国共两党的再次合作、共同抗日，吹响了中国全民族抗战的号角。
日本帝国主义发动的对华侵略战争
日本帝国主义对我国的侵略野心由来已久。1931年9月18日，日本在沈阳一手策划了九一八事变，不宣而战地开始了对中国的侵略战争，几天时间内先后占领了沈阳、长春等20多座城市及其周围广大地区。在短短4个多月内，整个东北百万平方公里的大好河山沦为日本的占领地。全国各族人民眼看大片国土丧失，政府屈辱退让，无不痛心疾首，义愤填膺，风起云涌地开展了抗日救亡运动。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和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号召工农红军和被压迫民众以民族革命战争驱逐日本帝国主义出中国；而以蒋介石为首的国民党政府坚持“攘外必先安内，统一才能御侮”，“先清内匪才言抗日”的主张，对外敌人侵采取不抵抗政策。日本又很快在上海发动侵略战争。1932年1月28日，日军向上海闸北一带发起进攻，制造了一二八事变。蔡廷锴、蒋光鼐率领的第十九路军三万多官兵为“救国保种”而奋起抵抗，上海工人、学生和各界民众纷纷组织义勇军、敢死队、运输队、救护队，冒着枪林弹雨支援和协助十九路军作战。由张治中任军长的第五军部分官兵也开赴前线与十九路军并肩作战。爱国官兵坚持抵抗一个多月，打死打伤日军万余人，取得重大战果，日军被迫三易主帅，增兵10万，仍无法实现速战速决的迷梦。而国民党政府提出“一面抵抗、一面交涉”的方针，请求英、美等国出面调停，求得对日妥协。5月5日，中日双方签订了“淞沪停战协定”，“协定”规定，双方实行停火，划上海为非武装区，上海至苏州、昆山一带地区中国军队不能驻扎，只能由警察接管，而日本却反而不受此限制；还承诺取缔抗日活动。这是一个妥协、屈辱的协定，遭到了上海人民在内的全国人民的强烈反对。
日本帝国主义在巩固和加强对东北的统治、扶植伪满傀儡政权的同时，更把侵略的矛头进一步指向华北。日军于1933年1月初攻占东北和华北的咽喉山海关，3月又攻占热河（省会承德）及长城以北地区。同年3月5日，又发动了长城之战，驻守长城的30万中国军队奋起抵抗，重创日军，全国人民为之振奋；但是，爱国官兵由于得不到国民党政府的支持，苦战两个多月，伤亡惨重，终归失败。侵华日军突破长城防线后，对华北国民党当局实行“以迫和为主，内变策应为从”的方针，1933年5月31 151，国民党政府不顾全国人民的反对，竞派代表熊斌（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北平分会总参议）和日本关东军代表冈村宁次签订“塘洁协定”，规定中国军队立即撤退至延庆、昌平、顺义、通县、香河、宝坻、宁河、芦台所连之线的以西、以南地区，并划上述地区以北、以东至长城沿线地区为非武装区。这个协定，实际上默认了日本对中国东北三省和热河省的侵占。
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野心不断扩大，更加肆无忌惮。1935年5月，日本在华北制造事端，向国民党政府提出对华北拥有实际统治权的无理要求。6月9日，日本华北驻屯军司令官梅津美治郎向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北平军分会代理委员长何应钦提交“备忘录”，主要内容有：取消河北省和北平、天津两市的国民党党部，撤退中国驻河北的中央军、东北军和宪兵第三团，禁止一切抗日活动。7月6日，何应钦致函梅津美治郎，全部承诺日方的无理要求。这就是“何梅协定”。
与此同时，日本关东军又在察哈尔制造张北事件。日方借口其人员在张北受到中国军队盘查，于6月11日向察哈尔省代主席、民政厅长秦德纯提出无理要求。6月27日，国民党政府指派秦德纯与日军代表土肥原贤二签订了“秦土协定”。国民党当局同意从察哈尔省撤退中国驻军和国民党党部，解散抗日机关和团体，“招聘”日本人为军事和政治顾问。这两个“协定”，使得日本轻而易举地控制了华北大部分地区。
日本侵略者大力收买汉奸、策动汉奸制造所谓华北五省“自治运动”，企图使河北、察哈尔、绥远、山东、山西五省和北平、天津两市脱离中国。1935年11月25日，日本扶植汉奸殷汝耕在河北通县成立“冀东防共自治政府”，控制冀东22个县。国民党政府指派宋哲元（国民党军第二十九军军长、曾任察哈尔省主席）成立冀察政务委员会，作为适应日本要求“华北自治”的妥协办法，助长了日本吞并整个华北进而灭亡中国的侵略气焰。中华民族陷入空前严重的民族危机。华北人民痛感华北的沦亡迫在眉睫。“华北之大，已经安放不得一张平静的书桌了！”北平、天津的爱国学生发出了悲愤的呼声。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由北平学联在12月9日这一天组织发动的抗日救国请愿游行，激发了中国人民被压抑的爱国情绪，迅速扩展为全国规模的抗日救亡运动。
抗日救亡运动的不断高涨，严重威胁和阻碍了日本侵略扩张政策的推行。
日本侵略者为了实现以武力霸占华北的野心，从1937年5月起，日军在北宁铁路沿线以及丰台、卢沟桥一带频繁进行实弹演习，超出驻扎区横冲直撞，多次向中国军队挑衅，蓄意挑起冲突。6月，日军又将驻天津驻屯军河边旅团的两个多联队调至北平附近的丰台一带。
日本关东军司令部和驻天津的驻屯军司令部频频开会，策划发动大规模的侵华战争。1937年6月9日，关东军参谋长东条英机在给日本陆军省和参谋本部的报告中提出，“首先对南京政府加以一击”，通过击败中国来加强对苏联作战的准备。近卫内阁也认为，此时是对华发动事变的最好时机，一次派出大量军队，短期内把中国的抗日激情压下去，“事变大约用一个月时间可以解决”。在日本统治集团中，“对华一击论”占了上风。
1937年7月7日夜，日军在北平西南的卢沟桥附近借军事演习之名，向中国驻军挑衅，借口一名士兵失踪，要求人宛平城搜查，要求中国驻军撤出宛平等地。这些无理要求遭到中国军队拒绝。正当交涉还在进行中，日军即向卢沟桥一带中国驻军发起攻击，并炮轰宛平县城。中国驻军第二十九军第三十七师所部奋起抵抗。7月11日，日本内阁通过了杉山陆相的派兵案，并把卢沟桥事变称作“华北事变”。
日本首相和陆海军首脑给天皇的奏本也得到批准。日本政府发表《派兵华北的声明》，反诬中国第二十九军挑起事变，声称“采取必要的措施，立即增兵华北”。
从九一八事变到七七事变，151本发动全面侵略中国的战争，是在资本主义世界经济危机的背景下进行的。1929年秋，资本主义各国（首先是美国）陆续卷入经济危机。这次危机延续达4年之久，是历史上空前严重的世界性危机。它使资本主义世界遭受价值2500亿美元的损失，比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损失1700亿美元还要多；并使资本主义世界的工业生产下降了44％，国际贸易减少了33％。危机还扩展到农业、商业和其他经济部门，又相互交织在一起。危机年代，资本主义各国共有4000多万工人失业和数千万农民破产。失业工人数，美国有1700万，德国有750万，英国有350万，日本有300万，意大利有100万，法国也有近100万。失业工人饥寒交迫，游离失所，只有投入反对资本主义的斗争，别无出路。示威游行、罢工连续不断。美国125万失业工人举行示威游行。法国在1930年爆发1700次罢工，约85万人参加。德国在1930--1932年爆发1000多次罢工。英国在1930年罢工人数为30万，1931年增至50万，还爆发了水兵暴动。资本主义各国激烈的阶级斗争，使得各国垄断资产阶级如坐针毡，想方设法寻找对策。德国、日本公开建立法西斯专政，疯狂扩军备战；美国则由在1933年当选总统的罗斯福实行“新政”，由国家干预来调整经济。
这次危机于1933年结束，长期处于经济萧条后才稍现复苏，但是好景不长，于1937年又爆发了新的经济危机。这两次经济危机加剧了资本主义世界的种种矛盾，特别是帝国主义各国之间的矛盾恶性发展。
德国、日本、意大利法西斯国家将国内经济转入战争轨道，竭力增加军费开支，扩大军火生产，疯狂扩军备战。日本帝国主义为了在亚洲和太平洋争夺霸权，把侵略战争的矛头首先对着中国。
从九一八事变到七七事变，日本发动全面侵略中国的战争，根源在于日本帝国主义的军事法西斯专政。在此期间，日本的经济命脉掌握在三井、三菱、住友、安田、久原、中岛等几家大财阀手中。其中有些新财阀对外侵略野心更猖狂，不满历届政党内阁扩军备战的速度。统治集团内部矛盾不断加剧。法西斯势力活动猖獗，兵变、政变、刺杀事件接连发生。内阁频繁更迭。1930年11月，作为老财阀代表的滨口雄幸首相被法西斯组织“爱国社”刺伤，不久去世。九一八事变后不久。由犬养毅出任首相，荒木贞夫中将为陆相，军部势力增强。1932年5月，犬养毅被法西斯组织“血盟团”刺死，由海军大臣斋藤实组织所谓超政党的内阁。1936年2月26日，以荒木贞夫为代表的少壮派军人在新财阀的支持下举行政变，企图推翻冈田启介内阁，但是由于没有得到军方其他部队的支持而告失败。此时，在军队中以东条英机为首的“统制派”，主张在“陆军中央机关将校的统制下，注意策略”，实行“断然改革”，深得四大财阀（三井、三菱、住友、安田）的支持。
1936年3月在“统制派”的支持下，组成了广田弘毅内阁。广田弘毅从1933年9月起，先后任斋藤内阁、冈田内阁的外相。1935年10月，他提出“对华三原则”：一、中国取缔一切抗日运动，放弃依赖英美的政策；二、中国承认“满洲国”，树立中、日、“满”经济合作；三、中日共同防共。广田弘毅同军阀的关系密切，担任首相后，进一步实现军部法西斯势力对政府的控制，加紧扩军备战，加快了全面侵略中国的步伐。日本的中国驻屯军编制扩大，兵力增加近3倍，形成了一个有5700多人、多兵种的军事集团。
广田内阁实行比历届前任内阁更为反动的政策。在国内公然禁止一切集会结社活动，加强对石油、汽车、粮食等部门的控制，推行企业合并，加快国民经济军事化进程。1936年8月，广田内阁的五相会议（首相、陆相、海相、外相、藏相）制定的《基本国策纲要》提出，要“确保帝国在东亚大陆上的地位”，“向南洋发展”。1936年，日本军队扩增到38万人，并加速扩充海、空军，军费比1931年增加一倍多，军国主义愈趋强化。日本军部大力鼓吹“武士道精神”，要求军人“忠君爱国”，把军队训练成为对外侵略和对内镇压的法西斯部队。
日本垄断资产阶级从1930年的滨口内阁到1936年的广田内阁的演变，终于完成了在日本建立军事法西斯专政。1936年11月26日，《德日反共产国际协定》签订，协定规定德、日应密切合作反对共产国际，缔约双方必须采取严厉措施镇压国内外直接效忠于共产国际者。1937年11月6日，意大利加入该协定。从此，德意日轴心国侵略联盟形成。
1937年1月，广田内阁因军部同政党官僚之间的矛盾激化，被迫总辞职。在经过几度内阁危机之后，1937年6月，近卫文磨受命组阁，出任首相，广田弘毅任外相。近卫内阁暂时缓和了统治集团内部军阀、财阀和政党官僚之间的矛盾，获得所谓“举国一致”的拥护。近卫内阁鼓吹“打破国际现状”和“获取资源”，力图用对外侵略战争来缓和国内矛盾，于是继续强化战争体制，立即策划七七事变，发动对中国全面的侵略战争。
中国人民全民族抗日战争的开始
七七事变标志着日本军国主义发动的对中国全面侵略战争的开始，同时也是中国人民全民族抗日战争的开始。
国难当头，在全国性抗日救亡运动不断高涨的推动下，国共两党重新合作，共同对敌，从而构建了中国人民全民族抗日战争的前提条件。
九一八事变后，中国共产党高举民族独立、民族解放的旗帜，主张坚决抵抗日本的侵略，极力规劝以蒋介石为首的国民党政府要从抵抗外敌入侵的大局出发，改弦易辙，放弃“攘外必先安内”的不抵抗政策。而蒋介石仍然一意孤行，一方面对日本步步退让，接连签订了几个丧权辱国的协定；一方面又调集重兵对中国工农红军发动大规模的连续“围剿”，在全国镇压人民的抗日爱国运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