反战厌战运动的生长，绝不是偶然的事。”①
①叶剑英：《中共抗战一般情况的介绍》（1949年6月22日），人民出版社1996年出版。
从1940年起，由于日本俘虏中不少人纷纷表示不愿回去，同时也由于八路军、新四军敌军工作中的主要困难在于没有日本人的帮助，因此，中共中央、中央军委强调要对留下的大批俘虏进行教育，尤其要对俘虏中的进步分子给以较长时间的教育，以帮助八路军、新四军的敌军工作，培养日本的革命者。1940年4月6日，中共中央发出指示：
“对日军俘虏工作，除执行总政过去的指示，凡俘虏愿意回去者即给以鼓动招待令其回队外，应注意选择少数进步分子，给以较长期的训练。”②1940年7月8日，总政治部在《关于对日军俘虏工作的指示》中，重申过去的规定，日军俘虏凡愿意回去的，一律放他们回去。“凡不愿回去的，禁止强迫送回。在对新俘虏之工作可利用旧俘虏去进行。”“凡自动过来的，查明真相后一律不应强迫送回，而应争取帮助我们做敌军工作。”“凡游击区不宜训练俘虏的地方，如俘虏愿意回去者放回，不愿回去者则送附近比较巩固的根据地。”《指示》要求各师、各纵队、各军区、各战略单位“要力求训练十几个进步俘虏帮助我们作敌军工作，这是很重要的，不应轻视”。《指示》指出，对俘虏之训练应注意多分配事情给他们做，如参加敌军工作干部训练队之日语教授，参加宣传品之起草，参加俘虏之训练，自愿地写信回国给其亲友等。
②《中共中央书记处关于瓦解日军工作的指示》（1940年4月6日），中国人民解放军历史资料丛书《八路军·文献》，解放军出版社1994年版。第501页。
“过去对俘虏工作之困难，是因为没有日本人帮助我们，假若我们能训练出几个同情我们的俘虏，对今后俘虏工作及一般敌军工作将有很大的帮助。”①
①《中共中央军委总政治部关于对日军俘虏工作的指示》（1940年7月8日），中国人民解放军历史资料从书《八路军.文献》。解放军出版社1994年版，第530页。
宽待俘虏政策的延伸
中共中央、中央军委和军委总政治部的宽待俘虏政策，本来是针对战场上俘虏的敌军士兵和中下级长官制定的，但在实践中碰到了一些新情况、新问题，即在俘虏的敌方人员中，如何处理敌军高级长官的家属、如何处理随侵华日军来华在伪政府任职的高级官员、如何处理在战区失散的孤儿，等等。
关于如何处理敌军高级长官的家属。1941年5月4日，总政治部主任王稼祥和副主任谭政、傅钟联名对邳县、铜山独立团捉获敌师团长的家属，提出了如下处理办法：一、应将该俘虏押解归部或附近其他高级机关处理，并予以优待，防止虐待和在紧急情况中被迫任意处置。
二、通过伪军伪组织人员转达日军军官，允许他们托人前来谈判，并声明如敌方对我扫荡，则在紧急情况下当断然处置。要俘虏写信回去，说明受到我军优待之实情。三、如对方真心愿意赎回，则我方可表示宽大厚礼送回，不必罚款，目的在于扩大我方之影响。
关于如何处理随侵华日军来华的在伪政府任职的高级官员，可以铃木传三郎为例来说明。
铃木传三郎是日本青森县人，1905年出生，东京帝国大学毕业。
1939年随日本侵略军到山西太原，获“北支那派遣军司令部事务嘱托”身份，任伪山西省政府教育行政顾问达6年之久，1944年11月，转任北平伪国立华北行政学院教授。1945年1月14日，他携家属（妻子和两个儿子、三个女儿）乘火车搬往北平途中，在正太线寿阳站附近，火车遭当地八路军武工队夜袭，日军宪兵少佐等人被击毙，其妻和次女也被炸死。他和四个未成年子女，由武工队转辗移送到涉县王堡村太行军区政治部。在那里，敌工部部长张香山同他作了亲切的谈话。
他和日本人民解放联盟太行支部的盟员们一起学习、生活了一段时间，逐渐理解了战争的真相，减少了敌意。
1945年4月28日，他携子女离开太行军区，应邀去延安，在日本工农学校顾问室工作。他被安排住在王家坪总政治部所在地。他在延安，亲眼目睹八路军和延安各方面的情形，思想认识有很大提高。
日本投降后，他被送回太原，1946年3月又被遣返回国。回国后，铃木传三郎陆续在报纸上发表了一些回忆录，并编辑成书出版。《当了俘虏去延安》是由刘国霖根据日本国书刊行会1983年7月20日出版的《延安捕虏日记》译成中文的，和刘国霖著《一个“老八路”的回忆》合编为《一个老八路和日本俘虏的回忆》一书，由学苑出版社2000年出版。
1978年，铃木传三郎在日本八户《每日东北》报上发表了《新中国的发祥地——延安》的连载文章。他把文章的复印件通过中国驻日本大使馆寄给当年在延安担任中央军委参谋长的叶剑英。1980年10月下旬，中国驻日本大使馆电话通知铃木传三郎：中日友好协会拟邀请他和他的大女儿宽子11月下旬去北京作客。这使他非常高兴，回想当年在王家坪时，他的住处和叶剑英的住处只隔一道山沟，受到叶剑英无微不至的亲切关怀。记得冈野进从延安出发的那一天，“我带着孩子去到山下的礼堂边送行，叶将军一个人坐在汽车上，他说：‘铃木一家子坐上汽车去吧！’开始我再三推辞，结果还是接受他的好意，一家5口搭乘他的车至机场送行了。他在车里也说说别的什么，问了问我一家的生活情况，说：‘天气凉了，让他们给添冬衣吧！’过两三天，制衣师傅就来给我们5个人量身做了。”“将军有一位约10岁的女儿，和我的大女儿宽子很要好。大女儿常跑到对面山上的叶将军家里去玩，美餐一顿或者拿回来送给她的种种东西。”①1980年11月13日晚，铃木传三郎和他的大女儿飞抵北京机场，叶剑英的女儿叶向真到机场迎接。访问期间，他们受到了中日友好协会会长廖承志、秘书长赵安博的热情接待。
①铃木传三郎：《当了俘虏去延安》，《一个老八路和日本俘虏的回忆》，学苑出版社2000年版，第211-212页。
至于对战区内日本遗孤的关爱，晋察冀军区司令员聂荣臻的事迹更是传为佳话。
1940年8月，在正太战役中，井陉煤矿火车站日方副站长加藤靖利夫妇在炮击中先后身亡，遗下两个小女孩，大的五六岁，小的尚在襁褓中。晋察冀军区一分区三团一营的战士们冒着危险把这两个小女孩抢救了出来。那不满周岁的女孩伤势很重，经医务人员救治，脱离了危险。前方作战部队不能带着两个小孩参加战斗，请示军区司令部如何处理。聂荣臻答复他们：“立刻把孩子送到指挥所来。”聂荣臻回忆当时的情景时说：
“孩子是无罪的，应当很好地安置他们。至于究竟怎样办，我考虑，或是由我把她们养起来，或是把他们送回去。我想，如果养起来，激烈的战事不知何时结束，边区的环境不仅艰苦，而且敌人‘扫荡’频繁，部队经常转移，照顾两个小孩子，将有不少困难。再说，两个孤苦伶仃的孩子留在异国他乡，大的五六岁了，已经开始懂事，留下来她很可能会伤感的，她们失去了父母，只剩姐妹
二人，不在本国的土地上，将来也会给她们造成痛苦。送回去，爸爸妈妈虽然死了，她们家里总还会有亲戚朋友可以照应吧。想来想去，我决定还是把她们送回去。”“我们共产党领导的八路军，实行革命的人道主义，对被俘士兵我们绝不伤害，对日本人民我们不仅不伤害，还要尽最大力量给予爱护和照顾。”①聂荣臻找了一位可靠的老乡，准备了一副挑子，把两名日本孤儿送往石家庄的日军驻地。为了防止孩子在路上饥饿啼哭，在挑子里放了食品，堆了许多梨子。他郑重地交给老乡一封信，信没有封口，是写给“日本军官长士兵诸君”的。这封信，既是一篇对“日阀横暴，侵我中华”的檄文，“中日两国人民死伤残废者不知凡几，辗转流离者，又不知凡几。此种惨痛事件，其责任应完全由日阀负之”；又是一篇贯穿“国际主义之精神，至仁至义”的告白。
①《聂荣臻回忆录（中）》，解放军出版社1984年版，第510、513页。
这封信，已在《聂荣臻回忆录》、《聂荣臻传》中全文引述，值得认真一读。老乡将两个小女孩送交日军后，他们还回了信，说八路军这样做，他们很感谢。
1980年，《解放军报》发表姚远方写的《日本小姑娘，你在哪里？》的文章，在中国、在日本，引起很大反响。日本《读卖新闻》社记者经过认真仔细地查找，终于找到了当年那个大一点的姑娘——美穗子，已经是3个孩子的妈妈了，住在日本国九州的宫崎县都城市。她的妹妹，即当年尚处襁褓中的小女孩，在送到石家庄后，死在医院里了。
1980年秋，美穗子及其全家应邀来中国访问，聂荣臻亲切地接见了他们。美穗子很激动，热泪盈眶，以额触聂荣臻那双温暖的手，表达她深深的感激之情。聂荣臻回忆，“她还说，当年参加过正太路作战的日本旧军人再三向她表示，他们对不起中国人民，非常抱歉。我回答说，让我们化干戈为玉帛吧，日本民族是勤劳智慧的民族，愿中日两国人民世世代代友好下去，永不兵戎相见。”②
②《聂荣臻回忆录（中）》，解放军出版社1984年版，第515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