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洛阳伽蓝记》序言中说洛阳：至晋永嘉，唯有寺四十二所。逮皇魏受图，光宅嵩洛，笃信弥繁，法教愈盛。王侯贵臣，弃象马如脱屣；庶士豪家，舍资财若遗迹。于是昭提栉比，宝塔骈罗，争写天上之姿，竞摹山中之影；金剎与灵台比高，广殿共阿房等壮。岂直木衣绨绣，土被朱紫而已哉！暨永熙多难，皇舆迁邺，诸寺僧尼，亦与时徙。至武定五年，岁在丁卯，余因行役，重览洛阳。城郭崩毁，宫室倾覆，寺观灰烬，庙塔丘垆。墙被蒿艾，巷罗荆棘，野兽穴于荒阶，山鸟巢于庭树。游儿牧竖，踯躅于九逵；农夫耕稼，艺黍于双阙。麦秀之感，非独殷墟；黍离之悲，信哉周室！京城表里，凡有一千余寺，今日寮廓，钟声罕闻。恐后世无传，故撰斯记。这段开场白内涵丰富，情韵深厚，表明《洛阳伽蓝记》写于元魏已亡、洛阳已残破之时，作者希望借文字来缅怀追思元魏社会和佛教的兴衰。诚如范祥雍在《洛阳伽蓝记校注·序》中说是"反映一个时期，一种宗教，同时又是反映一个京师，一个王朝的历史文学"。广义上讲《洛阳伽蓝记》是怀旧文学、遗民文学。
《洛阳伽蓝记》从空间展开，以元魏鼎盛时洛阳佛寺为叙述中心、叙述焦点，因寺来叙事、写人、状物，把佛教内外之事融在一起，深情而又全面地回顾元魏的一切，展现元魏洛都的社会文化的方方面面。
从文学和文学研究的角度来看，她生动立体地再现了元魏文学景观，特别值得北朝文学研究者珍视。
有见于学界对《洛阳伽蓝记》在北朝文学史研究意义价值关注不够（似乎只有台湾学者王美秀写过一篇《论〈洛阳伽蓝记〉载存文学资料的意义》，可惜没有见到原文），故写此小文。
从文学研究视野去看《洛阳伽蓝记》，其价值意义是多方面的：首先，《洛阳伽蓝记》自身就是北朝一部文化名著，有其自身的文学特色、文学价值和文学史地位（此点本文暂不论及）；完整展示元魏文学的社会时代大背景；《洛阳伽蓝记》收录不少文学作品（有文人文学、民间文学）；记录作家生平及其有关文学活动情况（这些文学活动涉及文学交际、创作、评论、传播等各个方面，记录了文学活动的时间、空间、场合、气氛等等，它们大多与文学创作、文学批评鉴赏、文学交流、传播息息相关，是广义的文学背景史料）；描绘了乐舞、绘画雕塑、杂技幻术、佛教建筑与园林艺术等与文学息息相关的姊妹艺术的情状；从接受美学看对前代诗文、文学遗迹的征引等等。
一、展示元魏文学的时代社会大背景
元魏政治社会生活大事：《洛阳伽蓝记》所记录的是元魏王朝最为昌盛、同时重大社会危机频出的特定时期，那些导致元魏急剧衰败并迅速分裂的一系列大事件发生在几十年间，必然影响到杨衒之的创作活动，全书始终流露着浓浓的"麦秀之感，黍离之悲"，悲怆感怀的情韵十足，这既是全书所有文士、文学活动的无形背景，又是元魏文学的背景，这是理解北朝文学最应该重视的。
作者在正文一开始即卷一就写永宁寺，从全书来看，永宁寺可谓是元魏国寺，等级最高、寺庙建筑最完整、规范、装饰最奢华、富丽，她不光是象征佛事的隆盛，也暗示着元魏王朝的兴盛，一寺兼有佛、俗两方面象征，所以作者写得详尽，融入了自己的兴则喜、败则哀的情意。作者还巧妙安排结构，依寺写事、人、物，把发生在永宁寺的王朝大事汇聚于此，把佛事与尘俗之事融合在一起，而自己的情意感慨却深深潜藏在娓娓叙述中，这是十分高明的写法。
写佛寺最盛时：中有九层浮图一所，架木为之，举高九十丈。上有金剎，复高十丈；合去地一千尺。去京师百里，已遥见之。......剎上有金宝瓶，容二十五石。宝瓶下有承露金盘三十重，周匝皆垂金铎。复有铁锁四道，引剎向浮图四角，锁上亦有金铎。铎大小如一石瓮子。浮图有九级，角角皆悬金铎，合上下有一百二十铎。浮图有四面，面有三户六窗，户皆朱漆。扉上各有五行金铃，其十二门二十四扇合有五千四百枚。复有金环铺首，殚土木之功，穷造形之巧，佛事精妙，不可思议。绣柱金铺，骇人心目。至于高风永夜，宝铎和鸣，铿锵之声，闻及十余里。
浮图北有佛殿一所，形如太极殿。中有丈八金像一躯，中长金像十躯，绣珠像三躯，金织成五躯，玉像二躯。作功奇巧，冠于当世。僧房楼观，一千余间，雕梁粉壁，青琐绮疏，难得而言。栝柏松椿，扶疏簷霤，丛竹香草，布护阶墀。是以常景碑云："须弥宝殿，兜率净宫，莫尚于斯也。"
外国所献经像，皆在此寺。寺院墙皆施短椽，以瓦覆之，若今宫墙也。四面各开一门，南门楼三重，通阁道，去地二十丈，形制似今端门。图以云气，画彩仙灵，列钱青琐，赫奕华丽。拱门有四力士，四狮子，饰以金银，加之珠玉，庄严焕炳，世所未闻。东西两门亦皆如之，所可异者，唯楼二重。北门一道，上不施屋，似乌头门。其四门外，皆树以青槐，亘以绿水，京邑行人，多庇其下。路断飞尘，不由渰云之润；清风送凉，岂藉合欢之发？...... 装饰毕功，明帝与太后共登之。视宫内如掌中，临京师若家庭，以其目见宫中，禁人不听升之。
衒之尝与河南尹胡孝世共登之，下临云雨，信哉不虚！时有西域沙门菩提达摩者，波斯国胡人也。起自荒裔，来游中土。见金盘炫日，光照云表，宝铎含风，响出天外；歌咏赞叹，实是神功。自云："年一百五十岁，历涉诸国，靡不周遍，而此寺精丽，阎浮所无也。极物境界，亦未有此！"口唱南无，合掌连日。至孝昌二年中，大风发屋拔树，剎上宝瓶，随风而落，入地丈余。复命工匠，更铸新瓶。写佛寺毁灭时：永熙三年二月，浮图为火所烧。帝登凌云台望火，遣南阳王宝炬、录尚书长孙稚将羽林一千救赴火所，莫不悲惜，垂泪而去。火初从第八级中平旦大发，当时雷雨晦冥，杂下霰雪，百姓道俗，咸来观火。悲哀之声，振动京邑。时有三比丘赴火而死。火经三月不灭。有火入地寻柱，周年犹有烟气。
其年五月中，有人从东莱郡来云："见浮图于海中，光明照耀，俨然如新，海上之民，咸皆见之。俄然雾起，浮图遂隐。"至七月中，平阳王为侍中斛斯椿所挟，奔于长安。十月而京师迁邺。诚所谓寺兴国兴，国亡寺亡。在永宁寺兴亡之间，叙述了元魏一系列重大事件：
"建义元年，太原王尔朱荣总士马于此寺。"于是有了"十二日荣军于芒山之北，河阴之野。十三日召百官赴驾，至者尽诛之。王公卿士及诸朝臣死者二千余人。......于时新经大兵，人物歼尽，流迸之徒，惊骇未出。......起家为公卿牧守者，不可胜数。二十日洛中草草，犹自不安。死生相怨，人怀异虑。贵室豪家，并宅竞窜；贫夫贱士，襁负争逃"、"逆刃加于君亲，锋镝肆于卿宰。元氏少长，殆欲无遗"。
"永安二年五月，北海王元颢复入洛，在此寺聚兵。"于是有了元颢引梁军赴洛夺权之事，魏庄帝逃跑流亡，结果是"所将江淮子弟五千人，莫不解甲相泣，握手成列。颢为社民斩其首，传送京师"。
"永安三年，逆贼尔朱兆囚庄帝于寺。"结果是"庄帝手刃荣......尔朱兆举兵向京师，......囚庄帝于寺"。后来庄帝死于非命。
这种把佛寺与世俗之事交融、兴盛与衰败结合的写法还有很多，佛寺与王朝并兴的如永明寺："时佛法经像，盛于洛阳，异国沙门，咸来辐辏，负锡持经，适兹乐土。世宗故立此寺以憩之。房庑连亘，一千余间，庭列修竹，簷拂高松，奇花异草，骈阗阶砌。百国沙门，三千余人。......民间号为王子坊。当时四海晏清，八荒率职，缥囊纪庆，玉烛调辰。百姓殷阜，年登俗乐。鳏寡不闻犬豕之食，茕独不见牛马之衣。于是帝族王侯，外戚公主，擅山海之富，居川林之饶。争修园宅，互相夸竞。崇门丰室，洞户连房，飞馆生风，重楼起雾。高台芳榭，家家而筑；花林曲池，园园而有。莫不桃李夏绿，竹柏冬青。......于时国家殷富，库藏盈溢，钱绢露积于廊者，不可较数。及太后赐百官负绢，任意自取，朝臣莫不称力而去"。
借佛寺衰败写王朝之衰败的如平等寺，"寺门外有金像一躯，高二丈八尺，相好端严，常有神验，国之吉凶，先炳祥异。孝昌三年十二月中，此像面有悲容，两目垂泪，遍体皆湿，时人号曰佛汗。京师士女空市里往而观之。有一比丘，以净绵拭其泪，须臾之间，绵湿都尽。更换以它绵，俄然复湿。如此三日乃止。明年四月，尔朱荣入洛阳，诛戮百官，死亡涂地。永安二年三月，此像复汗，京邑士庶复往观之。五月，北海王入洛，庄帝北巡。七月，北海王大败，所将江淮子弟五千，尽被俘虏，无一得还。永安三年七月，此像悲泣如初。每经神验，朝野惶惧，禁人不听观之。至十二月，尔朱兆入洛阳，擒庄帝，帝崩于晋阳。
在京宫殿空虚，百日无主，唯尚书令司州牧乐平王尔朱世隆镇京师。商旅四通，盗贼不作。......其日，寺门外有石象，无故自动，低头复举，竟日乃止。帝躬来礼拜，怪其诡异。中书舍人卢景宣曰：'石立社移，上古有此，陛下何怪也？'帝乃还宫。七月中，帝为侍中斛斯椿所挟，奔于长安。至十月终，而京师迁邺焉"。"经河阴之役，诸元歼尽，王侯第宅，多题为寺。寿丘里闾，列剎相望，祗洹郁起，宝塔高凌。四月初八日，京师士女多至河间寺，观其廊庑绮丽，无不叹息，以为蓬莱仙室亦不是过。入其后园，见沟渎蹇产，石磴嶕峣，朱荷出池，绿萍浮水，飞梁跨阁，高树出云，咸皆唧唧，虽梁王兔苑想之不如也"。同样，《魏书·释老志》亦载："天下丧乱，加以河阴之酷，朝士死者，其家多舍居宅，以施僧尼，京邑第舍，略为寺矣。"
一座座寺庙牵连王朝的衰败、时局的动荡、人心的飘摇，这一切定然是当时人（包括文人学者、士大夫）所看到听到的，也一定会在其心里激起大的波澜。而这一切均构成元魏洛都时期乃至东西魏、北齐北周时期文学创作的大背景和时代气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