纪家管事的说：“李东家也太小瞧纪家了，牲口啃了庄稼，哪能随便来个人说说就完，你们李家牲口不懂事，难道人也不懂事吗？回去告诉你们东家，鼓乐吹打，花红彩礼地前来谢罪，就可以放回牲口，不然休想。”李戴一听，这个条件提的太苛刻了，真叫人下不来台，你纪家的牲口，啃吃我的庄稼也不知多少次，我李戴何曾计较过一回，纪家仆人太过分了，不能答应这个条件。
几番来往，过了一个多月的时间，双方都不肯让步，李纪两家的事就这样僵持下来。
李戴见纪家无礼苛求，不肯放回骡驹，知道这事不惊动官府，是不会善罢甘休的，遂写好状纸，到县衙告状。纪家管事的听说李戴去县城告状，连忙到崔尔庄来报信，并说李戴蛮横无理，牲口吃了庄稼，不但不道歉承认不对，反而到县衙告状。纪家总管家一听，真是岂有此理，欺侮别人家可以，欺侮纪家不行。管家添油加醋要东家出面，给县官传个话，打赢这场官司，给李戴一点颜色看看。
纪晓岚听了管家的禀告，沉思起来。他位居高官显位，阅尽了宦海风波，对官场上人和人的关系，了解得非常透彻，官场往来，无非是尔虞我诈。有些人在官运亨通时，人人出来捧场，自己也逞一时之欲，图一时之快，为所欲为，出尽风头，耍尽威风，成为叱咤风云的人物。不过最后终因树敌太多，招致妒忌，被人暗中中伤，引起皇上猜疑，到后来身败名裂。康熙时的鳌拜，就是前车之鉴。他在位时手眼通天，皇上也让他三分，而且他是功高位显的满族大臣，到后来都未能免得身首异处，全家抄斩。何况自己是一个汉官，更要为官谦慎，恭俭忍让，在对人对事上力求宽恕，得饶人处且饶人，不肯结下冤家对头，他虽在交友会客时戏谑无常，但事后常道歉解疑，让人们觉得只是玩笑而已，并无恶意，在情谊上一如既往。
对眼前这事，他告诉管家尽量别去衙门，免得伤了两家体面，找人调解一下算了，不必把事弄大，也不必争个谁是谁非。
纪晓岚回到县城，拜会家乡父母宫，县官见他是当朝重臣，这次又陪王伴驾微服私访，心中无限敬仰，便也百般趋奉，就把李戴的讼状传拿给纪晓岚看。纪晓岚淡然一笑，好像没有这回事一样，说声“知道了”，随即请县官当个中间人调停一下这场纠纷，不要把这事张扬出去。县官见他这样看中自已，受宠若惊，夜不能寐，百般揣度着如何了结此事。
纪晓岚回到北京后，县官将李戴传来。出乎李戴意料，这次不是在公堂上审案，而是在摆上酒席，热情款待，心中便明白纪家不愿堂上相见，而要调解私了。
县官本想，用纪晓岚的名义摆上酒席，坐下来哈哈一笑了事，也算给了李戴面了，谁知县官把调解的意思一露，李戴竟然不允。
李戴见纪家不想打官司，心想不打官司也行，但是应该纪家做出点表示来，好让人们知道我李戴不是好欺负的，将来这事传出来，别人会说连纪家也敬我三分，那我将会身价倍增。
李戴如此想来，便又提出了条件，要纪家用红彩礼，鼓乐吹打着把骡驹子送回，再不然，有纪晓岚道歉的一封信也行。
这当然是强人所难。县官办不到，也不愿意去办，更觉得有伤自己体面，县官心中很为恼火，只好让李、纪两家公堂相见。
李戴以往常代人诉讼，兼又熟悉清律，在公堂上往往胜诉，人称“唇如利剑、舌似钢刀”，成为远近闻名的“土刀笔”。何况这次理由充足，更是得理不让人。
在公堂上，李戴据理力争，纪家仗势不让。县官心里偏袒，但又知道李戴非常之辈，不敢轻易行事。连过几堂，均无结果。
这天再次升堂，县官对李戴不识时务的作为十分恼火，便故意用话激怒李戴，李戴不知是计，怒火中烧，在大堂之上，与县官吵嚷起来。
这下子麻烦了，被县官抓住了把柄，说他目无官长，咆哮公堂，当堂打了四十大板，拉下囚禁起来，批驳他的诉状是强词夺理，判他包赔纪家的损失，这场官司就这样输掉了。
但事情到此，仍未完结，李戴怒不可遏，哪里肯服县里的判决，提出上诉河间府。县官见事情闹大了，赶忙叮嘱纪家的人进京禀报，让他想办法了结此案。
纪晓岚听完来人的禀报，“唉”地长叹一声，从椅子上站了起来，在屋子里来回踱步。他知道，自己是皇上的宠臣，地方官巴不得有机会效力讨好，趋奉谄媚，但此事如此处理就成了仗势欺人，实在是有违初衷。纪晓岚心想，早知李戴死要面子，给他道个歉，不就了结了吗，乡里人会说我谦和礼让，又何必与这个土财主去争高低呢？但事已如此，又不便责怪县官，那将会毁掉他的前程，人家会说他恩将仇报，传为话柄。又转念一想，总管说这个李戴依仗财大气粗，鱼肉乡里，如今为牲口吃庄稼的小事没完没了也太过分了。即使家人有什么不对，我已托县令代为周转了，总算让了你一步，你何必得理不饶人，看来家人所言不假。又想到四叔信中所说“钱花得起，人丢不起”这句话。思想至此，还是借这个事教训教训这李戴也好，免得他今后横行乡里，欺压百姓。只好因错就错了。于是又写了一封信给河间知府，让来人带回，求他加以照应。看来一个人办错事，有时是有意的，有时是无意的，有的是因听片面之词而做了错决定的。纪晓岚对李戴这件事就属于后者，最后的结果是李戴因气愤而自杀。当时也有不了解底细的人对这件事抱不平的，知道打官司无法平反，所以才编一出戏，叫做《李戴活捉纪晓岚》。说的是李戴死后，到阎王那里告了状，并得到准状，李戴将纪晓岚的鬼魂提出，到阎王那里质对，当然阎王是没有的，不过这个戏说明人们对官府这样判决是不服的。
当时李戴上诉到河间府衙，知府已收到纪学士的来信，早知此事，上堂之后对李戴的状纸看也不看，也不听李戴的诉说，将状子驳回，维持原判。
李戴仍然不服，又上诉到保定直隶总督衙门。到总督衙门告状谈何容易，李戴是花了很多银子，才打通关节，将状子递了上去。
总督看状子写得好生厉害，不仅告纪晓岚纵奴逞恶，连知府不依法而断都告上了，心想如果依法断案，必然得罪纪晓岚。纪晓岚是当今圣上的宠臣，万万得罪不得。如果维持原判，这状子写得确实理由充分，既然敢上督衙，难保不传御状，皇上知道了，也是非同小可，想来想去，还是一推为妙。
于是总督说道：“牲口吃点庄稼苗子，屁大点事儿，也值得到总督府告状，实在荒唐！”便命转到巡抚那里去。
巡抚是个老滑头，看过状子，很是气愤，心想总督这不是将屎盆子往我头上扣吗？你不得罪纪晓岚，我是更不得罪他。于是照方抓药，也说这是小事一宗，要河间府秉公而断，又转回了河问府。
河间知府看过批文，明白了督、府两衙的用意，自己寻思，你们不敢惹纪内阁，我是更惹不起他，也仿照总督、巡抚的办法，将此案批转回献县。
这样李戴的官司用了一年多的时间，转了一个大圈，又原路而回。献县知县无可推脱，只得硬着头皮重新审理此案。
在大堂之上，知县常被质问得无言可答。知县看李戴硬邦邦的难于对付，最后只得当了个诸葛亮、周瑜密谋破曹的故事，在手心之中写了“官官相护”四个字，让李戴跪到近前观看，并对李戴说：“依本县之见，你还是撤诉吧，你的官司是打不赢的。”
李戴看了县官手中的字，仰头高喊一声：“苍天啊，公理何在？”知道这官司没法再打了，只得忍气退出堂来。
下堂之后，李戴越想越生气，更觉得这次跟斗跌得太大了，丢人现眼没有出路，还有什么脸回去见乡亲。转而又想，纪晓岚啊纪晓岚，我李戴不求升官发财，平生没有怕过什么人，这次算让你欺负死啦。你纪晓岚手眼通天，难道阴曹地府、五殿阎君也受你摆布不成？我今天和你拼得一死，也要见个高低，我到了阴曹地府，也要告你三状！
他等儿子前来探监之时，问儿子有无胆量进京，给他传御状报仇，儿子看万贯家财，已折腾去了不少，到头来落得个有苦无处诉，有冤无处申，好好的父亲已被折磨得遍体伤痕，早已是仇恨满腔，一不做，二不休，答应父亲告状，为父亲雪耻申冤。
这时李戴又问儿子：“为父报仇舍得舍不得花钱？”
儿子向父亲哭诉：“为了这场官司，家产已经所剩无几，已经没有多少钱财了，儿子为父报仇，舍得拼出去死。”
李戴擦擦横流的老泪，对儿子说道：“依爹看来，你只要舍得花去下房屋里的那一囤黑豆，你爹的官司就能赢。”儿子心想一囤黑豆能值几何，爹是让人家给气糊涂了，就满口答应下来。
李戴取出早已准备好的状纸，交给儿子，然后将三尺多长的乌木烟袋杆，在膝盖上折为两段，随后将烟袋杆顺口插入喉中，顷刻倒地身亡。
儿子悲痛欲绝，抱病殓葬了父亲后，决意遵照父亲遗言，进京传御状报仇。看家中的金银细软所剩无几，也只好变卖粮食，就用口袋去装那囤黑豆，准备到集上把它卖掉。
不料囤里的黑豆只有上面薄薄的一层，下面却是五十两一个的银元宝，足有四五百个。面对这两万余两白银，儿子犹豫起来，这才明白父亲是让自己用这些白银，买通皇上身边的人，打通关系，去打赢这场人命官司。可是这些银子数量太大了，原以为已经成了穷光蛋，也没什么值得吝惜的了，索性豁出去，告他个地覆天翻。如今花掉这些银子，可就真的穷到底儿了，纵然出了气，人死不能复生，那纪晓岚最多落个丢官破财，却也偿不了命，自己日后的生活可又怎么过呢？说不定还可能再次输掉官司，那就更没价值了。如果官司不再打下去，把这笔银子留下来，也可以过几辈子财主日子，不愁以后没机会雪耻。还是不打这场官司为好！他翻来覆去，反复琢磨，打消了告御状的想法，一场人命官司就此中止。
但李戴儿子要进京告御状的事，十里八乡都知道，可是后来没有进京的消息，人们都为之纳闷。直到从他家的长工口里传出黑豆囤中藏有银子的事，人们这才明白，李戴儿子舍了爹，舍不得银子，暗暗地给他起了个“李舍爹”的绰号。
经历了这件事，纪晓岚买到了一个教训，与小人物计较没有什么意思，倒是自己的名声受损不小。比如过道里遇上了一条疯狗，你让让它，让它先走就得了，真的争执起来，它即使被打死也不过只是一条狗而已，你若被咬上一口，那可是一条人命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