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唐朝有个好学生
远隔重洋的日本，是怎样从中国进口文化的？中日在古代又是怎样交往的？不妨让我们回到中国历史上的那个全盛时代，看一看我们的祖先和日本人的祖先是怎样和谐往来、水乳交融的。
古代的日本文化是比较落后的，社会生产力低下，文化不发达，连正式的文字也没有。从西汉起，中日两国的交往就已经有了正式的文字记载，但日本最早的史籍像《古事记》等是在八世纪左右，也就是中国的唐朝中期编写成的。在《古事记》成书前的日本历史已经不可考，日本人要研究自己的史前文化，必须借助中国古代典籍。最早记述古代日本的史料有《汉书·地理志》、《山海经·海内北经》、《后汉书·东夷列传》等。但记载最详细、最有研究价值的应该是《三国志·魏志·倭人传》，虽然它成书比前几部书都晚一些，但内容却涉及了日本四世纪以前的基本社会情况，包括风土人情、政治结构、文化艺术等最珍贵的史料尽在其中。这一方面说明当时的中国文化研究已经比较发达和成熟，有专门的史学家从事本国以外其他民族的研究，同时还说明当时的中国和日本来往是很密切的，否则像这样的正史是不可能为一个不相干的国家单列一篇的，更不可能达到两千多字数。
不过，与我们通常的印象有些出入。日本与中国虽然交往较早，但中国文化传播到日本却是经过了一条曲折的道路。最早是传播到了朝鲜半岛，然后由朝鲜半岛的朝鲜人和乐浪、带方的汉人带到日本。
不成规模，更不成体系，只是自然而然、极其缓慢地进入日本。日本古代人民生活，在精神和物质两方面，都因中国文化的输入而丰富起来。很多日本人已经大体能看懂中国的汉字了，却接触不到系统的中国典籍和文化内容，当然是心向往之。就像当初佛教传入中国，但残缺不全，很多都是断章取义一知半解，于是出现了唐玄奘远赴天竺求取真经一样。上层社会的日本人开始对这一现象不满，渴望了解更多关于中国的情况，更希望亲自到中国领略他们眼中先进的文化。于是遣隋使就应运而生。
遣隋使是日本推古天皇时期，于公元607年由当时的实际执政者圣德太子开始派遣的。第一批遣隋使的代表和领队叫小野妹子，他们与熟悉中国情况的朝鲜使节（具体说是百济使节，因为当时朝鲜半岛有三个较大的王国，分别是百济、新罗、高句丽）一起出发，于第二年到达了长安。第一次遣隋使的官方说法是来中国求取佛法，但其实他们更重要的使命就是最大限度地了解中国文化，以便他们学习和引进。所以在第一批遣隋使顺利回国后，日本马上就派出了第二批，第二批使节中除了僧人以外，还多了一些学生，所以文化传播才是他们真正感兴趣的。日本的遣隋使成员，多是隋以前从大陆通过朝鲜半岛迁来的汉人。因为他们通晓汉语，对中国有一定地了解，对于将中国文化推广到异域是有强烈愿望的。遣隋使在中国留学的学生中，有的在中国居然一待就是二三十年，对隋末唐初中国的政治、经济、文化、艺术、建筑、社会风俗等进行了广泛接触和深刻了解（日本人那时候就已经体现出了干事认真的劲头）。因中国文化在当时确实是世界上仅见的高度发达的文明，对于处在落后国家的他们来说，日久难免生情。他们在中国待得越久，了解得越深，就越希望尽快改变日本落后的面貌。这种急切的心情，可以从他们回国后的表现看出来。日本国内的人民听到了他们对中国的介绍，个个都非常向往，想要赶快起来仿效。甚至已经顾不上内容是否科学合理，即使是形式上他们也想要马上看到变化，再怎么着也要改改宫廷里的冠服，学学中国的政府结构等能马上兑现的东西。于是圣德太子的第一项改革就是制定皇宫的服饰冠位。
由于遣隋使的作用，中国文化在日本的影响进一步加深。但日本的上层社会并不满足，反而更加赞叹和向往，狂热崇拜，希望将中国一切东西全部地、毫无保留地搬到日本来。于是继遣隋使之后，又派出了遣唐使。
有了遣隋使的成功经验，日本人也越来越熟悉外交流程，同时也摸清楚了往来中国和日本的最佳路径。于是之后的遣唐使规模一次比一次大。日本到唐的遣唐使前后共十三次，遣唐使的成员规模最小的一次有一百二十人，最多的一次居然派出了六百五十一人。可见当时的日本对于中华文化是何等的推崇和向往。这些成员中，有各种政府官吏，还有医师、阴阳师、乐师、画师等。医师除了为使团人员医治疾病外，最大的使命就是向唐朝人请教医术方面的一切疑难问题，乐师主要是学习各种仪式的奏乐。至于阴阳师，估计也是看了点中国的周易什么的，但是实在太玄乎了，一般人很难看懂。（别说他们，现代的中国人又有几个人能看懂的。）画师可能是向唐朝学习先进的水墨画画法，也可能是为了描画唐朝山川地貌风土人情吧。总而言之，遣唐使是为了到唐汲取先进文化而组成的。遣唐使的成员回国后，个个都受到重用，做了大官。这些官员在任职期间，利用各种机会，把在唐帝国的所见所闻推广于日本。其中对日本意义最为重大，影响最为深远的，就是我们在历史书上已经很熟悉的大化改新。
大化改新最主要的政治内容就是借鉴了唐朝时期的均田制和租庸调制，废除了日本原有的贵族私家占有土地的制度，把全国的土地和人民都作为天皇（国家）的公地和公民。政府对六岁以上的公民，每六年颁给口分田一次，死后归还国家。受田者要负担田租、徭役、贡物，这就是唐朝的基本土地制度租庸调。在政治制度上最大的改革就是废除世袭制，各级官吏均由国家任免；随同遣隋使小野妹子来华的高向玄理和僧曼还直接帮日本政府编纂制定了最早的成文法典《近江令》。《日本法制史一班》中把日本的法律发展史分为四个时期，其第二时期就直接被称为“模仿唐时代”。这充分说明，唐朝从政治上对日本的影响是极为深远的。
在文化和社会生活方面，日本同样深深受到了唐朝的影响。
先说文字吧。最初日本没有自己的文字，大约从三世纪起，中国文化如《论语》、《千字文》通过朝鲜半岛传入日本，为了读懂这样的。r天书”，日本贵族开始白发学习汉字，到五世纪，日本贵族大多数已经能熟练地使用汉字了。由于与唐朝往来密切，对唐文化的研究也越来越深，到公元八世纪时，留学生吉备真备根据汉字的偏旁创制了楷书字母，这就是“片假名”，后来到长安青龙寺学佛经的高僧空海又根据汉字草体创制了草书字母，这就是“平假名”的由来，从此日本终于正式有了自己的文字。吉备真备是个好学生，他在唐朝待了十七年，深入研究了经史、法律及百工技艺，回国时带回许多典籍、测影铁尺、铜律管、弓箭等，对日本礼制、历法及音乐的改革创造做出了很大贡献。
有了文字，就有了发展文学和史学的基础。日本遣唐使和留学生回国时带回不少汉诗文集。公元751年以后，日本作者也相继写出了不少汉诗文集，像《怀风藻》、《凌云集》、《文华秀丽集》、《经国集》等。史学方面，712年日本最早的史籍《古事记》诞生，720年用汉文写成《日本书记》，紧接其后的五部史书《续日本书记》、《日本后纪》、《续日本后纪》、《文德天皇实录》、《三代实录》全都是按汉文编年体写成的，加上《日本书记》合称《六国史》。
中国的书法艺术与绘画，也在日本很有影响；中国的印刷术也是在唐时传入日本的；在城市建设和建筑艺术方面，日本也极力模仿唐朝。日本当时建造的平城京和长安城一样，也有朱雀大街、东市、西市，至于宫殿、寺院、官衙和私人住宅的建筑，也完全是模仿唐朝的式样。
同样，唐朝对日本的农业经济的影响也是日本得以快速进化的因素之一。中国先进的农具撅、犁、镰等，水力转动的碾础、脚踏和牛挽的水车，都在日本广泛传播。在种植和收割技术方面，也有显著提高。日本以前的水稻是撒种直播的，就是将一把把种子大面积地往地里撒，谁知道哪棵苗能长出水稻来，纯粹是听天由命，瞎猫碰死耗子，产量当然很低。但改为插秧后，收成一下子提高了，差不多是原来的两倍多。另外，制糖、种茶等生产技术也都是在唐朝传入日本的。无庸置疑，唐朝的先进工具与先进技术传入日本，必然促进日本生产的发展。这是日本积极学习唐朝文化所带来的经济成果。
这些还是日本遣唐使的功劳，还有很多从唐朝去日本的中国人，也为日本的进步发挥了不可磨灭的作用。最著名的当然就是高僧鉴真了。鉴真于玄宗天宝十三年（公元754年）率领弟子二十四人东渡日本。他除了在日本传授佛经之外，在建筑、医学、雕塑等方面也有很大贡献。他与门徒建造了唐招提寺，被认为是天平时代佛殿之中最完备的建筑，足以代表当时最发达的建筑技术。寺中的金堂到今天仍然还存在，并受到了严格保护。在雕塑方面，鉴真与其门徒创作的佛像，独具一格，在日本雕塑史上，被称为唐招提寺派。而且鉴真的门徒们个个都不是等闲之辈，许多都是建筑、雕塑方面的专家。他们在唐招提寺，发挥了唐代艺术的新成就，比过去传到日本的艺术有所发展，因而更快地促进了日本天平时代艺术高潮的形成。
在医药方面，他也很有贡献。当时日本人对很多药品都难辨真伪，鉴真精通医术，对上千种中草药的特点非常熟悉，能够仅靠鼻子的嗅觉辨别药物的真伪，准确度极高。他还带去许多珍贵的药方，什么奇效丸、万病药、丰心丹等方子，都是鉴真带去的。
唐朝三百年间，由留学生和留学僧带回日本的中国文化产物，不断给予日本新的启迪。因此，日本的文化一刻也没有停滞，不断吸收中国的优点。经过整理提炼，消化吸收，与日本民族的特点结合起来，终于产生了近代以来优美典雅的日本文化。日本社会凭空向前推进了几个世纪。
总而言之，唐代的中国文化对日本的影响是极为广泛而深远的。
2．儒家文化在东瀛
中日两国一衣带水，同属儒家文化圈。儒家文化作为中华民族文化的主体，对日本传统文化的形成与发展始终具有深刻影响。特别是在日本近代资本主义思想产生之前，儒家思想对日本政治、经济乃至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都发挥着至关重要的作用。
儒家学说是中国传统文化的主体。孔子创立儒学，把传统文化的忧患意识升华为以天下为己任的人生哲学，经过诸子百家数百年的争论和实践，到汉武帝时期，儒学正式确立了自己的牢固地位。后来出现的宋明理学深化了儒家义理，使儒家思想进一步哲学化，标志着儒家思想开始走向成熟。
与中国儒家思想逐渐走向成熟相应，日本开始了深受儒家思想影响的传统文化的形成过程。公元3世纪，日本在接受儒家思想之前，一度存在着上百个小国，政治经济上都还处于一个正式的国家的初创阶段。文字尚未发明，更谈不上依赖文字传播的文学、艺术、哲学了。
但当时已经形成了原始的宗教信仰，那就是日本的神道。其实神道说穿了很简单，上古时期世界上任何一个民族的信仰无不是从神灵崇拜开始的。那是因为古代的人民还没有足够的自然科学知识，无法解释自然界中种种诸如地震、火山等现象，出于对大自然的敬畏，只能凭想象臆造出心目中的神，并希望通过敬神来获得神灵的保佑，从而逢凶化吉，遇难成祥。
从推古天皇往前算的三百多年间，中国和日本开始有了间接的交往。从朝鲜半岛迁移到日本岛去的朝鲜人带去了中国的《论语》、《春秋》等儒学典籍，以及以这些典籍为中心的中国古代思想和文化。对于尚未开化的日本民族来说，这些思想文化无异于上帝恩赐的礼物，一下子打开了他们的头脑。经过了几个世纪的缓慢接受过程，日本终于迎来了全面吸收中华文化的高潮。
在日本从奴隶制社会向封建制社会的演变过程中，最早试图进行改革的是圣德太子。圣德太子是中国文化的崇拜追随者，年纪轻轻已经熟读儒家经典，并且在后来的执政和改革过程中，大量应用了儒家文化的精神和思想。这体现在他执政中种种具体行为均按照儒家典籍的记载，用儒家典籍中的文字和其他象征儒家文化的符号。比如在他制定的《冠位十二阶》法律中，废除世袭制，改用中央政府任命官员，并将官员的等级分成了十二个等级，也叫十二阶冠位。十二阶冠位中每一阶的名称都是用儒家经典中的德目命名的，顺序是德、仁、礼、信、义、智。每个德目又分为大小两阶，这就形成了日本政府的十二阶官位，分别叫大德、小德、大仁、小仁、大礼、小礼、大信、小信、大义、小义、大智、小智。其中的“仁义礼智信”正是中国封建社会三纲五常中的“五常”。这说明圣德太子对儒学的研究已经不是简单的字面上的引用，而是深入了解了儒家思想和治国之道，开始将儒家的思想用于日本社会的统治和政治结构的改良了。也就是从这一时期开始，儒家文化开始影响日本人民的生活观、行为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