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样一来，土地市场完全沦为卖方市场，并且被掌控在地方政府手中，因为卖主只有～个，买主一大群，卖主可以随意定价，自由支配，想卖什么价卖什么价，想卖多少卖多少，买主没有丝毫的谈判权和选择权。
一个顶着“市场”名义，实则是完全垄断的交易形式就此完成。
垄断之下，寸草不生。
小产权房，地方政府为什么恨之入骨
经过政府一轮轮的打击和制裁，小产权房在国内逐渐式微，即使凤毛麟角的残存几个，也像过街老鼠一样做贼心虚。
所谓小产权房，就是占用集体土地所建设的房屋。我国法律规定，城市的土地为国家所有，农村的土地为集体所有，农村的土地如果想变成建设用地，必须为国家所征收，然后再卖给房地产商开发，才能变成商业建设用地。
如果房地产商直接从农民手里买地建设，或者农民在集体所有的土地上建设了房屋，这样的房屋所占土地因为没有被国家征用，就没有土地使用证，也不可能取得预售许可证，也就不拥有国家所承认的完全产权。所以被成为小产权房。
政府为什么对小产权房深恶痛绝呢？原因很简单，利益使然，因为小产权房侵犯了政府的利益，点中了地方政府卖地财政的死穴。
小产权房因为减少了“土地被国家征用”的环节，土地成本比大产权房低得多，由此带来成品房价格也比大产权房要低得多。通州的房子现在卖到两万五，亦庄的房子也能卖到两万，房山的房子都能卖到一万，但是通州、房山、大兴等地的小产权房的价格要便宜得多，在同类房型的前提下，售价往往只有大产权房的三分之一到一半，这样一来，那些买不起大产权房的工薪阶层们，就只能将一小产权房当做置业的首选。
虽然说让国民安居乐业是政府的职责，如果居民能够自己安家置业政府更是应该乐观其成的，但是在地产市场中占有极大利益的地方政府不这么想。地方政府的想法很简单，大家都去买小产权房，大产权房卖给谁？没人买大产权房，我的地卖给谁？我的地卖不出去，谁给我银子？政府一年的开支有一半是靠卖地，你将我这块最大的财源拿走，那是绝对不能接受的，所以，L乎所有的地方政府都对小产权房进行打压，而越是卖地厉害的地方，对小产权房的打压就越强烈。
在地方政府一轮轮对小产权房的打压中，民间和庙堂中也不乏为小产权辩护的声音。中央党校教授周天勇，就曾经数次为小产权辩论，而且言辞激烈，影响广泛。
周天勇教授提出的论点非常惊人：小产权房不但不违法，而且完全合法，而大产权房不但不合法，而且违法。
乍一听周天勇的言论，给人感觉匪夷所思，但是仔细分析一下，发现周天勇教授说得其实非常有道理。周天勇认为，我国宪法规定，只有出于公共利益的需要，政府才有权强制征用集体土地，反过来，也就是说那些住宅、商场、写字楼、工厂等非公益项目是无权强制征收集体土地的。而实际情况中，这些完全商业化的项目几乎全部都是打着公益项目的旗号，由政府强制从农民手里低价征收，然后转手以数倍甚至数十倍的价格卖给开发商。而根据周天勇教授的观点，政府的这种强制征收，其实是违反宪法的。
而同样根据宪法，并没有限制集体土地进入住宅建设的规定，只要不违反城市规划，集体土地完全有进入市场的资质。
周天勇教授的言论在国内引起轩然大波，为小产权房辩论的声音更是层出不穷，但是面对汹涌的舆论，地方政府的小产权房政策不但没有丝毫松动的迹象，而儿从前松动的地方甚至也在逐渐收紧。
其实看看政府的钱包的收入来源，就会发现，政府的所有的行为都是可以理解的。政府所以执行严格的打击小产房的政策，一个根本原冈是维护对于土地市场的垄断，控制每年天文数字般的土地出让金。
如果小产权房可以直接入市，也就等于间接宣布集体土地可以入市，可以不通过该政府的强制征收而进入市场，这样一来，就打破了地方政府对土地的垄断。
其实小产权房问题也从侧而倒出了一个信息，那就是地方政府从房地产业攫取了太多的利益，仅仅是一个土地出让金的差别，就可以使小产权房和大产权房的价格相差一倍，政府从房价之中获取的利益之多，实在是让人触目惊心。
恒大地产的老总、全国政协委员许家印曾经在一次政协会议上，对房地产业的利益构成曝了一次光。
许家印委员直言不讳：
“当前我国房价有五大交易成本，具体包括建筑成本、房企管理成本、土地成本、各类税费和企业利润。我国房价之所以被抬高，和后三大成本不断飙升有关。”
“通常情况下，前两项成本价格变化不大，后三项成本才是真正影响房价的主要变量。加上一些企业的过度逐利，目前这三项成本占房屋交易价格的80％以上，其中土地成本已占到房价的三成，各种税费占到三到四成，企业利润也远远超过了5％的世界平均比例。
如果这三项成本继续增加，无疑房价还会上涨。”
“房地产企业将这一高昂成本转嫁至房价，土地成本的不断上涨，又推动了房价上涨。”许家印委员说，“房地产开发环节征收的各类税费高达100多项，其成本加起来占到房价的三分之一以上，最终也转嫁给了消费者。”
而小产权房，因为和政府保持了距离，政府的很多手伸不进去，成本自然就低多了。在可以预见的将来，小产权很难不会合法化，因为地方政府会坚决反对。但是与此同时，小产权房也很难消失，因为天价的房屋封堵了低收入百姓买房的可能，而小产权房给他们安家置业提供了一个选择。
而有需求的地方，就一定会有供给，这是一个颠扑不破的真理。
附：许家印委员提出的房地产成本主要成本科目：
（1）土地费（土地补偿、拆迁等占20％—40％）；（2）前期费用（设计费、三通一平、监理费等占5％—10％）；（3）建安费（建筑、装修及安装费等占20％一30％）；（4）基础费（园林景观、市政、智能化、室外给排水、排污、强电弱电等占10％一20％）；
（5）公建费（会所、人防、车位、幼儿园、小学、中学建设费、物业公司、商业配套、电房等占5％—10％）；（6）管理费用（员工工资、办公室装饰、租赁、差旅费、办公设备、员工福利、车船税等占4％—6％）；
（7）营销费用（策划费、广告费、物料制作费、推广费、营销事件活动费等占3％—5％）；
（8）不可预见费（占1％—3％）；
（9）规费（主要是政府按规定的收费，如市政配套费、检测费、验线费、办证费、白蚁防治费等占5％—10％）；
（10）财务费（银行贷款利息、财务手续费等占5％）；
（11）税费（占33%）；
（12）利润（一般在15％—30％）：
注：数据表明，在房地产利益链条中，政府控制的成本占60％至80％（土地费、规费、财务费、税费），具有决定房价的举足轻重的关键作用。
炒房团，玩的就是心跳
马克思说过：资本是逐利的，哪里有利润，资本就会来到哪里。
马克思说过：资本来到人间，从头到脚，每个毛孔都流着鲜血和肮脏的东西。
马克思还说过：如果有100％的利润，资本家们会铤而走险；如果有200％的利润，资本家们会藐视法律；如果有300％的利润，那么资本家们便会践踏世间的一切！
虽然以现在的标准衡量，马克思的理论逐渐式微，但是并不能因此而否定马克思理论存在的价值，而尤其是马克思对于资本的认识上，对于资本贪婪性和逐利性的评价，还是入木三分、非常恰当的。
在今天中国的房市上，就活跃着这样一群人，为了追逐暴利，利用自己手中掌握的财富，进行贪婪的投机，生动地演绎了资本的贪婪性和逐利性。
虽然房价上涨的原因和他们没有直接关系，但是暴涨到如此程度，他们也逃脱不了干系，普通百姓对他们恨之入骨也是情有可原。
这群人美其名日：炒房团。
最早的炒房团应该从温州开始追溯。
作为有着“犹太人”称号的温州人是中国最有钱的群落之一，所掌控的民间资本有几千亿之巨。这些年来，温州人所从事的制鞋、服装、打火机等行业逐渐饱和，攒的银子却越来越多，钱多了不能闲置，而本行业又没有多大空间，所以他们急需给手里的银子找个出路。
冒险是温州人的天性，这些年来他们投资过股市，投资过煤矿，投资过期货，但是最让他们声名鹊起的还是炒房，温州人炒房，先是从家门口炒起。2009~V中国商品房销售单价冠军不是北京，不是上海，更不是广州和深圳，而是天高皇帝远的温州，而这一切都是拜温州炒房团所赐。
从1998年开始，温州大量闲置资金开始陆续进入本地楼市，据统计，在短短几年时间内，进入楼市的资金达到了几百亿，在强大资金流的支持下，温州房地产立刻火爆起来，当地的房价以每年20％的速度激速增长，一时间，无论是公寓路、别墅、商业地产，还是二手房、拆迁房，只要是能住人的地方，都有人提着大把的现金准备购买。温州市区的房价从2000元／平方米飙升到7000元／平方米。
在温州的大获成功，极大地鼓励了温州人的信心，也使得炒房逐渐成为一个新兴的行业，炒房团的雏形开始出现。
2001年，踌躇满志的炒房团准备冲出温州，走向中国。他们选择的第一个目标是上海。2001年8月18日，第一个温州职业炒房团携带着大笔资金浩浩荡荡开往上海。在j三天之内，这个先遣队从上海购买了一百多套房子，投入资金几个亿，在随后的几年内，先后有几百亿的资金涌入上海。
温州炒房团的炒作手法非常高明，他们动作迅速，操作频繁，效率极高。他们往往以五千的单价购入房产，然后在六千的时候脱手。脱手不久又以七千的价格买回来，然后再以八千的价格脱手。
这样轮番爆炒，使得有限的资金获得了四两拨千斤的效果，也使得被炒的目的地房价一路攀升，当地居民苦不堪言，但是此时的温州炒房团早已将资金逐步撤出，投入了另一个城市。
据当地媒体人士估计，炒房目前早已经超过制造业，成为温州的第一产业，目前活跃在全国的温州炒房团至少在十万以上，他们控制的资金至少有两千亿。
在炒房团刚刚开始进入的时候，当地政府和房地产商还是非常欢迎炒房团的，因为原本一潭死水的房地产市场经过炒房团的运作，马上变得风起云涌活色生香起来。
有人买房，地产商自然开心，至于你是自己住还是投资，与我无关，反正我们一手交钱，一手交货，你买的多我还能优惠，你将房价炒上去，我以后再开盘还能多赚点银子。
地方政府对炒房团更是抱着欢迎的态度，因为房价上去了，GDP数字也就上去了，卖地的时候也能多卖些钱，名利双收，左右逢源，地方政府自然是乐观其成。
唯一不开心的就是本地市民了，炒房团在房价低的时候进来，在房价高的时候出手，一个个吃得肥头大耳，赚得盆满钵溢，可是面对被炒上天的房价，真正的购房者只能是欲哭无泪满腹愁肠了。
当然，炒房也不是完全一本万利的买卖，“市场有风险，入市须谨慎”这句话也不是白说的，最近的一批炒房团的日子恐怕就比较难过。
4月17日实行房产新政以来，一线城市的房价应声下跌，狠狠地套牢了一批炒房团。
五月初的时候，通州某个房产中介的房间里坐着三个温州人，他们就是一批火中取栗的殉葬者。据中介介绍，自从房产新政以来，这几个人几乎天天到中介来看房价。其中一位姓胡的温州人在四月初以两万元的单价买下了四处二手房，结果新政一出，价格直跌两千，总市值跌掉一百万，而5月1号北京更严厉的调控政策出台以后，胡先生的脸上几乎再也看不到笑容。
走夜路多了，难免遇到鬼，吃得太多了，总难免消化不良，一批炒房团被套，未尝不是好事，至少也要他们知道，刀尖不仅能割别人的肉，也能割自己的，刀尖上舔血的行当，总是难免有些风险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