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光匆匆，岁月如飞，我当信差大概有一年了。这时，楼下办公室的经理约翰·P·格拉斯上校，因为频繁地外出，开始不时地要我在他不在时帮他照看一下办公室。格拉斯先生是一个极受欢迎的人，也有政治上的雄心壮志，他的外出时间变得越来越长，并且日益频繁，于是我很快熟悉了这方面的工作：接受公众的函件，监督那些从操作间送出的信件是否恰当地分派给信差们，以便及时传递。
这也是件令人苦恼的差事。那时，因为我无需做分内之事，这便遭到了其他信差的嫉恨，因此在其他信差中我并不受欢迎。此外，我还被指责为吝啬、小气，因为我从不乱花送远程信件而赚得的外快。我必须尽可能地节省下每一便士，以应付家庭开支。父母明辨事理，对我的行为，他们从来不加阻碍和拒绝。家里有三个劳力—父亲、母亲和我，对于家中的各项收入与支出，我一清二楚。我们把个人赚得的钱都放在一起，以便家里添置一些家具和衣物，每添一件小东西都能使我们快乐不已，或许从来没有一个家庭能像我们这样团结。
日复一日，母亲把牙缝里节省的钱积攒下来，仔细地收藏到一个长筒袜里，直到攒够了200个便士，便用汇票将20英镑寄给慷慨解囊相助的汉德森夫人。那天我们都十分开心：卡耐基家终于不再债务缠身了。噢，这是多么令人高兴的一天啊。金钱债务总算还清了，但人情债，对雪中送炭的人的感激之情，却是无法还清的。汉德森夫人至今依然健在，我回丹弗姆林，到她家拜访时，那情形犹如造访一座圣殿。无论世事如何变迁，对她，我永远不会忘怀。（当我读到这些写于几年前的字句时，我哽咽了：“走了，和其他人一起走了。”安息吧，亲爱的、母亲高贵的朋友。）
在我的信差生涯中，有一件事一直令我难以忘怀，当时它给我的感觉更像是把我送上了云端。当时是一个周六的晚上，格拉斯上校给孩子支付当月的薪水。我们在柜台前排成一排，格拉斯先生按顺序给每一个人发工资。我在队首，当格拉斯先生拿出第一份11.25美元，我伸手去拿，但出乎意料的是，他绕过我，付给了下一个男孩。我想他肯定是弄错了，因为我一直都是头一个领工资的。可是接下来，他只按顺序给其他人工资。我的心沉了下来：难道是我做错了什么？或者有什么没有做？难道我将被告知，这里已经没有我的工作了，我将使我的家庭蒙羞，那是我最无法忍受的痛楚了。当其他人领到钱离开之后，格拉斯先生把我带到柜台后面，对我说，我应该比其他孩子得到更多，他决定每个月付我13.50美元。
我当时几乎傻眼了，是不是我听错了？格拉斯先生把钱点给我，我不知道我是否向他道了谢，似乎没有。我拿着钱一下子跑出门去，一路狂奔回家。我清楚地记得，我是跑着，更准确地说，是跳着从桥的一头跨到另一头，跨过了阿尔勒格尼河—在马车道上，因为人行道太窄了。那是在星期六的晚上。我把11.25美元交给了妈妈—家里的财务主管，但对装在我口袋中的剩下的2.25美元更是喜不胜收—它们在当时对我的意义，远超过我现在所赚得的百万巨款。
汤姆当时9岁，他和我一起睡在阁楼上。上床后，我把这个秘密悄悄地告诉了弟弟。即便年幼，他还是知道这意味着什么，我们一起幻想未来。那是第一次我们对未来的憧憬，创立“卡耐基兄弟公司”，一同搏浪商海。父母将会有自己的马车，而我们，则将拥有一切被认为是财富的东西，实现一切我们为之奋斗的理想与包袱。曾经有一位苏格兰的老太太，她的女儿嫁给了一个伦敦商人。女婿请她去伦敦住，并向她保证说，她将“坐在自己的马车里”。而她却回答说：“我坐进马车又有什么好呢？斯拉斯堡的亲人们再也见不到我了。”
但在我们的计划中，父母不仅可以在匹兹堡见到我们，而且还可以前往丹弗姆林，去探望他们的老家。
星期天早晨，全家在吃早餐时，我拿出了那额外的2.25美元。这大大出乎他们的意料，一开始他们还不明白是怎么回事，但很快地，父亲的眼里便充满了骄傲和疼爱，母亲的眼睛被泪水湿润得闪闪发亮：这是他们的孩子第一次成功，他是个可造之才。虽然我后来获得的荣誉与成功不计其数，但从来都没有哪一次能像那次一样令我激动不已。当时，我一直沉浸在幸福与喜悦之中。
因为每天早上都要打扫操作室，所以在报务员到来之前，孩子们便可以在电报机上练习练习。这又是一个新的机会，我很快就学会了用键钮和其他接收站的孩子们交谈，他们和我有着相同的目的。当一个人学会了一项本领后，他肯定会迫不及待地找机会投入实践。
有天早上，我听见电报机呼叫匹兹堡的信号特别强烈，看起来好像是有人迫切希望取得联系。我壮着胆子做了回答，原来是费城要立刻给匹兹堡发一份“死亡通知”。我可以接收吗？我回复说，如果他们慢点发的话，我可以尝试一下。最终，我成功地接收了这条信息，然后带着它跑去找布鲁克斯先生。布鲁克斯先生来了，我告诉他自己都做了些什么。幸运的是，他并没有责怪我的鲁莽，而是对我的灵活与机智大加赞赏。他提醒我要小心，不要出错，然后便让我走了。之后，每当报务员需要离开议会的时候，我经常被叫去照看一下仪器。就这样，我学会了发电报的技能。
我的成功还是受益于一个非常懒惰的报务员，是他让我有了更多的实践机会。那时，报务员要做的是从移动的纸带上获得信息，并且把它念给抄写员。但是，有传闻说西部有个人根据声音就可以获得信息。在好奇心的驱动下，我开始练习这种新方法。而公司的麦克琳先生也成了这方面的专家，掌握了这种办法，他的成功也给了我很大的鼓励。很轻松地，我就学会了这门新语言，容易得连我自己都感到惊讶。一天，当操作员不在时，我请求收一条信息，那位老抄写员对我不屑一顾。于是我停掉了纸带，拿起笔和纸，开始自己接收信息。我永远都不会忘记他当时的惊讶之态，他请求我把纸和笔还给他，从那以后，科特内·休斯和我之间再也没有发生过什么争执，他成了我忠诚的朋友和抄写员。
这件事结束之后不久，约瑟夫·泰勒—离匹兹堡30英里的格林斯堡的报务员要请两个礼拜的假，要布鲁克斯先生派一个人去代替他。布鲁克斯先生把我叫去问我是否能够胜任此项工作，我立刻给予了肯定的答复。
“好吧，”他说，“那我们就把你送到那里试一试。”
我是搭坐邮政马车去的，旅途十分愉快。大卫·布鲁斯先生是一位著名的苏格兰籍律师，我碰巧与他和他的妹妹同行。这是我第一次出行，也是我第一次欣赏这个新大陆国家的风光。我还是第一次在酒吧就餐，那是在格林斯堡的旅馆，饭菜味道相当不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