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教育方面，劳德姨父赋予背诵很高的价值，这使我和多德受益匪浅。我们经常穿着外衣或衬衫，卷起袖子，把脸涂黑，戴上纸质的盔甲，拿起木板做的剑，扮作诺瓦尔和格雷纳温①，或者罗德里克·杜和詹姆斯·费茨-詹姆斯②，向老师和同学们朗诵他们的台词。
①格雷纳温，苏格兰戏剧家约翰·霍姆悲剧《道格拉斯》中的主要人物。
②詹姆斯·费茨-詹姆斯，苏格兰小说家与诗人，叙事长诗《湖上女人》中的主要人物。
我清楚地记得，在诺瓦尔和格雷纳温之间一段经典的对话中有一个一直重复的短句——“该死的虚伪”，我们对此心存疑虑。最初，每当说到这句话时，我们总会轻轻地咳嗽一声，而观众们则总会乐不可支。直到有一天，姨父告诉我们说，不必为这一句“该死”而过分纠结时，我们才彻底地放下了包袱。此后，每当排练中进行到这句话时，扮演格雷纳温的我总会将这句词念得异常圆润饱满。“偷吃禁果”（即像成人一样说脏话）对我而言有着极大的诱惑力，我非常能理解玛格丽·弗雷芒的遭遇：一日早上，沃尔特·司各特问她怎么了，她回答道：
“司各特先生，今天早上我非常生气，我只想说‘妈的’，但是我不能。”
此后，牧师可以在讲道坛上大骂“混账”而不为过，而我们，也可以在背诵中毫无拘束地大声说“该死”。
剧中还有另外一个让我印象深刻的语句：当诺瓦尔与格雷纳温争斗时，诺瓦尔说：“如果我们再打一次，那我们都将受到致命伤”。我在1897年为《北美评论》所写的一篇文章中用到了上述这句话。姨父读到后，立即给我来信，说他知道我是在哪儿找到这句话的。世人当中，只有他能做到这一点。
由于姨父这样的教育方式，我的记忆力有了很大的提升。我认为，鼓励年轻人记忆并背诵他们喜爱的东西将会对他们的成长大有裨益。我会极快地学会任何我感兴趣的东西，对此我的一些朋友都会惊叹不已。我还能记住任何东西，不管它是否是我的兴趣。但如果一件事没有给我留下深刻印象的话，它就会变成过眼烟云，几个小时之后我便会忘得一干二净。
丹弗姆林的学校生活对我来说是一个极其严峻的考验，因为我每天都要背四节赞美诗。但我依旧能完成任务，当然，在家里我是没有时间背的，我会利用从家到学校那五六分钟的时间进行快速记忆与背诵。因为每天的第一节课是圣诗，所以我已有所准备，通过自然不成问题。但如果让我30分钟之后再复述一遍，那结果恐怕就会惨不忍睹了。
我所赚得的第一个便士是学校的马丁先生给我的，因为我在全校师生面前背诵了伯恩斯的诗歌—《人生而忧伤》。几年后，有一次，我与约翰·默里在伦敦共进晚餐，席间，我们谈到了华兹华斯的生活，默里先生说他一直在寻找华兹华斯一首名为《老年》的诗歌，却一直未果。我便即兴为他朗诵了其中的一段，默里听后大加赞赏，立即奖给了我一便士。默里真是个好人，正是他将我介绍给了学校的老师马丁先生。而马丁先生则是我遇到的第一个伟大的人，那是真正的伟大。但英雄却是“诚实的约翰·默里”。
在宗教问题上，我们并没有受到太多的束缚，当其他小孩在学校里被逼着学习《简明教义问答手册》时，我和多德却可以免受其苦。这其中的原因，我一直困惑不已，但我的家人和亲戚们对待神学的看法，却如他们的政治观点一般激进。他们反对教义，对此我毫不怀疑。而他们之中也没有一个正式的长老教会成员。父亲、艾特肯叔叔和姨妈、姨父劳德，还有我的卡耐基叔叔，先后放弃了加尔文教派的信条。当然，之后的一段时间里，他们从斯威登伯格学说中找到了精神寄托。母亲对宗教问题总是保持沉默，她从未跟我提及此事，也从不曾去教堂。那时，我们家并没有仆人，因此她便包揽了所有的家务，包括星期天的晚宴。母亲兴趣广泛，而阅读无神论者钱宁①的作品则成为她当时唯一的兴趣，那简直让人觉得不可思议。
我是在政治局势与宗教动荡不安的氛围中成长起来的。当时的政界纷争不断，各种思想激烈碰撞：消灭特权、人人平等、民主共和。与此相伴的，是众多关于神学的争论。我如饥似渴地听着大人们关于神学与宗教的各种争论，自觉酣畅淋漓，乃至酩酊大醉。并对其中一条加尔文教派的教义印象深刻，它对我犹如噩梦一般恐怖。当然，在思想的交融中，这种恐怖的感觉也是转瞬即逝的。不过有一件事我却一直印象深刻，当时牧师正在宣扬原罪说，父亲闻及此说，便愤然而起，离席而去。
①威廉·埃勒里·钱宁，美国传教士和作家。
父亲不能忍受这样的教义，他说：“如果那是你的宗教、你的神，那我就要去寻找一个更好的宗教，一个更高贵的神，一个值得我信仰的神。”他离开了长老会教堂，并且再也没有回来。但是他却并未停止参加其他不同的教派，也没有停止每日清晨在阁楼上的祈祷，这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他是个真正的圣徒，一个时刻保持着虔诚的圣徒，对他来说，一切的宗教教派只不过是通达善意的中立者。他认为，宗教理论也许有很多，但信仰却只有一个。神父构造出来的不是天父，而是残暴的复仇者，一个“永远的折磨”—安德鲁·怀特曾斗胆在他的自传中这样称呼上帝。对此，父亲的认识显然比神父更加深刻，我为他感到骄傲。
在童年时期，我最大的乐趣之一就是饲养鸽子和兔子。每当想起父亲为这些可爱的小精灵们搭窝时，我就会感激不已。于是，我家成了这些小可爱们的大本营。在母亲眼里，家庭所能给孩子的积极影响是让孩子们找到正确方向的捷径。她常说，首先要让家里充满温馨欢乐，只要是能让我和伙伴们玩得开心，没有什么是她和父亲不能做的。
在养兔子的过程中，我同样完成了我的第一次商业冒险经历。当时，我让我的小伙伴们帮我一个季度的忙，报酬是允许他们以自己的名字来为兔子命名。小伙伴们十分乐意，他们每周六都来给兔子预备食物。现在回想起来，当时，我与伙伴们签的合同真是苛刻，整整3个月，他们心甘情愿地为我采集蒲公英和车前草，我却仅仅把命名作为给予他们的唯一回报。每每念此，我都会受到良心的谴责。
我非常珍视这段经历，因为它是体现我出色的组织能力的最早证明，也是我事业上成功的基石。我之所以能成功，并不是因为我的能力有多么出众或是我的学识有多么渊博，而是因为我知道谁比我懂得更多，谁比我做得更好，并选择与他们合作。这是任何人都应该拥有的宝贵财富，我并不懂得钢铁机器的复杂原理，但我却尽可能弄懂人的机制构造，这比钢铁机器更为复杂。记得1898年，我在苏格兰高地旅行，中途在一家旅馆稍作停留。这时，一位绅士走了过来，并自我介绍说他叫麦金托，是当地的大家具制造商。他是一个十分有趣的人，后来，进一步的闲谈中，我才发现他原来也是我儿时的玩伴之一。那时，他性格内向，并不怎么爱说话，只是一心想着兔子，并将其中一只以他自己的名字命名。可以想象我当时的惊喜与兴奋，他是我日后遇见的唯一一个一同养过兔子的玩伴。我真希望能再次遇见他，但愿我们的友谊天长地久。（就在今天—1913年12月1日，当我拿起自己的手稿时，突然发现了一封他的来信，这瞬时勾起我儿时与伙伴一同玩耍时的美好回忆，他现在也应该收到我的回信了吧，希望我的回信能够温暖他的心灵，正如他所给我带来的一样。）
随着蒸汽机的发明和改良，丹弗姆林小作坊的生意也每况愈下。于是，我们给母亲在匹兹堡的两个姐妹写了封信，决定去投奔她们，也移民到匹兹堡去。记得当时曾听父母说，他们这么做并不仅仅是为了改善家中的境况，更多的是为了两个儿子。姨妈给了父母一个满意的答复，于是我们决定卖掉纺车和家具，举家赴美。父亲用甜美的歌声唱道：
向西，向西，奔向那自由之邦，
在那里，波光粼粼的密西西比河奔流入海，
在那里，人有人的尊严，即使他须辛勤劳作；
在那里，最贫穷的人也能收获到劳动的丰厚果实。
拍卖小作坊的收益极其微薄，让人失望不已。纺车几乎不值一钱，换不到任何东西，最后我们还需20英镑才能凑够全家去美国的路费。在这里，请允许我特别提及一下汉德森夫人的善举，她是我妈妈的终生好友。汉德森夫人总是能吸引忠诚的朋友，因为她自己就是这样的一个人。她是艾拉·弗格森的女儿，在舅舅莫里森和姨父劳德的担保下，她冒着很大的风险借给了我们急需的20镑。当然，劳德姨父还给了我们经济上的支援和一些建议，为我们考虑到了几乎所有的细节。我们于1848年5月17日离开了丹弗姆林。当时父亲时年43岁，母亲33岁，我13岁，而弟弟汤姆还不到5岁。汤姆是个长着一头白色头发的漂亮小男孩，黑色的眼睛闪闪发亮，无论在哪，他都是引人注目的焦点。
此后，除了在美国上过一冬天的夜校，后来有一段时间又请过一个法语家教晚上教我法语之外，我就永远地告别了学校。说来奇怪，那个法语老师是个演说家，我从他那里学会了如何演讲。那时，我能读书写字，会使用密码，并且还一度开始学习数学和拉丁语。在赴美的途中，我给劳德姨父去了封信，接着又被退了回来，这封信可以表明，那时候我写的一手书法远比现在漂亮得多。我曾努力学习英语语法，也达到了作为一个孩子通常应该学到的程度。除了华莱士、布鲁斯和伯恩斯，我很少读其他读物，但我心里记得很多熟悉的诗歌。当然还有童话故事，尤其是《天方夜谭》，它带着我认识了一个崭新的世界。当我如饥似渴地阅读这些故事时，我恍若梦中。
那天早晨，我们离开了深爱着的丹弗姆林，坐在汽车里，沿着去查尔斯顿的运煤铁路向前奔驰。我永远忘不了那一刻，满含热泪，站着朝窗外远眺，直到丹弗姆林消失在地平线深处。最后消失的是那座神圣而伟大的古老的大教堂。离开后的前14年中，我每天都会回想起那天早上的情景。“什么时候我才能再见到你呢？”这14年中，我只会偶尔忆起大教堂的高塔上，那有魔力般的大字—“罗伯特·布鲁斯国王”。我所有童年的回忆，我对这片乐土的所有认知，像草一样，围绕这古老的修道院和它的时钟生长着。钟声每晚8点悠扬地鸣响，对我，这是一种信号，我必须赶在它停下来之前就寝。在《英伦的美国四驾马车》一书中，我曾经在写大教堂时提到这口钟，现在，我也要从中引用一段：
马车驶入悠长的道路，我和沃尔斯教士长站在前排座位上。大教堂的第一声钟响，是为母亲与我而鸣。我跪了下来，泪水不知不觉地夺眶而出。我转过身去告诉教士长：我没法坚持，必须放弃。有一阵，我曾感到就要昏厥，幸亏不远处没有人群，我来得及控制自己。咬着嘴唇，直到流出血来，我低声为自己鼓气：没关系，保持冷静，你必须坚持住。再没有一种声音如此深入地进入到我的灵魂深处，永不散去，用它那悦耳、优美、动人的力量将我征服。
伴着钟声，我曾被抱上小床，进入孩提时天真甜美的梦乡。每天晚上，当钟声敲响时，父亲或母亲慈爱地俯身面对我，告诉我钟声在说什么。钟声的语言通过他们变得那么美好。这是从天堂和圣父那里传来的声音，在我入睡前，这声音会慈祥地告诉我，他们白天做了哪些事。钟声平和，我知道敲响它的神灵看到了我所做的一切，但是他并不生气，永远也不会生气—永远，只会感到遗憾—非常非常的遗憾。今天，当我听到钟声，它并不只是一种声音而已，依然有着它自己的含义。而现在它听上去就像在欢迎背井离乡的母亲与孩子的归来，再一次庇护在它珍贵的关爱之下。
修道院晚钟在敲响时所给予我们的快乐和荣耀，并不是世界赋予我们的奖赏。汤姆应该也在那里，这就是那时产生的想法。当我们要离开这里，去一个崭新的国度之前，他也开始知道这钟声的美妙了。
让-雅克·卢梭①希望能伴着优美的音乐死去。如果我有选择的机会，我希望在我步入黑暗时，大教堂的钟声能再次在我耳畔响起，告诉我人生的竞赛已经结束，像召唤那个白头发小男孩一样唤我主要著作有《论人类不平等的起源和基础》、《社会契约论》、《爱弥儿》、《忏悔录》、《新爱洛漪丝》、《植物学通信》等。入睡—最后一次。
①让-雅克·卢梭，法国伟大的启蒙思想家、哲学家、教育家、文学家，18世纪法国大革命的思想先驱，启蒙运动最卓越的代表人物之一。
我收到了很多读者的来信，在信里他们谈及我书中的这段文字，都十分感动，甚至热泪盈眶。这种感情来自我的内心，也许，这就是它为什么能够引起其他人心灵共鸣的原因吧。
我们先乘一艘小艇，然后在福斯湾登上了爱丁堡号蒸汽船。当我将要被抱上轮船时，我冲向劳德姨父，紧紧地搂着他的脖子，哭喊着：“我不能离开你！我不能离开你！”一个和善的水手将我们分开，把我抱上了甲板。当我重返丹弗姆林时，这个亲切的老人来看我，告诉我这是他所见过的最感伤的分别情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