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我在伦敦时，罗斯伯里勋爵①作为一名政治新星正在崛起，并即将踏入格莱斯顿内阁。承蒙厚爱，我有幸被邀请与他共进晚餐，在那里我第一次见到了格莱斯顿先生—这位世界第一的公民。那是在1885年，当时我正在为《民主胜利》一书出版做准备，所以我的到来给格莱斯顿先生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①奇博尔德·普利姆罗斯：第五代罗斯伯里伯爵（1847～1929年），英国自由党政治家，曾担任英国首相。
当格莱斯顿先生第一次正式邀请我与他共进晚餐时，我恰好因为有约在身，所以无法赴宴。多令人遗憾呀，我当时真希望那不仅仅是一纸邀约，而是一道命令。但事已至此，我也只好婉言谢绝。幸而不久之后，在海沃顿我们能再次相见。
我在英国捐赠的第一座图书馆是由罗斯伯里勋爵为我揭幕的。1905年，我再次有幸邀请他来美国，为我所捐赠的图书馆揭幕。当时他来纽约访问，我驾车带他沿着曼哈顿河滨大道游览，勋爵被沿河的景色深深吸引。罗斯伯里是一位杰出的人物，但他也有优柔寡断的一面。他出生贵族，青年时代就进入了下议院，并在种种锤炼之后终于成为上议院议员。艰难的生活本应练就他顽强的性格，但是他却没有政治生活中那股不达目的绝不罢休的坚韧与决心，只是非常的细心敏感。他还是一名温文尔雅而又极有风度的演说家。
一天早上，我应约前去拜访他，一阵寒暄过后，他拿起一封我进来时就已放在他桌上的信，对我说：“我希望你能解雇你的秘书。”
“为什么？他是我的得力助手，还是个苏格兰人。他怎么了？”我问道。
“这根本不是你的笔迹，是他的。你如何看待在拼写罗斯伯里时写了两个‘r’的人？”勋爵答道。
“我每天都会收到很多来信，但我敢保证，其中有20%到30%会把我的名字拼错—从卡纳杰到加奈格，如果连这些小事都放在心上的话，那生活对我来说简直就无法忍受了。”我感到异常无奈。
但他依旧那么严谨，没想到，这么小的一件事给他带来了那么大的困扰。大人物应该学会将这些小事付之一笑，否则就会显得他们是那么的斤斤计较。一个有魅力的人，应该学会将羞涩、敏感、任性以及保守统统抛开。也许是下议院的那几年改变了他的性格。
当他在上议院因为自由主义的观点而引起社会轰动时，我曾鼓励他：“勇敢地支持国会，丢弃你的世袭头衔，声明你藐视特权。这样你才能成为真正的人民领袖。你不仅年轻、聪明、魅力四射，又有演讲天赋，如果你果断投身于这项神圣事业，你肯定会登上首相宝座。”
但出乎我意料的是，他虽然对我的提议很感兴趣，但最后却冷冷地说：“下议院的人是不会承认我跟他们是一伙儿的。”
“但这正是我所希望的。如果我是你，即使落选了，我也会努力参加下一届选举，迫使下议院表态。我坚信一个有勇气与他的世袭特权决裂的有高尚情操的公民，完全有资格去参加任何一个公职的竞选，并且肯定能取得胜利。克伦威尔的成功就是如此，民主会青睐那些敢于第一个吃螃蟹的人。”
我们结束了这场谈话。后来莫莱曾向我提及此事，我永远忘不了他的话语：“我的朋友，克伦威尔并不住在伯克利广场38号。”他缓慢而坚定地说。
但这并不能淹没罗斯伯里的杰出。虽然他天生贵族，但是一场大火曾使他的身体有点缺陷。莫莱则恰恰相反，他是真正出身于社会底层，在他那做外科医生父亲的强烈督促下，他以自身不断的努力最终考入大学。他一直是个“诚实的约翰”，凭借自身的不断争取与奋斗，最终进入贵族阶层并获得“光荣者”的荣誉称号，这些都是只有杰出人士才有资格获得的称号。“鲍勃”里德也是这样，由一个下院议员成为罗利本伯爵和上议院的大法官。还有霍尔丹伯爵、阿斯奎部长、劳埃德·乔治等。他们的成功不是因为今天的共和国更加民主，也不是因为他们有特殊背景。
当格莱斯顿先生去世后，谁来接替他，或者谁能够接替他？这个问题变得愈发迫切。年轻的阁员们一致同意让莫莱做这个决断：是哈考特还是甘贝尔-班纳曼？哈考特是一个很好的人选，但是他有一个致命的弱点—控制不住自己的脾气。他暴躁的脾气确实不适合做领导，而沉着、冷静以及明智的判断则是一个领导人必备的素质。
我很喜欢哈考特，他一直非常向往共和制，还是马特里的女婿。他对我们的人口普查活动以及报告都非常感兴趣。而甘贝尔-班纳曼则是我们的家乡代表，我为他的高升而感到由衷的高兴。记得当时，在对集会人群作答谢致辞时，他总会说：“我之所以能当选，这都要归功于我的主席—贝利·莫里森。”
贝利舅舅是丹弗姆林激进派的领军人物。无论是过去还是现在，卡耐基家族和莫里森家族始终是伟大的共和制的拥护者，而卡耐基家族更是其中的激进派—“敢于向王权挑战的人们”。我们坚信，英语民族与国家有能力在法治的保障中通过渐进的改良逐步建立起一套完善的人民民主制度。
这不只是我们的信念，也是大不列颠及其所有殖民地人民的共识以及普遍愿望。虽然它的脚步并不是那般迅捷，但是它依旧朝着正确的方向迈进，相信在不久的未来，真正的民主之光一定会普照英伦三岛。
1905年秋，我与夫人出席了授予约翰·罗斯博士的丹弗姆林荣誉市民授予仪式，罗斯博士是丹弗姆林信托基金会的主席，热情的公益慈善家。麦克白市长在讲话中指出，这个荣誉是极其珍贵的，目前在世的人中只有三人获得了此殊荣，一位是国会议员、时任英国首相甘贝尔-班纳曼，一位是前印度总督、时任殖民部部长的埃尔金伯爵，还有一位就是我。能名列其中是我莫大的荣幸，因为我不曾担任过任何官职。
埃尔金伯爵是布鲁斯家族的后裔，他的祖先就长眠于丹弗姆林大教堂的大钟下。关于斯坦顿部长如何选出格兰特将军的故事已众所周知，他本人是不可能出任总司令的。埃尔金伯爵也一样，他总是处于风暴的核心位置。当苏格兰大学准备改革时，他是改革委员会的二号人物。当国会保守派成立布尔战争委员会时，作为自由主义者的埃尔金被任命为委员会主席。当上议院的决定引起苏格兰联合自由教会的极度混乱时，埃尔金被指定为委员会主席去解决这场混乱。当国会把他的报告作为法案提出来时，他再一次成为焦点人物。所以当苏格兰大学基金会挑选托管人时，我向巴尔弗首相推荐了埃尔金伯爵。最终的事实也证明了这一点，埃尔金伯爵果然不负重望。后来有一天，约翰·莫莱（当时他还没加入丹弗姆林信托基金）向我提及了他对埃尔金的感觉：“以前，我觉得埃尔金是一个高高在上、制造麻烦的公众人物。但现在我才知道他是一个很能干的人，脚踏实地而非夸夸其谈。”
这就是布鲁斯国王的后裔，不仅聪明能干，而且还能谦逊待人。
一旦成为某地的荣誉公民，类似的荣誉就会接踵而至。1906年，我在伦敦连续6天收到了6个地方的荣誉称号，并在接下来的一周时间里收到了另外两个不同的荣誉称号。于是我必须每天赶早班车去参加各种相关仪式，直到晚上才回来。也许有人会说这些仪式大都索然无味，其实不然，每个地区都有各自的特色。我见到了众多杰出人士，他们中有市政要员，还有军队高官。每个地区都有自身的强项与不足，都渴望以持续不断的改进来赢得人们更多的支持与关注。每个地区都是一个小小的世界，每一个市议会就是内阁的一个缩影，而市长就是首相。地区内的人们只关心本地的发展与福祉，对外则显得很冷淡。城市间总是有着诸多的纠纷，比如如何处理与邻区的关系，包括水资源的调度、天然气与电力的输入与输出、支持或者反对联盟以及其他一些协商会议。
地方政府最能体现新旧世界之间的差别。从前，每个家庭都会为自己世代居住的故乡发展作出贡献。一个父亲如果当上了市长，他就会激励自己的儿子以他为榜样，城市的骄傲是他们创造的，他们对家乡会怀有深深的眷恋，他们也会把竞选议员看成为家乡谋福利。但事实上，很少有人会明白，国会的议员都是为那些有钱人家办事的，因为他们住在伦敦却没有任何补偿。然而，这种情况很快就会得到改变，英国将会按照普遍的做法，给予立法者一定的报酬。
从此以后，英国的国会议员们将会像其他国家的议员一样，白天开会并充满激情地投入到一天的工作中去。而不用再像以前一样，忙完了一天的工作后，吃完晚饭，还要带着疲惫的身心再投入到国家事务的处理当中。有人问惠斯特桥牌的权威人物—卡文迪什，是否有人会在第二圈第三个牌出“J”，他答道：“会的，他可能刚吃过晚饭。”
最优秀的人聚集在英国的市政议会，他们为官清廉，富有爱国心，为自己的家乡感到骄傲并全身心地投入到家乡的发展建设中。美国如今也在朝着这个方向努力，尽管它与英国仍然有一定距离。但是，在这个移民国家中，人们正逐渐定居下来。我们应努力培养这些移民们对新大陆的热爱。从前，只要一代人的时间，苏格兰市镇的军官们就会成为那儿的大地主或上流阶级。“大不列颠人深深地爱着地主”仍旧是真理，但是相信在不久的将来，他们的爱很快就会消失。
在伊斯特本①、索尔兹伯里②以及其他一些古老的城镇中，市长来自社会的各个阶层，他们甚至是在用自己的双手勤恳地劳作。市议会的大多数议员也是如此，他们的服务都是不计报酬的，我非常荣幸能在英格兰和苏格兰认识那么多的市镇的政要以及军官，还有爱尔兰，在那里我曾经获得过许多地方的荣誉称号。没什么能比得上我在科克、沃特福德、利莫里克所受到的接待，无数的彩旗上写着无数的“欢迎您的到来”的字样。
①伊斯特本，英格兰东南部最大的自治市镇。
②索尔兹伯里，英国威尔特郡首府。
这次接受英国各地荣誉市民的过程让我对大不列颠各地的公众生活和爱国精神有了更深入的了解，看似枯燥的行程也因此变得丰富多彩。欢迎的彩旗与人群夹道而来。我与当地官员们的相处也十分自然，他们的演讲有时也很吸引人。
因此我认为，在地方实行普选制与自治更有利于英国的稳定与发展，这将远高于其他国家所能做的，他们都是政府最重要的分支核心。国会可以从市镇议会议员中选派代表产生，这并不会降低他们的工作效率。如果都给予相应的薪酬，他们就都会聚集到威斯敏斯特区来，而这也是有利于国家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