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05年7月，我发起并成立了卡耐基教育发展基金，该基金总额为1500万美元，主要受益者是年迈的大学教授。基金由从全美高等教育机构中挑选出的25所大学校长作为理事来管理基金，当这24位大学校长聚集在我家中时（芝加哥大学的哈普尔校长因病缺席），我激动不已，他们非常支持我的这一善举，并与我成为亲密的朋友。弗兰克·A·范德里普①先生在基金会成立初期发挥了巨大作用，而亨利·S·普利切特②博士的贡献亦不可或缺。
①弗兰克·A·范德里普，美国银行家。
②亨利·S·普利切特，美国天文学家、教育家。这一基金的成立意义非凡，众多杰出的教育界人士从中受益。我深信，他们为社会所创造的诸多价值使他们有理由从中获益，而这一基金的工作也得到了他们的广泛支持。作为拥有良好教育背景的从业者，当时教育界人士的收入低得令人惊讶。正如那句话说的：蜡炬成灰泪始干，他们为祖国的未来付出了一切，但他们的收获却寒酸不已。这是不公平的，也是不合理的。当我初次作为康奈尔大学①信托管理人接触教育界时，我深深地为这一切惊讶不已，有些教授的收入水平甚至不及我公司里的某些员工。光靠省吃俭用和储蓄是无法保障这些人的晚年生活的，所以大学只好实行终生雇用制，不论他们是否还有能力去做这份工作—他们都得在讲台上一直讲下去。因此，养老基金的作用是毋庸置疑的。在已公布的首批名单中，大多数受益者均符合上述条件，其中几位还是世界知名学者，他们为人类文明的积累与发展作出了杰出贡献。众多的受益人或他们的遗孀都给我寄来了热情洋溢的感谢信，我将永远珍藏它们。因为它们仿佛就像阳光，在我心情抑郁时，将我心中的烦恼一扫而光。
①康奈尔大学，美国纽约州伊萨卡的私立研究型大学，位于美国纽约州伊萨卡，另有两所分校位于纽约市和卡塔尔教育城，是著名的常春藤盟校成员。
丹弗姆林的托马斯·邵先生（现在已是邵勋爵），曾为《英国评论》撰文过很多关于苏格兰人虽节衣缩食，仍旧无法供他们的孩子上大学这一残酷事实。读后，我感触良多，于是决定拿出1000万美元购买年息为5%的公债，其收益的一半约合10.4万英镑将用来供贫穷的孩子上大学，另一半则将用来支持大学建设。
该基金（卡耐基苏格兰大学信托基金）的第一次信托管理人大会于1902年在爱丁堡的国务卿办公室举行，巴尔弗勋爵①主持了大会。出席大会的有：贝尔福首相②、亨利·甘贝尔-班纳曼爵士（后来成为首相）、约翰·莫莱（现为莫莱子爵）、詹姆斯·布赖斯③（现为布赖斯子爵）、埃尔金爵士、罗斯伯里爵士、邵先生、还有来自丹弗姆林的约翰·罗斯博士等。我没有委任任何一所苏格兰的大学来管理这笔钱，在场人士都支持我的这个决定，贝尔福先生甚至高喊道：“一个便士也不行！”（因为根据最近出炉的一份调查报告，它们并不适合。）
在宣读完基金的各项章程后，埃尔金伯爵指出章程的条款不够严格，细节也不够具体，他想知道基金会的具体职责是什么。而我则不愿给予基金如此多的约束，因为时代会变，基金也应随着时代的发展与时俱进，不断调整其收益对象及资金的使用方式，而不因被限定过死，从而丧失了活力。贝尔福首相则愕然不已，他没听说过一个立遗嘱的人会给执行人这么大的权力，他想问问具体该怎么做。
①巴尔弗勋爵，苏格兰银行家、政治家。
②亚瑟·詹姆斯·贝尔福，英国保守党政治家，曾于1902～1905年出任英国首相。
③詹姆斯·布赖斯，英国学者、历史学家以及自由党政治家。
“哦，”我说，“贝尔福先生，我从来不知道那些人可以为他们的子孙后代立法，甚至在很多情况下，他们为自己这一代人制定的章程也不完善。”
听完我的一席话，他们发出了一阵此起彼伏的笑声，连首相也忍俊不禁，他说：
“你是对的，但我感觉你是第一个持有这么明智观点的捐赠人。”
起初，我建议只要基金会一半人同意即可行使权力，但是贝尔福首相建议不应低于2/3，埃尔金伯爵对此表示赞成，这将使得基金会的用款更加审慎，决定更加明智，从而造福一方。我的同乡埃尔金伯爵义无反顾地承担起了基金会主席这一重任，用贝尔福首相的话来讲：“在英国，你再也找不出第二个合适的人选了。”
这一切使我们非常满意，唯一的困惑是：我们在什么地方还能找到与他相媲美的人物？
凑巧的是，在这些在世的人当中，只有四人当选为英国议会议员，并荣获了丹弗姆林荣誉市民称号，而这几个人都与我们的基金会有所联系。他们是：亨利·甘贝尔-班纳曼爵士、埃尔金伯爵、约翰·罗斯博士和我。我的太太卡耐基夫人也加入其中，她是唯一一位获得丹弗姆林荣誉市民这一光荣称号的女性，和我一样，她也一直为这座城市热情奉献着。
1902年，我被选为圣安德鲁斯大学①的荣誉校长，这可是件大事，要知道，大学对我来说是那么的遥远，简直是触不可及。当我第一次与全校教师见面，坐在那把曾经坐过该校历任校长的椅子上时，真是感慨颇深啊。我宣读了校长们的演讲记录，其中有一句话特别引人注目：“去伯恩斯的诗句里寻找你们的信仰。”作为宗教界的要人与维多利亚女王的爱臣，他能说出这样的话来，可见宗教界是在不断的进步。而在我看来，伯恩斯的话就是最好的行为规范，比如：“你身上唯一应受责备的就是恐惧”，还有：“恐惧，是地狱中刽子手的皮鞭，不幸的人，一个个受到鞭笞，但你的荣誉抓住了他们的感觉，让此成为你的边界。”
在约翰·斯图尔特·密尔校长的讲话中，他着重强调了音乐对陶冶人情操、育人身心方面的重要意义，对此我深表赞同。
①圣安德鲁斯大学，1413年建立，苏格兰最古老的大学，世界知名学术教研中心。
之后，我邀请苏格兰四所大学的教授及其妻子前往基斯伯叙旧，聚会非常快乐，基金会主席埃尔金伯爵、巴尔弗勋爵及夫人一同参加了聚会。此后，每年一次的“校长周”成为一个固定的传统，我们之间也结下了深厚友情。校长们积极评价了基金会的工作，而聚会也融化了这几所大学之间的坚冰。正如兰校长所说的：“苏格兰大学的校长们花了500年也没搞清楚怎么开展我们之间的会议，可大家在你这里待上一周就基本明白了。”
1906年的“校长周”是值得纪念的，拉迪克里夫学院的院长艾格尼丝·欧文女士参加了我们的活动—她是本杰明·富兰克林①的曾孙女，所有人都为她的魅力所征服。150年前，富兰克林正是在圣安德鲁斯大学获得了他的博士学位，而今在费城他诞辰200周年的庆典上圣安德鲁斯大学和其他众多的大学都发来了贺电，而我也受圣安德鲁斯大学的委托，颁发给欧文女士“荣誉院长”的职位。
观众们被深深地感动了，147年前，圣安德鲁斯大学第一个将学位授予她的曾祖父，而今，她又成为获此殊荣的第一位非英国籍公民。和她的曾祖父一样，她出生在英国，后来却成了美国公民。授予仪式在费城举行，这里是富兰克林安息的地方，而当地举办这一大会也是为了纪念这位伟人、共和国的缔造者的灵魂。这一切都是圣安德鲁斯大学校长唐纳德森的创意，一切都是那么的美妙，毫无疑问，我也十分喜欢这一仪式。
①本杰明·富兰克林，资本主义精神最完美的代表，18世纪美国最杰出的科学家、发明家，著名政治家、外交家、哲学家、航海家，美国独立战争的领袖之一。
后来，在圣安德鲁斯大学全体师生的努力支持下，我毫无争议地再次成为该校名誉校长，这使我十分感动。还有那个“校长之夜”活动，是学生们自发地组织起来的，他们没有邀请任何一名教职人员，当晚，我们都很尽兴。后来，唐纳德森校长曾给我们看了他秘书呈上来的报告，上面写道：“校长们跟我们谈话的时候，总是让人感觉他是高高在上，唯有卡耐基先生坐在我们中间，亲切地与我们交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