债券的发行取得了重大成功，圣路易斯大桥的修建资金有了着落，当然，我也有了可观的收益。这是我第一次与欧洲的银行家们合作。普尔曼先生告诉我说，几天后的一次宴会上，摩根先生和他讲起了电报的事情，并预料到：“那个年轻人将会声名远扬、流芳百世。”
在结束了和摩根先生的谈判之后，我回了趟家乡—丹弗姆林。也就是那时，我送给这座小镇一件礼物—一座公共浴室，这是我一生中第一次大额捐款。很多年以前，劳德姨父曾建议我，给斯特林的华莱士纪念馆基金会捐一笔捐款，那座纪念馆海拔很高，可以由此看到班克诺本。捐款数目虽然不大，但那时我还在电报公司工作，每月薪水30美元，同时还得负担家里的开支，由此看来，这也是一笔可观的数额了。母亲对此没有丝毫吝啬，相反，她为自己儿子的名字能刻在捐助者名单中而感到自豪，而他儿子也自认为开始成为一个有用的人了。几年之后，我和母亲重游斯特林，在华莱士塔下，沃尔特·司各特的半身像公之于众，这是她捐赠给纪念碑委员会的。从最早期的捐助开始，至少在资金上，我们已经有了很大的进步。不过，大量的捐赠还没有开始，那时还只是处于积累阶段。
1867年，当我正在畅游欧洲大陆时，依然牵挂着公司的事务。我通过频繁的信件往来保持着对公司业务的了解。当时，因为内战，通向太平洋的铁路交通显得至关重要，国会也已通过了一个法案，鼓励建设这样一条铁路线。铁路刚刚在奥马哈动工，并打算最终铺设到圣弗朗西斯科。我得到消息时正在罗马，这项工程的进展速度要比当初设计的快得多。联邦政府已下定决心，要将国土紧紧地联系在一起，并且要抓紧时间实现这一宏伟目标。我写信给司各特先生，认为我们应该争取获得在这条加利福尼亚大铁路上运营卧铺车厢的合同。他在回信中有这样的话：
“很好，年轻人，你的确抓住了机遇。”
回到美国之后，我延续了自己的想法。当时，卧铺车厢的业务十分繁忙，需求上升如此之快，以至于我们无法满足人们的迫切需要。这一现实直接导致了今天普尔曼公司的成立。中心运输公司的业务不足以迅速覆盖全国，普尔曼先生开始在芝加哥建立起世界上最大的铁路公司，而且很快就与前者相媲美了。他同样看到了太平洋铁路这一潜在的世界最大的卧铺车市场，于是我们之间开始了激烈的竞争。再一次，从这些事件中，人们将会学到我从普尔曼本人身上学到的东西：那些无所谓的小事，有时候可以起到的作用是决定性的。
当时，联合太平洋铁路公司的总裁正在芝加哥视察工作，普尔曼先生去拜访他，并且被带进了总裁的房间。桌上放着一封给司各特先生的电报，写着：“你对于卧铺车厢的建议已被接受。”普尔曼先生无意间读到了这份电报。这时，德伦特总裁走进了房间，普尔曼先生向他解释说：
“我相信在我向你提出建议之前，你是不会就此事作出决定的。”
德伦特先生答应等待，此后不久，联合太平洋铁路公司董事会在纽约召开会议。我和普尔曼先生都列席了会议，努力争取那份重要的订单。一天晚上，我们同时登上圣尼古拉斯旅馆的楼梯。虽然之前有过一面之缘，但我们并不熟识。在上楼的时候，我说：“晚上好，普尔曼先生！我们又在一起了，你不认为我们是一对绝无仅有的傻瓜吗？”
他并不愿意承认这件事，说：“你是什么意思呢？”
我向他解释了我们之间所面临的窘境：所谓两虎相争，必有一伤。
“噢，”他说，“那你打算怎么办呢？”
“合作，”我说，“向联合太平洋公司提出一份共同的提案，我们共组一个公司。”
“你打算把公司叫做什么？”他问。
“普尔曼皇宫车厢公司。”我答。
这让他很满意，当然我也如此。
“到我房间来谈谈吧，”这位卧铺车厢大王说。
我照办了，结果我们得到了一份合作合同。之后，我们的公司并入了普尔曼总公司，并拥有部分股权。直到1873年那场金融恐慌来临，我不得不卖出这些股份以自保。我相信，我是普尔曼公司的大股东。
普尔曼其人和他的事业都是美国式的，这样的评价并不会有失偏颇。他本是一个木匠，当芝加哥大兴土木之时，他给人家盖了大量的房屋，收取一定报酬。当然他做得非常成功，由此起步，成了这一行业中著名的承包商。如果有一家大旅馆想要将房子加高10英尺，而又能在不打搅客人们，也不影响生意的前提下，那就找普尔曼先生。他是那种极少见的、能把握事物发展趋势的人，他拥有敏锐的眼光，并始终站在时代的风口浪尖之上的人。同我一样，他很快就看到，卧铺车厢在美国大陆是一个绝对的必需品。所以就开始在芝加哥制造了一些车厢，并且与周边的铁路签订了合同。
东部的公司并不适合与普尔曼先生这样的杰出的人竞争。尽管原始专利权在东部的公司和伍德罗夫先生自己手中，但我还是很快地认识到了这一点。原始专利权是很大的一笔股份，几年后，有人起诉我们侵犯了专利权，虽然没有受到损失，但是浪费在这件事情上的时间，足以使普尔曼公司发展成为全国最大的公司。因此我真诚地提出，我们应该和普尔曼先公司联合起来，就像我们在争夺联合太平洋铁路公司订单时的合作一样。因为与普尔曼先生的私人关系之故，加之照顾东部公司的一些员工的不满情绪，我承担了双方在平等友好的基础上进行谈判的重任。最终，普尔曼公司并购了我们的中央运输公司，对普尔曼先生来说，这不是关上了西部的大门，而是获得了宾夕法尼亚铁路公司大西洋主干线的控制权，这意味着在这一地段，普尔曼公司已成为擎天巨柱。在为人处世方面，普尔曼先生同样算得上是一位大师，他给我讲过一个寓意深刻的故事。
同其他人一样，普尔曼先生自己也有失意的时候。在经营卧铺车厢业务时，困难重重，但他最终都解决了，并依然保持着铁路公司对他应有的尊重，双方井水不犯河水。我不知道除了他之外，还有什么人可以做到这一点。有一次，我们在一起时，他告诉了我这样一个故事。
在西部的一个县城里，一个老人经受了人生的各种苦难，他的邻居们都很同情他。但是他对他们说：
“是的，我的朋友们，你们说的都对，我的一生烦恼不断，但是有一个很奇怪的事是—90%的忧虑并没有变成现实。”
这成了至理名言，人类的很多忧虑和烦恼都不过是自己想象的，甚至不值一提。杞人忧天何等愚蠢，只要天没塌，一切都会好的。即使天塌了下来，十有八九也没有想象的那么糟糕。一个聪明人就应该是个坚定的乐观主义者。
因为在各种场合的谈判中逐渐崭露头角，我开始受到纽约的特别关注。当然，我接下来很多大的生意也都与联合太平洋公司有所关联。1871年，一位联合太平洋公司的董事来找我，说他们必须设法找60万美元（相当于今天的几百万美元）来渡过一个难关。公司管理层中几位认识我的朋友建议说，我也许能拿到这笔钱，而且能让这条重要的西部铁路置于宾夕法尼亚铁路公司的控制之下。我相信普尔曼先生有同样的苦恼。
我揽下了这件事，因为如果联合太平洋铁路公司的董事会愿意将宾夕法尼亚铁路公司提名的几位候选人选入董事会，那么宾夕法尼亚铁路公司就完全有理由帮助联合太平洋公司。我即刻动身去了费城，向汤姆逊总裁提出了我的方案。我建议说，如果联合太平洋公司相信我能够为公司在纽约借到钱，那我们就可以在宾夕法尼亚公司内部控制联合太平洋公司。汤姆逊总裁一向自信满满，而这一次则完美地呈现了出来。汤姆逊先生在对公司资金的使用上要比对待他个人的钱保守谨慎得多，但这次确实是个难得的机会。即便失去了这60万美元，对宾夕法尼亚铁路公司来说，这也并不是一次失败的投资。更何况，作为对贷款给联合太平洋公司的担保，我们将把自己持有的股票转交给他。
在宾夕法尼亚，我会见了托马斯先生。当我起身要走时，他过来拍着我的肩膀说：
“安迪，记住，这件事完全靠你了。我相信你，能靠得住你所持有的所有股票。因为宾夕法尼亚公司从来不愿意丧失一个美元。”
我将这责任担了下来，而结果成功了。联合太平洋铁路公司非常想让汤姆逊先生本人出任总裁，不过他说这是不可能的。他推荐宾夕法尼亚铁路公司的副总裁托马斯·A·司各特先生担任这一职位。司各特先生、普尔曼先生和我也因此在1871年被选为联合太平洋铁路公司的董事。
我们得到联合太平洋铁路公司的股份一共有300万股，它们被锁在我的保险柜里，待价而沽。正如我所预料的，宾夕法尼亚公司的参与，使得联合太平洋的股价一路飙升。恰在此时，我要去伦敦参与奥哈马密苏里大桥债券的相关事宜的谈判，就在我离开期间，司各特先生决定卖掉所有联合太平洋公司的股份。我临走前跟我的秘书说过，司各特先生是我们的合伙人之一，他有权接触我的保险柜，而且当我不在的时候，我的股票也需要有人来管理。但是卖掉这些股票，使我们丧失了在联合太平洋公司的重要地位，这样的想法我从来都没有过。
回来之后，我发现我不再被认为是一个值得信赖的同事，相反，联合太平洋的董事们认为我是为了达到投机的目的而利用了他们。我们本来夺得了一个借此密切合作的最好机会，一个从来没有人如此草率而鲁莽地丢掉的机会。普尔曼先生知道此事后，也像我一样愤怒。他马上又买入联合太平洋铁路公司的股票。我虽然也想这么做，并对已发生的一切进行指责，但如此做分明是让我与老朋友司各特先生划清界限，这有点不太适宜，也太不近人情。
于是，我很颓败地被赶出了联合太平洋公司董事会。对一个年轻人来说，这滋味就像吞下了一枚苦果。这件事也是我和那个曾对我影响巨大的人之间产生了分歧，我少年时期可亲可敬的雇主—托马斯·A·司各特先生。汤姆森先生对此事懊悔不已，但是，正如他说的，他对此事没给予关注，所有股票都被司各特先生和我持有，他以为卖空股票是我的意见。我一度以为我失去了一个好朋友莱维·P·莫顿，他也有联合太平洋公司的股份，但所幸最终他知道我是无辜的。
建设奥哈马大桥所需的将近250万美元债券的谈判取得了很大的成功。但在我参与其中之前，它的很多债券就被联合太平洋公司的相关人士买走了。所以我这次的辛苦等于为他人作嫁衣，而与公司无关。董事会在我起程去伦敦之前并没有向我说明这一点。很不幸，我回到纽约后，发现我所有的债券收益，包括利润在内，都被这些人用来偿还他们自己的债务了。我从来没有上过当受过骗，总能分清是非曲直，然而，现在我发现我还年轻，要学的东西太多。许多人值得信赖，但有一些人却需要观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