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华盛顿时，我从没有见过格兰特将军，因为直到我离开那里，他都在西线。但有一次，在往返华盛顿的途中，他在匹兹堡作了停留，为他调往东线做一些必要的准备，于是我们有幸谋面。我请他到匹兹堡一起吃饭，那时候火车上还没有餐车。在我所遇见的权贵之中，他是最其貌不扬的一个。如果让人凭第一印象来挑选杰出人物，他肯定是最后一个。我记得陆军部长斯坦顿说过，当他在西线视察军队时，格兰特将军与他的参谋人员走进车厢，斯坦顿看着他们一个个进来，指着格兰特将军开玩笑说，“好吧，虽然我不知道哪一位是格兰特将军，但是有一位肯定不是。”（多年后再来读它，我笑了。这些话对格兰特确实很刻薄，因为我跟他打过交道不止一次。）
在战争的那些岁月里，将军们的战略与计划会遭到许多议论。但格兰特将军却毫不介意与我谈论这些东西，我十分惊讶。当然，他知道我曾在陆军部做过事，斯坦顿部长对我也很熟悉①，也知道我对情势的发展略有所知，然而当他谈起下面这些，你完全可以想象到我的惊讶。
“总统和斯坦顿想让我去东线接替那里的指挥权，我已经同意了。我这就要去西线作必要的安排了。”
“我想也是。”我说。
“我打算让谢尔曼接管。”他说。
①1906年4月26日，卡耐基先生赠与肯尼恩的斯坦顿学院8万美元，并在学院里作了关于这个伟大的陆军部长的演说。
“那会使全国上下都十分错愕的，”我说，“因为大家都认为继任者应该是托马斯将军。”“是的，我知道，”他说，“但我了解他，托马斯一定会说，谢尔曼是不二人选。这不会有什么问题。事实上，西线战事已经向南方打得够远的了，下一步我们必须做的是把东线战事向南推进一点。”
如果说有一个人从不装模作样、矫揉造作，那个人肯定就是格兰特，在这一点上，即便是林肯也不及他，我有幸能在之后的岁月中与他熟识起来。不过，格兰特是个沉默寡言、慢条斯理的人，而林肯在行动上总是很积极。我从未听格兰特用过繁复华丽的辞藻，或是讲究什么“方式方法”的，但是如果你认为他从总体上来说是一个沉默寡言的人，那便是犯了一个极大的错误。有时候他说起话来会滔滔不绝，简直令人震惊。他用句简短却往往切中要害，他对事物的观察也总是出奇的准确。当他没什么要说的时候他沉默了。我发现在战争期间，他总是夸奖部下并乐此不疲，就像一个慈爱的父亲谈起他的孩子一样。
战争期间，格兰特将军开始对饮酒毫无节制。他的参谋长罗林斯大胆地进言劝阻，在格兰特先生看来，这是出自真正的友谊。
“你不是说这件事吗？我完全没有意识到这一点。真是奇怪！”将军说。
“是的，我说的就是这件事情。它甚至成了你的部属们茶余饭后谈论的话题。”
“那你为什么不早点告诉我？从今往后，我将滴酒不沾。”
从那之后，他确实滴酒不沾。后来，我在纽约多次与格兰特及其家人就餐，可每次吃饭后，他总是把酒杯推到一侧。正是他坚定的意志让他下定了戒酒的决心，而这，在我的经历中也极少见到。有的人只能克制一段时间，就拿我的一个合伙人来说，他曾戒酒3年，但是他的“宿敌”还是取得了最终的胜利。
格兰特在任总统期间，曾被指控涉嫌滥用职权、贪污受贿。但是众所周知，他非常清贫，以至于不得不取消惯例上的国宴。因为他发现一次国宴需要花费800美元—这是他的工资所不能承受的一个数目。所幸在格兰特的第二个任期间，他的工资由每年的2.5万美元涨到5万美元，这使得他有了少量的结余，尽管他将荣誉始终看得高于一切。第一任期结束时，他几乎身无分文。但是在当时的欧洲，很多高层官员都认为格兰特将军从对官员的任命上获取了某些经济利益。虽然在国内，这种指控基本上没什么分量，但是，对于国外那些殚精竭虑地盘算着从公众舆论中牟利的人来说，是有好处的。
而今，英国的民主进程遭受了一种大众舆论的阻力，那就是美国政治是腐败的。因此他们认为共和主义比其他的任何制度都更容易滋生腐败。然而根据我对英国和美国政治的一些了解，如果新大陆的共和政体中出现一些腐败，那么在古老的君主制国家相应地也会产生一些腐败，只不过是腐败的形式不同罢了。在君主制国家，贿赂的形式是职位，而非金钱。虽然对两者来说，公职都是普通的而且会有适当的酬劳。然而在君主制国家中，因为头衔是公开授予的，不会被接受者和民众认为是贿赂。
1861年，我被召往华盛顿时，有预测：战争可能很快就会结束，但是后来，人们很快意识到这是一个长期性的问题。因此，相关部门需要长期稳定的官员来负责。宾夕法尼亚铁路公司少不了司各特先生，而司各特认为我应该回到匹兹堡，那儿需要我。最后根据政府对宾夕法尼亚铁路的要求，我们把在华盛顿的工作交给了别人，回到了各自的工作岗位上。
从华盛顿回来之后，我第一次得了重病。当时我被彻底击垮了，在坚持工作一段时间之后，我不得不请假休息。那是一天下午，在弗吉尼亚的一条铁路线上，我几乎中暑了。尽管后来我坚持下来了，但是此后，我发现自己忍受不了高温，必须多加防晒。炎热的天气会使我萎靡不振。（那就是为什么多年来夏日里清凉的微风总是我的万灵药，而我一生中也坚持避开美国炎热的夏季的原因。）
宾夕法尼亚铁路公司准许我休假，于是期待已久的重返苏格兰的机会终于降临了。1862年，在我27岁的时候，母亲、好友汤姆·米勒和我三人乘坐埃特纳号轮船出发前往英国。在利物浦登陆上岸后，我们立即去了丹弗姆林。这次故乡之行使我感触良多，似梦一般，越是接近苏格兰，这种感觉就越是强烈。母亲同样异常激动，当她第一眼看到那熟悉的灌木，她喊了起来：
“哦，那儿是金雀花，是金雀花。”
母亲看到金雀花百感交集，她再也控制不住自己的泪水，我越是安慰她，她就越是动情。而于我而言，回到这里就像来到了天堂，我亲吻了这片生我养我的热土。
此情此景，仿若昨日。但与想象中的相比，似乎每一件都小了一点，令人迷惑不已。终于，我们到了劳德姨父家，走进那间我们共同度过了许多美好时光的房间，我大叫起来：
“你们都在这儿，一切都与我走时一样，但是你们现在看起来都和玩具差不多。”
那条大街，在家乡就像纽约百老汇一样著名的街道。姨父的小店，我一直把它与纽约的一些商店相提并论。还有环城的那些小山，幼时我曾经在那儿嬉戏玩耍，还有那些房屋，一切都缩小了，这儿成了小人国的城市。我甚至能触摸到那间我出生的房子屋檐。曾经，周六步行去海边是一项高难度的工作，而今，那也只不过3英里的距离。海边的礁石似乎也消失了—幼时，我曾经在那儿开心地捡田螺，而今只剩下一条平缓的浅滩。而那校舍，它的周围聚集了许多我学童时期的回忆，也是我唯一的母校。还有那草场，我们经常在那儿做游戏，和伙伴们赛跑，现在一切都变得这么渺小，小得荒谬可笑。那些住所、金雀大厅、福德尔，尤其是东尼布里斯特的温室，一个接一个地变得细微和无关紧要。后来我有一次去日本，看到那儿的小型房屋模型玩具，看起来就像是家乡的这些老屋的复制品。
一切都成了微缩模型，甚至连摩迪街上的那口老井，也和我的想象有天壤之别。但那光荣而古老的大教堂没有使我失望。它依然那般雄伟、庄严，那刻在高塔上的大字—“罗伯特·布鲁斯国王”，还是一如既往地占据了我的视线与心灵。大教堂的钟声也依旧那般雄壮，当它再次敲响时，一种莫名的感激之情突然萦绕在我周围，这钟声给了我一个精神寄托。在教堂周围，是残破的宫殿和大峡谷。一段时间之后，故乡那山、那水、那屋、那一草一木才逐渐恢复到它真实的比例。
亲戚们依旧是那么友好，其中年纪最大的是我亲爱的夏洛特姑妈，她高兴地叫道：
“噢，你很快就能回来在大街上开一家店铺了。”
按照她的理解，在中央大街上开一家店铺便算是成功，他的女婿和女儿（也就是我的平辈表亲）已经实现了她这一伟大的目标，至于她的前途无量的侄子，这也不是什么难事。在家乡，能在中央大街开店便算是贵族，甚至能在这条街上卖菜的摊贩，与摩迪街上的比起来，也是高人一等。
姑妈以前经常照看我，总喜欢说起我儿时的逸事：那时候，我是一个爱哭闹的婴儿，喂饭时，需要两把勺儿才成，因为只要勺儿一离开我的嘴，我便会大叫起来。琼斯船长，他后来在我们炼钢厂担任经理一职。那时，他觉得我生来就是一个长着两副牙齿的贪吃鬼，而我对于新的工作以及新增产量的胃口也一样贪得无厌。我是直系亲属中最大的孩子，因此，我得到了很多人无微不至的关照，姑妈便是其中之一。年老后，他们和我讲起我幼时的那些恶作剧以及那些古怪的话语。其中，姑妈讲到的一件事情使我对我的早熟感到惊讶。
我是伴着许多睿智的格言长大的，其中有一条格言是父亲告诉我的，后来立刻派上了用场。幼时，一次我们从3英里外的海边回家，父亲背着我走着，薄暮中，他走上一座陡峭的小山，感到有点吃力了，于是希望我能下来自己走。然而他却得到了这样的回答：
“噢，爸爸，没关系，忍耐和坚持能成就大丈夫，不是吗？”
尽管当时父亲已经举步维艰，但还是忍不住笑起来。他被自己“点燃的爆竹炸飞了”，也算是自食其果了。但是我相信，他此刻肩上的负担一定轻了很多。
劳德姨父曾是我幼年的老师、向导和激励者。那时，他曾在我身上倾注了那么多的心血来努力使我变得浪漫、有理想和富有爱国心。现在我27岁了，但劳德姨父还是劳德姨父，他在我心中的形象依旧那般高大。我们不停地散步、交谈，渐渐地，我又再一次地变回了他的“奈格”，除此之外，他从未叫过我其他任何的名字。我最最亲爱的姨父，事实上，他对于我来说，已经远远不止是姨父了。
记得我回到部门时，隆重的欢迎仪式深深地打动了我。东边的工人集合在一门礼炮下，当火车经过时，礼炮响起。这可能是我的下属们第一次有机会让我成为游行的主角，他们的欢迎仪式给我留下了难忘的印象。我知道我自己有多么地在意他们，而且我也很高兴看到他们以这种特殊的方式来回报我的感情。劳动者总是能怀揣着一颗感恩的心，如果我们是真正地关心他人，那么好心也将会有好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