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牛当班的民警向队长交钱买好岗位。如果让民警当便衣每月可收到炒票人的钱8万至10万元，如果让民警在票厅上班每月可收到炒票人的钱5万至6万元。在火车站干我们这一行有个规矩，每个月6日到10日是主动上“税”期。炒票的每人每月向公安交200元，如果炒票的不交，就得被他们整，抓住后关进值勤室，进行敲诈。炒票的没有办法，只好给钱。出来了没有钱只好学公安黑心敲诈旅客的钱，不黑良心敲旅客，交不起公安的“税”。这样以（应为“一”）来，炒票的是公安的兼（“赚”）钱工具。炒票的揭发公安敲诈、收“税”，纪委查了，他们有钱找一找关系，一样的没事。
邹××（指一民警）打着公安的招牌，无（“漏”视字）党纪国法，执法犯法，敲诈勒索。例如：1999年7月25号还是29日晚上6时左右，一个旅客拉着谢××（炒票人）说他卖了一张假火车票，谢××心里害怕马上逃跑，后被×××骑红色的摩托车追获，后在草暖公园用手铐带谢回到羊城售票大厅内楼梯口的小房内，进行敲诈。经讨价还价，谢××给了×××800元，×××后打开手铐放走了谢，谢是湖南省耒阳市永济乡人。又如去年7月中旬的一天，×××（指同一民警）带着马仔，到羊城票务中心的售票大厅，明目张胆地说凡是在东票厅混的人员都得向他交“税”，不交“税”者就得遭打。一次就给×××现金3000多元。
我斗胆地问一句，法律是否对执法的公安无效，如果是有效，×××为何这般的目无国法，听说他爸爸是一个科长，谁也告不倒他。他做了坏事，还对我说，你告我×××，我的枪是不长眼睛的。但我相信上级机关是清廉的，会查他个水落石出的。×××在德政路开了一家摩托车修理店，总之上级只要来查会有更多的问题（被查出）。
在这封信登在《南方都市报》上的第二天，举报信中说到的那名干警倒票的事实就被查实。
这两封信道出的火车站广场长期整治不力的根源：非法利益集团已经深深渗透进了管理部门，管理部门内的个别权力寻租分子甚至主动控制了非法利益集团，使它成为自己的牟利工具。
一位知情人士称，在火车站这样一个寸土寸金的地方，几乎所有的经营：合法的，不合法的，从开粥粉档到倒卖火车票，都有个“市场准入”问题。这个隐形的“市场准入证”就把持在各个部门的管理者那里。倒卖“市场准入证”成了部分管理者发财的捷径。一名曾在流花公安分局任职的警察告诉记者，巡逻时即使是一个水果摊也不能随便动，因为说不定这个水果摊的主人就能很容易地找到他的领导。能在火车站这块地盘上混饭吃的，都不是等闲之辈。
像那名警察的举报信中提到的冯XX，因为和管理层有非同一般的关系，便将“市场准入证”批发过来，几乎垄断了电话宰客等生意。那些开宰客电话档的电话仔，再从冯XX等人那里直接或间接购买“市场准入证”。
那些最末端的电话档主，如果守法经营不去敲诈消费者，不但无利可图，还可能要亏本，因为他一个月要上交的费用大大超过合法经营一个电话档的成本。
这种分配体系的最大受害者是那些最贫困、最无助的阶层：打工仔、打工妹、外来的农民。《南方都市报》记者暗访电话宰客现象时发现，档主总找那些衣着破旧、举止迟钝的外地人下手。他们敲诈的，很可能是这些人身上最后一点回家的路费，寻亲的盘缠。被敲诈后，不少走投无路的人被迫加入抢劫、盗窃、贩毒等犯罪团伙，在火车站一带游荡“觅食”，成为新的不安定因素……
除了多如牛毛的各类票贩子，除了花样百出的电话客，这儿还有令人烦不胜烦的拉客男女。在广州火车站刚下火车的外地人，一出站就会遇到一大群手持“部队招待所”、“高级宾馆”等字样牌子的拉客男女，关于这些，同事卢嵘（现为《南方周末》记者）曾多次乔装改扮，“混迹”于车站广场进行了长时间的暗访，最终在1998年6月14日《南方都市报》头版上的一篇题为《秘访拉客妹拉客仔》的报道揭开了此事的黑幕，并探到有以次充好、以远充近和以色相诱等几种骗局。并探明此处的拉客仔、拉客妹有千人以上。拉客者往往还从事其他兼职，比如倒卖发票之类。大部分拉客者都有被抓的经历，一般都由其“老板”出钱来保。出来后，仍是重操旧业。拉客使众多旅客蒙受了经济损失，也带来各种社会问题……
这儿还是无数瘾君子的天堂，2000年春节期间，《南方日报》社摄影部的暗房梁有祥师傅只身来到广州火车站广场，发现这里聚集着一个吸毒部落，数以百计的瘾君子在火车站广场和车站周围的出租屋里游荡，当他们毒资匮乏时，就到车站广场上抢劫。他经过数日的卧底和暗访，终于在报纸上揭露出了这一惊人的内幕，社会各界无不震憾！有关主管部门最后出动了数百十人，终于将这一长期盘据在广州火车站的大毒瘤一举切割。
这个早被当地传媒曝光了无数次的流花地区，对我而言，也是一个充满愤恨而又无奈的地方。这儿嚣张的票贩子，猖狂的电话宰客，兼营色情生意的拉客仔拉客妹，打抢劫杀等呈愈演愈烈之势。
1997年开始，我一直是负责流花公安分局新闻的政法记者，由于工作关系，我经常前往此处，曾耳闻目睹了许多触目惊心的案件，其中的一宗强奸案给我的印象很深：1998年7月某日的夜晚，一位来自湖南的年轻女子，从汕头乘坐一辆长途大巴车到广州的途中，在众目睽睽之下，竟然遭到车上的一名男售票员连续五次强奸！第二天清晨，大巴车到达紧挨广州火车站旁边的长途汽车站时，车上40多名旅客像躲避瘟神一样全部逃之夭夭，没有一个人想到报案。最后还是两位路过此处的军人发现了这名神情恍惚正抱头痛哭的女子，在了解到实情后急忙向警方报案。当几名值勤民警在受害者的指认下，将那名正悠然自得地坐在附近一家小食店吃东西的色狼抓获时，这个家伙不仅当面威胁要为他戴上手铐的警察，而且还恬不知耻地对采访此事的记者说：“像这种事情在广州火车站太正常了，我又不是第一个……”后来，我和流花公安分局的通讯员黄华珍和曾振宇合作写了一篇报道，同时发表在第二天的《南方日报》和《南方都市报》上。当然，被新闻披露的事件不止这些，在这个谈虎色变的是非之地，军人的妻子也被恶徒轮奸过，连那些警察也是小心翼翼，别说一般的老百姓，更不要说那些举目无亲的外来工了。
2000年春运期间的一天上午，一名来自宁夏农村的歹徒，在火车站广场持刀抢劫财物时，被在现场值勤的一位武警战士发现并冲上前阻止，当即遭受到这个凶残的家伙的追杀，致使这位武警战士身中数刀，后因流血过多当日牺牲。几个月后，这名歹徒在烈士倒下的地方被法院宣判死刑，这个死不悔改的人渣竟然还破口大骂。当时，对于此宗震惊国内外的恶性案件，广州地区所有新闻媒体都在头版显著位置作了较为详尽的报道。
我的第一次死里逃生就是在这种恶劣的治安条件下开始了。
四人采访组进军王圣堂
4月1日，西方的愚人节。许多年轻人，往往要在这个日子里绞尽脑汁寻找玩笑取乐的对象。出发前同事们也打起精神开玩笑说，不论碰上什么险情，就当是耶稣将我们的小命狠狠玩乐了一把。
经过一番准备后，我们决定在这一天前往广园西路一带，对举报信中所列举的有关情况先进行明察暗访，然后再寻找时机深入王圣常、三元里一带的出租屋进行暗访，这样才能将活跃在附近的色情抢劫团伙的活动规律、作案情况以及作恶黑幕侦探清楚。
以前我曾与同事深入客村立交桥一带的黄色群落进行过暗访，并到芳村地下赌场卧过底，但那是在公开场所，而且是在有线人作内应或从旁协助的情况下，隐瞒身份进行的。然而，今天的采访，是在广州地区社会治安最为混乱、案发率最高、最令人提心吊胆的地方，是杀人、抢劫、强奸、吸毒贩毒等各类恶性案件的高发地，而且我们今天所面临的是一伙已背负多宗命案在身的穷凶极恶的亡命之徒。
我坐上稍作伪装的采访车，从位于广州大道的《南方日报》报社大楼门前准备前往目的地时，心底陡升一股莫名的悲怆之感。不知何故，就在这个时候，我突然想起几千年前，负剑深入秦宫勇刺秦王的壮士荆轲，想起了那首流传千古、至今仍让人振聋发聩的诗句：“风萧萧兮易水寒，壮士一去兮不复返。”
在广园西路的华南影都附近转悠了一阵，已将近中午12时，我们一行4人就在王圣堂附近找了家“毛家菜馆”，想利用吃饭的时间，商议下一步行动。
这家湘菜馆装修得朴素大方，乡土气息颇浓，大门口悬挂着两个特大号的大红灯笼。穿忙碌着的服务员也是清一色上蓝下绿土家族服装，墙面别出心裁地张贴着开国领袖毛泽东不同时期的革命工作巨照，空隙之间悬挂着红军时期所用的斗笠、镰刀、铁杆等生活用品，店堂内播放着人们耳熟能详的爱国歌曲。由于身负特殊的任务，我们在豪情万丈的气氛中，个个都显得神色庄严。
我们决定由司机开车带着摄影记者走短距离跟随，多拍些照片。我和邓世祥则下车步行，根据情况随时调整暗访计划。
为了便于行动，我让邓世祥将手机和采访包全部留在了车上，我则背上了采访包。当然，此时的我做梦也没有料到，我这一无意识的建议，竟会为命悬一线的我们留了一条生路。
吃过饭，司机轩慧驾驶着采访车将我和邓世祥送至华南影都附近，车窗外到处张贴着刚刚荣获奥斯卡大奖的美国大片《泰坦尼克号》的巨幅广告，令人眼花缭乱。
八十多年前，“泰坦尼克号”在大西洋海域撞上冰山那一殊死时刻，人性隐匿的假丑恶、隽永流畅的安宁与高贵何尝不是在一瞬间昭显无疑，船上的人们是如何在两小时四十分钟与人所惧的死亡上演幕幕夺命惊魂的？八十多年后的今天，冰山又是何处不在？有多少人活在暴力的阴影下为饥饿、死亡所恐惧？又有多少人见识到血腥、杀戮为一时贪欲枉送性命？又有多少人为了将黑恶铲除，明知山有虎，偏向虎山行？在这个时候，我们几位新闻记者只不过是在履行我们应尽的职责。
我和同事们最后选择了一个行人不多，不为外人注意的小路分手。临下车时，我和邓世祥伸出手与魏东、轩慧紧紧地握在一起，车厢方寸之间盈溢着同事信任与鼓励的目光。大家最后重重一击掌，互道珍重。
